Cochlea
你 背著海來看我的下午
帶你到我溫暖柔軟的洞穴
豢 養你在我唯一的洞穴
──夏宇〈我們苦難的馬戲班〉[1]
走過之地留下的都算
閃亮的痕
布
痛楚之必須被記得
於是我們在寒天裡打耳洞
銀針穿過時我的耳膜震動
穿過 連著紅色繡花線
穿過 嗦嗦
銘刻在身體之上的不是名字
不過是洞穴而已
窄小而滲著血水
你的
我在你的蝸裡窩轉了又轉
舌尖與濕潤的花蕊
迴旋的是你的紋
翻過銀針也翻過我的舌
窩的光滑無垢
細聲或者就有海潮
和著氣泡在你的房裡滾動
又或
我以高跟刺破
你脆弱的房在你的耳呵氣
就把你一口吞下
收在我最柔軟的洞穴
低聲 尖
叫
「不要再讓千千萬萬的農民工兄弟步我們的後塵，讓全社會的人民老有養、小有所依。」一群患上塵肺病的農民工在一封給深圳的公開信中寫下他們卑微的心願。這個心願，也是屬於全國工人的。這群來自湖南張家界市桑植縣的農民工共有125人，1996年開始在深圳從事房地產基礎及橋樑基礎樁孔爆破作業（即在岩石上鑽出孔洞，裝上炸藥進行爆破，打下深達三四十米的深井，作為大樓的地基）。他們離鄉別井來到深圳打工時，風華正茂。他們把自己的青春年華貢獻給深圳的城市建設，曾參加了深圳地鐵一號線、羅湖邊檢總站辦公大樓、景田圖書館、市民中心、白石州世紀村、梧桐山電視塔、南山快速線等很多政府部門及地產基礎的樁孔爆破工程。當這些龐然大物一個個在深圳拔地而起，工人卻一個個倒下。由於工作過程的粉塵很多，工地卻沒做好安全措施，工人亦缺乏勞護用品，不少工人因而患上塵肺病。塵肺病是一種肺部纖維化疾病，患者肺部功能永久受損，引發迸發症致死。奉獻了半生青春，正值中年的工人現只殘留一副完全失去勞動能力的軀殼，工人的家庭也因經濟支柱的倒下而陷入財政困難，生活拮据。目前，三個工人像接力般相繼病逝。剩餘的工人看著身邊的手足一個個死亡，不知道自己會否成為下一個接棒人。
或者中國的勞工是我們一個不能逃避的痛。一方面我們不斷聽到內地勞工在血汗工場受著如何不合理的待遇，另一方面我們則不斷地用低廉的價格購入內地的商品，享受著壓迫工人而來的成果。抱著歉疚、戰戰兢兢的心情，我回了內地訪問一個在廣東省經歷過工傷的勞工，只為將內地工友面臨的景況的其中一部份帶回香港，讓同學都能了解他們的生活。全篇採用訪談錄式的方法撰寫，希望可以儘量模仿、重現訪問中他們的語氣、想表達的意思。讓同學了解的不單是他們的工作狀況，而是他們的感受、他們的生活。
問: 當時為什麼會離鄉別井，出來打工的?
答: 沒錢呀!家裡沒有錢，就要出來打工啦!我自己剛出來時，就是去了一間塑膠廠工作，因為那工廠加班特別多。剛開始時，連續一星期每天都只能休息四小時。很辛苦呀!但是要賺錢，沒辦法，最後一個月才領了四百多塊。
問: 當工廠聘請你時，合同上是否有關於工傷的條款的?
答: 那時其實連合同都沒有，基本上大部份工廠都是這樣的了。現在有法律，情況應該好一點。對我們打工的來說，找工作都只想賺錢，沒有人會預計會發生工傷的嘛。
問: 工廠有沒有按排工業安全訓練的?
答: 甚麼訓練呀，甚麼工業安全，甚麼都沒有啦!就是整個工廠都要趕貨，效率為先，誰會管甚麼工業安全呀。很多時候呀，就是安全的設備也是沒有的。就是在政府會來檢查時，才會從貨艙中把安全裝備提出來，裝裝個樣子。可是檢查也不是那麼多了。
問: 可是工人們不會覺得危險的嗎?
答: 就是覺得危險也沒辦法呀，我記得曾經廠要我們途手拿一些很燙的廢料，又不給我們保護裝備。有工友受不了，向我們的組長呀，反映過。可是他哪管你! 就是一切都要效率為先，其他的全都管不了。
問: 如果告去政府部門那兒呢?
答: 告也告不了，我跟你說。全廣東省有這麼多的工廠，他會逐個管?就算是，一個紅包也就打發他走啦!可我們工友，被炒了，不用賺錢呀?家裡的，不用吃飯呀?如果是年輕的還好，找到別的工作的機會大一點，如果是像我這種，三十歲打後的，遇事也不敢吭聲。再加上你有家庭顧慮的嘛。對不對? 就是一千個人都沒有一個會去投訴。
問: 你可以說說自己那次工傷如何發生嗎?
答: 那時剛調到另一個部門工作，機械的運作也不熟悉，而且那段期間又要趕貨，每個人都忙得要死。
剛好機器出了一點少毛病，整個模具就壓到了右腳，三隻腳趾這樣就沒了。
問:當時有立刻想到自己日後的工作問題嗎?
答: 那時呀我看著血不斷的流出來，第一個想法就是自己會死嗎?我怕得要命!如果工廠方面不把我送往醫院的話，我就死定了。那時發生意外的時候呀，我的那個組長立時跑了出去，也不知是跑路，還是替我找人去啦! 幸好那時我有一個同鄉，馬上把我送到醫院去。
問: 送到醫院，有遇到別的狀況嗎?
答: 到了醫院，就是在擔心誰會替我付醫藥費? 最後工廠那邊拖了兩個多小時才替我付了醫藥費。其實我的情況還好的啦!就是我的工廠有按法律替我們買了勞工保險，所以他們比較願意付錢。我聽說過，有的工廠沒有買勞保，就隨便用數千塊就打發一個受傷的工友，回家自己療傷去了。
問: 當時有通知你的家人嗎?
答: 有吧!我也不太清楚。就是他們知道了，也不可能出來看我的呀。路費誰付呀?最後是因為我在住院期間需要有人接顧，那些屎呀尿呀，也沒有人願意幹，工廠方面只好讓我老婆來接顧我了!在我住院一段時間後，才發現工廠方面沒有按規定，發我每天七十五塊的工資。我覺得他們就是騙我們沒有知識，因為一年之後，我就是發現了也不可以追討賠償了吧!我跟他們談了多次後，他們才發了我一部份的工資，就是三十多塊一天吧。他們始終也不願意按法律規定發我工資，我只好告工廠那邊。
問:在告工廠的過程中，有得到甚麼特別的幫助嗎?
答: 也沒有啦! 就是自己在外面找律師，先要交二千塊，作這個工資，如果追討成功了，就再讓他拿一成。其實整個過程是很痛苦的，花的時間也多，最後我也決定不繼續用二審追討，而是靠勞動仲裁把工廠欠我的工資追回來了。因為繼續告下去也沒有用，就是二審又要花時間，又要花多數千塊。
問:工傷對你之後的生活和找工作有影響嗎?
答:之後花了半年多的時間來治療，其實到現在走路的時候還會痛的。那工作方面，就是有工傷也不能告訴工廠了。他們不會聘用有過工傷的人。所以工作時再痛，也要忍住，不能讓人發現了。我想這些就是你所說的影響吧!
後記：工傷影響的不單是一兩個人的生活，而是中國數以億計農民工的生活。他們是我們一個不能逃避的痛。我們是否可以反思一下，我們究竟可以為他們做到甚麼?關注他們的景況?向身邊的人提起中國勞工的問題?還是可以有更多的東西可以做呢?
阿球（化名），二十歲，湖南人，在廣東省某工廠區打工，於女性衛生用品工廠工作時，被機器夾斷三隻手指。他是一名「普工」，也就是沒有技術、隨時補上、甚麼活都要幹的工種。工廠的規模很小，只有數十人。於是，在人手缺乏時，阿球往往要頂上一些他完全不熟習的工作崗位。加上工作時間很長，一般也要從早上六時半工作到下午六時半，神志自然不太清醒。肇事當日，他未曾接受過任何安全指導及技術訓練的情況下，就被安排負責執行品質檢查的工序
阿球說：「那機器很大，要五六個人操作才行……又沒有防護罩。」他要在快速運轉的輸送帶上撿起不合格的成品，動作反應都要麻利敏捷。很不幸，當他發現其中一件成品掉進輸送帶與機器的空隙時，在沒有意識到危險的情況下，把右手伸進去撿，終於釀成意外。
受傷以後，阿球被送往醫院，四個月內做了兩次手術，截去三隻手指頭。在醫院中，他依靠老鄉墊付手術費。廠方不單沒有任何慰問及照料，更聲稱：「（只是）手 受傷，不用照顧。」不過，他還是可以從社會保險基金中得到萬多元的賠償。而在勞動合同法規定下，他與僱主簽訂的勞動合同，又另外保障了他兩萬多元的賠償。然而，廠方付了一萬多元之後反悔，尚有一萬元賠償，自今尚未償清。除此以外，鑒於於工傷工友不能煮食，法律規定廠方應該為受傷工人支付的伙食費（工傷保險條例中的生活護理費）。可是，阿球每天三十五元的伙食費不但被剋扣至每天十五元，並要他自行墊支之外，廠方甚至連他的覆診費用也不願負責，只是不斷要求阿球盡快出院。於是，阿球住院廿天後便出院，並調到工廠門口看門。
撇開賠償不談，阿球本身的工資也同樣遭到剋扣。阿球的工資計算方法是計件的，沒有底薪，所以廠方經常強調「不上班，沒工資」，而且長期開工不足，也時有發生。因此，即使是他受傷休息的那個月，明明處於停工留薪期，也只獲廠方發出六百元的工資。但是，在廣東省的最低工資規定中，這樣的工資是絕對低於普遍標準的（例：廣州的標準達八百元，深圳的更可達一千元）。而假期方面，工廠也沒有按照勞動法的規定放假：如果要放假，需要得到工廠批准，星期日或加班的工資也與平日工資一樣。最令人髮指的是，即使工人辭工，假如廠方不願意，便不會付清拖欠的工資。這種普遍存在的「辭工不批」現象，尤其出現在近年珠三角勞工供應不足的情況，完全視工人為予取予求的奴隸。
面對廠方多番侵害他的勞動權益、以及要求多次協商不果，只換來廠方「不跟你談」的回應後，阿球打算從法律途徑追討賠償。但廠方依然說：「隨便投訴，我們（跟有關部門）有關係。於是，阿球打算到勞動局的分派點勞動站投訴。不過，勞動站的工作人員通常會拖延時間，不依法辦。就算協商調解失敗之後，仍可以要求仲裁，也未必有用。因為正如阿球所說：「廠方與仲裁員有關係。」只要勞動仲裁爭議委員會裡的勞動部門代表與資方（還有所謂的工會）合力，工人便只能寄望向人民法院上訴一途。
阿球回憶他工作過的工廠裡，大型工廠才會比較落實政府規定的勞動法規及各類巡查制度。即使如此，在他打工的地區附近，約七、八間大型工廠中，也只有三間會切實執行國家法律及地方法規。可想而知，小型工廠的情況更差。不過，勞動局也會偶爾會派人到工廠巡視，檢查有沒有廠方在計算或發放工資上作弊，以及宣傳勞動法。至於各地都設有政府的工會，本應負責組織工人及保障工人利益，但阿球打工多年卻從來沒有聽說過。反而他對勞工法例及權益的認識，基本上都是靠義工的宣傳。他認為，勞工的惡劣處境，主要在於有法不彰。而老闆願意支付部分賠償的原因，也只是怕工人死纏難打找麻煩。
阿球現在盼望的是取回全部賠償，然後回家做些小生意。前年的農曆新年，他因工傷沒有回家，父母很是擔心；上年雪災，也回不了家。假如今年的仲裁又在春節前後的話，他可能會三年都沒有回家了。
回家雖有波折，但總是有機會的。只是，中國農民工的共同遭遇，並不因回到了家而完結。也許他們希望的，純粹是不用依靠誰；但與之相比的是，我們都在依靠他們。那麼，我們對中國勞工的關注，永遠都不嫌少，只嫌少了從中獲利的我們。
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始，國營企業終身僱用制正式結束；容許境外投資者到國內投資的新政，令「僱傭勞動制」重新出現在中華大地。港資工廠於八十年代大舉遷進華南，至八十年代後期，單是廣東已佔了香港在內地直接投資的40%，廣東一省亦佔中國所有外來直接投資的30%。可見香港在改革開放的早期，確實擔當了大量投入資金的重要角色。
1992年，鄧小平南巡廣東，將廣東省定為「中國改革龍頭」，這成為一種刺激，令其他省份開始急起直追。因著國企轉型，本來屬於公有財產的土地及其他天然資源，迅速在實際上成為新興企業的生產依據；農村方面，因國家巧立名目增加賦稅、國家低價統購糧食、貪污熾盛，種種問題令農民收入未能支撐開支，故不少人外出打工，成為市場上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使內地本土企業極速增長，與境外投資的合作更趨複雜與多樣化。至1997年底，港資廠商已在廣東聘用了大約600萬人，香港產業工人卻由1984年的905，000人減少至288，887人。勞動密集的產業轉移至華南一帶，香港資本家將資源集中於技術密集的部份如設計、生產管理、市場推廣、品質控制等之上，這同時亦令相關服務業如保險、金融、銀行業等迅速發展，產業北移確實成為香港「轉型」成「國際金融中心」的經濟條件。
從新發掘歷史、重提這段關係，是要指出中國勞工雖然不在香港，然而他們的情況，卻與我們有莫大關係。在整個華南私人企業的發展過程當中，香港資本都佔了主導地位，工業北移，不單令香港工人失業，造成一大批被稱為「低學歷低技術」的低收入人士，且在內地規限僱傭勞動制的法例尚未完備之時，亦令內地工人蒙受極度苛刻的工作條件及生活上的痛苦。他們的處境，是由官方與資本家緊密無間的合作而造成的。內地勞動者缺乏談判權力，實際上也沒有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在這個層面──在經濟體系的最核心部份──「僱傭勞動制」的枷鎖面前，香港基層與內地勞工，可謂同呼吸共命運。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說法，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以在立國初期，基於產權為「全民所有制」，即一切山林水澤、天然資源、生產的機器及用具皆為法制上的全民共有，故企業多採用集體管理、集體負責的方式營運，並無僱傭勞動關係存在。八十年代，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新政令國營企業出現，又逐漸容許改組公私合營、境外投資，亦容許外來資本在國內興辦企業，過去的集體營運模式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資本主義僱傭勞動制。經濟模式改變令大量勞動者失去工作崗位，唯有選擇流轉到民營企業，或者成為個體戶，在街頭做小買賣營生。
按照中國憲法，勞動者社會位置較高，應有更好的保障，然而經濟模式轉變，法制卻沒有跟上軌道，至使在初期，中國勞工在沒有明確的保障勞動者的條文下，承受了資本主義原始累積的痛苦︰幾塊錢的時薪、惡劣的工作環境、僱用童工、處理高風險（主要是有可能危害生命安全）卻沒有足夠培訓的工作內容，當時沒有僱傭合約，工傷或者裁員也完全沒有保障。在這個情況下，勞動者的待遇及生境成為國家極需解決的問題。
早在1951年，中國已有《勞動保險條例》，主要目的為「保護工人職只的健康、減輕其生活中的困難」，這條條例主要保護對象為集體營運國營企業的城市工人。1993年，中央制定《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旨在嘗試解決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範圍內關於勞動合同履行方面與無理解僱員工、執行國家有關工資、保險、福利、培訓、勞動保護等問題。
1995年1月1 日，作為在僱傭勞動制下「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調整勞動關係，建立和維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制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終於出台。2003年，國家又設立《工傷保險條例》，更仔細地規管了社會保險及資方需要負擔的工傷賠償比率及安排。另外，為了完善勞動合同制度，確定雙方權利與義務，2008年1月1日再推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至此，影響勞動群眾至大，亦被勞動者視為權利保障及維權依據的四條法例（《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條例》、《工傷保險條例》）已然齊備。
在勞動權利相關法律的執行層面主要有三個部份，分別為企業方代表（即資方）、勞動者、國家勞動行政部門。地方的勞動行政部門稱勞動站，是整個勞動行政部門接觸地方企業及勞動者的最前線，也是具體落實執行勞動法規的基層部門，其主要工作包括監察勞動合同是否符合規範、定期考核企業有否按照國家勞動法規對待職工、接受勞動爭議申訴等事項。
勞動行政部門以外，國家又根據《勞動法》及《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設立「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以作為調解縣、市、市轄區內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勞動爭議的機構，並無上下級機關。委員會由勞動行政部門代表、資方代表及同級工會代表組成，作用為初步調解勞動爭議。申訴人如有不服，可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此外，勞動者如遇工傷，經呈報主管工傷的政府部門確認及評估受傷嚴重性後，可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索償，資方需另外賠償予工傷工友。如不幸患上職業病，可先求診或直接往地方衛生監督所檢查，確認為職業病後亦可按法例獲得賠償。
然而具體施行情況究竟如何？勞動者是否認識條文？又是否即如條文所言，確實掌握了與資本家談判的力量？以《勞動合同法》為例，「勞動合同」為勞動者與資方確立勞動關係的重要文件，同時亦是勞動者所有勞動保障的依據，理應廣為推廣，令勞動者明白自身的保障與權利。然而，根據「打工者中心」撰寫的《2009年勞動合同法實施情況研究》（下稱《研究》）一文指出，雖然極大部份勞動者都稱知道《勞動合同法》，並知道簽訂勞動合同應同時拿合同的複印本，但對企業不簽合同的懲罰──支付雙倍工資──則很少人知道，「長三角」地區只有39%的受訪者知道，而有約25%的受訪者根本不相信這條條例存在。
工友最常遇到的情況是，由於不清楚勞動法規，簽訂勞動合同時不小心、工作時因沒有清晰指示而沒留意工作安全，甚或事前根本不知道工作的危險性，至使當發生勞動爭議時，不小心的工友往往吃虧最大。而當有勞動爭議時，老闆通常都會聲稱他們與官方「有關係」，並不懼怕追討或起訴。當職工們拿著勞動合同與身份證明文件向地方勞動站申訴時，勞動站的工作人員通常都只是拖延時間，並無認真處理申訴。
這種情況的出現並不獨因老闆們所聲稱的與官方「有關係」，亦因資方由確立勞動關係那刻開始就不停規避相關法規，用以減輕經營成本及刑責。最常出現的情況是隨意填寫勞動合同，使其含糊缺漏。
據《研究》所載，「珠三角受訪者所簽合同內有50%以上沒有列明指出該勞動工作的危險性」，當然亦沒有列明相關保護資料；用人單位（僱主）一欄往往只是寫上公司的簡稱或全名的關鍵詞，而地址就只寫上地區，沒有列明正確地址，這一切都令相關部門難以複查追究。勞動者正式上工後所遇到的近乎欺詐的拖欠薪金、賠償、不提供職前訓練，出事後不負責任，甚或沒解僱員工卻以各種手段逼走勞動者，以節省解僱後的經濟補償金，種種情況更是屢見不鮮。
工傷及職業病方面，當勞動者遇事送院或作身體檢查後，即使廠有向相關部門通報，工傷及職業病評定不是延誤就是錯判。曾有塵肺病工友被判為無礙，該工友雖自費開胸驗肺才得以證實其病情；即證實其為職業病或工傷，資方亦不願作出賠償，拖欠賠款有之，更有勞動者在工傷後送院後，資方只以一紙含糊的勞動合同逃避責任，而根本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勞動者，根本不會被承認為職工，其損失更是巨大。
行文至此，不應諱言，這是兩個階級的角力。一邊有產階級坐擁資源宣稱願者上釣，另一邊是一無有出賣勞力打工搵食。張力展現於有產階級為獲最大利潤而減少勞動者應得的一切，包括那已經薄到犯法的工資，包括那經濟補償金與傷殘補助，以及用種種手法鉗制勞動者，使其不能迅速形有組織的抗衡力量。上述現實經驗令不少勞動者白到維護自身權益的重要性，由於法令不彰的癥在於基層單位與資方的利益關係，與及資方為利漠視法律輕賤人命，而全國工會幫助既然不大，動者實際上又無自組工會的權利，唯有依靠既存的法律，希望找回一線生機。
依法維權的「法」，指的是《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條例》、《工傷保險條例》四條法例，勞動者透過這四條法例爭取條文賦予的權益，當中大致可分為「個人」及「法制」兩方面。個人層面在於加深對勞動法規的認識與應用，尤其在各種保險條例方面，勞動者嘗試透過認識工傷評級機制與賠償準則，去判斷勞動行政部門與資方所提出的賠償方案是否合乎法定標準。明白細則的設定與適用範圍，可以盡量增加與資方談判時的籌碼，令資方難以利用漏洞規避責任。
而所謂法制層面，即指如何利用對勞動法規的認識，打破官商共同形成的、對勞動者的困局，透過合法途徑爭取應得的權益。目前來說，主要是指主動提交有關資料及數據，利用既有渠道申訴。地方勞動站雖與企業存在利益關係，勞動者申訴難以獲得正式處理，然而他們卻能將自身申訴的資料交予勞動局（勞動站的上級機關）；又或者，如經過勞動仲裁委員會討論，仍未能具體解決勞動爭議，則勞動者亦會到人民法院提出上訴。他們知道，即使企業與地方有定利益關係，然而總可以找到受理的部門，雖然委員會與人民法院處理個案需時，更甚者亦會馬虎了事，然而對比之下，這已經是一條頗為走得通的路子。
勞動者打工，為的是生存，可是資方耍賴、法律不彰，從而墮進了另一種艱難而危險的生活，這離中國憲法所給予的願景太過遙遠，亦非任何一位勞動者所願，是以他們需要以具體行動爭回他們的權益──在目前國內的情形而言是「依法維權」。香港經濟仰賴華南勞動者支撐，所謂「中港經貿關係」，可以有一個更基進的視角──主動關心中國勞動者的命運、認清產業轉移的真象──我們都受著僱傭勞動制的牽扯，無分中港，我們一部份的人富起來，腳下，有著千萬勞動者的血汗。階級並沒有被消滅，國內勞動者兄弟受盡了資本家的欺侮與剝削，我們確難以視而不見、心安理得。
在三改四的新學制下，中文大學會在通識教育課程規劃進行改革，重新設計「通識教育基礎課程」。其實校方現在已經實行了pilot course（分別是UGB 2412「經典中的科學」及UGD 2411 「寫給當代的經典」），選修的同學試讀之後都會給予意見，讓校方進行課程調整。
2012年之後，每一位中大學生都必須修讀這兩個課程，每個課程三 個學分，可見這個課程改革影響日後好幾個年度的中大同學。由是中大學生報邀請了張燦輝教授及王永雄博士做訪問，讓同學了解新通識的課程設計、教學期間的實 際操作和評分準則。
這個新通識課程的目標，是希望中大的學生除了接受本科教育之外，可以體現全人教育的重要性。新通識課程是以閱讀為基礎，讓不同 學系的學生閱讀各個學術領域的經典，包括柏拉圖、馬克思、牛頓、達爾文等人的名著……同學可能會問：「這個課程是有一個學期，讀這麼多經典會不會蜻蜓點 水？」。教授們也承認讀這些經典的確需要時間沈澱，不過閱讀名典最重要的目的，是藉著閱讀這些探討永恆問題的文本，抽取不同思想家的問題意識，而學生就可 運用這些思想家的框架思考自己當下的人生問題。
至於新通識的教學模式方面，將會以導修課為主。每星期學生都要先看文章，然後跟同學及老師討論。新 學制的新通識課程將會實行小班教學，不過每班都是以25人為限，而25人一班導修課其實是十分難討論的，所以教授也提出將每一班分為兩組，令討論的氣氛更 加熱烈，每位同學的討論時間也相對充裕，不過這個提議會否實際，仍是未知之數。
而每班的同學將會來自「五湖四海」，即是每一班都會由不同學系的同 學組成，使不同學系的同學可以互相交流。同學可能會擔心不同學院學生的教育背景差別很大，而學生的教育成果於同一課堂上都會有很大的差別，而教授也知道這 方面的困難，所以指出學生要主動參與課堂的討論，表達自己的疑難，而最重要的是教師與學生的關係密切。 由此觀之，教師的職責在這個新通識課程就顯得十分之重要。
另外令通識教育部困的就是師資的問題，因為有多少位老師可以讀通這些經典相信已為疑問， 而這個課程即使全是用同一系列的文本來教育，閱讀文本的方法很大程度由教師決定，那麼每班之間的差異亦將會十分之大，譬如以《出師表》為例，著重文學的導 師與著重政治學的導師所採取的角度已經相距甚遠。而通識教育部也考慮到這一點，所以在三改四的新通識課程安排上，通識教育部會給予老師教學指引，讓老師可 以更容易掌握教學的方法。
筆者也提出pilot course是以選修的形式進行，可想而知，現在選修這個課程的同學大都可能是想讀這些原典才選擇新通識課程。可是三改四之後這個通識課是必修的，學生的 反應及參與跟現在會出現很大的落差，因為對閱讀經典抱有興趣的同學比例將大大減低，繼而師生的討論氣氛亦會相差很遠。
終於到了同學最關心的部分 ──新通識課程的評分方式。在新通識課程中，同學要每星期寫原典的評論來得取「平時分」，而小組討論就佔了相當的比重。至於會不會有考試、期終論文這些評 分方式，作有待通識教育部決定。其實，通識教育部至今仍在檢討新通識課程，通識教育部都希望可以在日後的新通識課程簡介會上與同學探討課程的不足，令日後 的中大人可以修讀一個完善的通識課程。
大學原本是四年制的，為了跟隨英制而被改成三年制。在數年後，大學基本修學年期會回歸成四年。在這個轉變下，大學的課程設計必須要重新審視。中大校方正著手制定一個新的課程及準備相關的配套。就這幾方面的問題，學生報訪問了楊綱凱教授。
大學最低畢業學分將由九十九分，提升至一百二十三分，每個學期最高修讀學分由二十一分，減至十八分，學系只能要求學生最多修讀七十二個主修學分（但同學仍有自由去修讀多於這個數額的主修科），並增設「基礎核心課程」，當中包括中文、英文、資訊科技的課程和基礎通識科，而在最後一學年，學系會有一個整合課程，總結所學的技能及知識。
兩個中文課程和三個英文課程是新學制新生必要修讀的，每個語文的第二個課程會是有學院面向的，即是以協助主修學科為目的，譬如因應論文寫作的要求而有所差異，明顯的例子是社會科學院的論文寫作和物理學的論文寫作是大相逕庭。而課程的內容是由中文系及英文教學單元去制定，大致包括演講技巧、寫作技巧等。課程的運作無論學院還是學系都沒有權去干涉，例如學生能否豁免該課程必須由中文系或英語教學單位去決定。
至於資訊科技學習方面，則是新增一學分的課程，並取消現有的「資訊科技能力測試」。楊教授稱該課程的內容主要是資訊科技方面的概念，如網絡保安，更有效地搜尋學術上的資訊，而不會再僅僅著重軟件上的操作及運用。然而課程的意念是非常不清晰，被問到會否向同學介紹非微軟Windows的作業系統時，楊教授顯得有所保留，指蘋果公司作業系統都是差不多，而Linux系統則是專家使用的，不必教授。對此回應令人感到驚訝，教授一方面聲稱要同學學得要有廣度，但對於展示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的電腦操作系統時，卻有所難處。相信很多同學完全不知道OpenOffice可以合法地免費使用作文書、試算表的用途；Ubuntu Linux 有著比Windows更漂亮的介面，更高安全性。介紹「使用開放原始碼軟件」、「共享創意」等概念是資訊科技學習重要的一環。原因是既然課程會談及資訊倫理，提倡尊重知識產權，杜絕盜版軟件，為何不向正在使用盜版軟件的同學提供替代選擇？這樣不全面的課程，令人質疑改善教學質素的決心。
在新的四年制下，每位新入學的同學除了要修讀以上新增的課程外，也將必須修讀合共九學分的學院課程。那些課程由學院自行設計，而課程內容大多是學院內不同學系的基礎。九個學分的分佈為三個三學分的課程，學生需於一籃子的課程內選取其中三個，而最多只可以選取一個為三個學分主修科課程，意謂學生應當廣泛地學習相近的科目，不應只是專注在主修科上，可以獲得其他學科的學習經歷。其次是給與學生更大的彈性，可以選擇合適自己的主修科。學生轉至同一學院的另一個學系的時候，可以把已修讀的學分計算於主修科內。例如：化學系學生第一學年修讀了一些物理系同樣必修的學院課程，那麼在第二學年轉至物理系時便不需由零開始。實際上，具體的設計仍可能會有微調的地方。
相較現時學系獨立收生，未來的收生方法將趨向以學院為本的共同收生。情形就像現時商學院及本年度新增之理學院的生命科學組別的安排，學生在第一學年修讀特定的基礎課程。這樣使還未拿下主意入讀哪一個學系的學生可以在第一學年尾的時候，才選擇合適自己的主修科。
共同收生的機制下，課程設計上有一大弊端，就是會出現大批同學擠在一個室內空間上課。此種窘態正出現在生命科學的一個基礎課程上，二百多人一同上課，甚麼師生互動都摸不著邊。
大學恢復四年制是與新高中學制相配合的。新高中只有三年，即是中六學生便要準備公開文憑試，考入大專院校。換句話說，相對現時大部分學生需要讀兩年高中及兩年預科，是早一年入讀大學。因此，大學的課程是有必要調整。課程實際深淺程度會就考評局中學文憑試的課程指引來釐定。楊教授認為大學有些科目在中學階段是完全沒有接觸過，如政治與行政學、哲學等，所以不存在銜接上的問題。但對於其他學科，如醫學對化學、工程學對數學要求甚高，因此第一學年的課程將會有所遷就。
新高中會強調課堂外的學習經歷，如義工服務、校外參觀採訪等，並且對其參與程度作評分。惟中大在新學制收生時，仍以中學公開文憑試的成績為主要的基準，除非該學生的表現非常特出，例如代表香港或代表國家出賽才會作特別考慮。似乎大學收生準則與新高中的評分方式仍要時間磨合。
在新的學制下，「學習成果為本」是大方向。「學習成果」是指預期學生在修讀該課程後，應該懂得的知識、技能或能力。但在一些科目，像哲學的課程，定義「學習成果」是非常困難的，其模稜兩可的陳述，更是會使學生以至老師摸不著頭。
現時校方並未有對教學及評核模式作出任何指示，主要以學系為單位去制定教學的形式和評核的方法，大體上以學生自發學習為中心主旨。因此，小組學習方式仍有望在中大校園內實現。至於評核方法上，楊教授相信以紙筆形式考試仍會是主要的方法。他強調，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而在「學習成果為本」的大前題下，其他評核方法，如專題報告、做實驗等，漸漸會取代紙筆考試。可是，紙筆考試只要存在，學習的目的不多不少就是為了通過評核，爭取好成績，一切都似乎沒有大改變。
大學三改四是場大變革，制度上的更新，是顯然易見的。訪問中，楊教授多次強調不應只著重「制度」上的轉變，不過就以上幾個方面看，在「非制度」上的領域，不論是課程內容、學習模式和評核方法，都是一如以往，只是在這牢不可破的框架下，增添一些點綴。幸而，在新學制來臨之時仍有一、兩年的時間，希望中大校方可以及時意識到教學真正需要的是從根本上的改變，不要延續以往過時的那一套。
文：中大校友
中大打著遵從教資會的宋達能報告書(Sutherland Report)建議的旗號，於2008年暑假提出改組教務會。沒有經過任何校內的諮詢、討論，便憑空從一個聞所未聞的「專責小組」中變出一個削減成員人數至不足三成，卻保留全數被校長委任的大學主管人員的「建議」。
儘管馬上受到學生會和其他師生的強烈反對，校方仍在同年九月提出了大幅度減低教務會代表性和學生參與的方案，刪去教授、系主任、書院院務委員和當然學生代表。學生多番要求重新檢討方案不果，校方卻在去年六月強行把方案提到校董會通過－－事到如今，方案己變成了立法草案提交到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中大學生會和崇基學生會代表獲邀在今年一月的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發言，指出校方的方案把學生代表從學生會會長當然代表改為由校方舉行沒有問責性、沒有監察體制的所謂一名學生互選代表，是漠視中大學生參與管治及書院制的傳統，也否定學生自行選出學生代表的自治功能。
面對張文光、黃毓民，甚至梁美芬對校方的質疑，代表校方出席會議的副校長廖柏偉和教務長吳樹培面不改色。廖副校長指學生代表的問題已經過多次的討論和回應－－雖然說不出怎樣回應；教務會亦因此加開了特別會議討論－－並在學生代表強烈反對下堅持方案勢在必行。
吳樹培指改組方案是按照宋達能報告書的要求－－而無視報告書提及行政效率與民主管治平衡的重要，以及其他院校大都保留學生會會長當然代表的事實；更指中大學生會去屆會長林嘉嘉並未在專責委員會會議上提出反對，現任會長林朝暉亦在特別會議上提出了五年後重新檢視的建議－－而林朝暉無奈屈服校方方案一節，略過不提。
林朝暉馬上指出，林嘉嘉早在零八年底已因多次缺席會議、疏忽職守而被學生會免職，自己上任後多次向校方表達意見，卻遭楊綱凱副校長一拖再拖。吳樹培卻仍堅稱經過教務會的討論，方案是大家的共識－－即使，廖副校長才剛說過，教務會需要改組的原因之一，正是其架構龐大而難以發生有效的討論。
最後委員會請校方暫時撤回方案，取得校內共識再重新提案。至今，卻似乎仍未有校內重新展開討論的消息。
原來中大校董會響上個月28號通過左要開設「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專研內地經濟，並且已經揀左中大經濟系廖柏偉教授做研究所所長，年薪成150萬。無獨有偶，我們即將卸任的劉遵義校長亦都係研究所成員之一。唔講唔知，劉遵義除左又係經濟系教授之外，仲出左名研究中國經濟。
據學生報了解明報了解中大，「研究所首筆經費為1000萬元，中大會一筆過撥出200萬元，和籌募餘下800萬元。校方更會籌款2億元，成立基金長遠支持研究所發展，以每年約4%回報計算，每年可撥800萬元作為研究所經費。」年年有人出錢做研究，柴米油鹽又有晒保障，大概是所有打工者夢寐以求的事吧。
明報仲話中大話喎，間研究所會「開辦『貴族』級金融行政課程」、「向各地金融界巨子及政府財金官員傳授管理金融系統『秘笈』」。如此說來，將來不少政經界高官、企業CEO，大概便要在這裡誕生了，進化了，他們甚至很可能繼承前人，在經濟領域上繼續捏著我們的喉嚨。一想到這裡，心裡不其然打了個突。
唏噓還唏噓，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流行的一款即時戰略遊戲，叫「世紀帝國」，裡面有一種部隊叫「僧侶」，據說能夠招降對方的建築物，霎時間又興奮了起來。
編按：「八十後」在高鐵運動期間成為熱門話題，而中大學生報特此邀請了熱衷
參與高鐵運動的研集解放本土小組寫「八十後」，從而去擴闊讀者對「八十後」
的想像。陳景輝率先指出「八十後」作為一個集體身份的目的，是要「尋找、想
像和打造一個以香港為界的城市共同體」；同時用以往城市運動所積累的力量和
經驗作為座標，去重新建構一套非由商品消費主導的城市空間。之後，陳劍青就
從西方殖民主義所衍生的知識體系切入，指出建制與當時的殖民者無異──要將
生物學的框架套落「八十後」這個非我族類。可是這套概念卻忽略了屬於「八十
後」的時空前提，諸如港英殖民管治的經歷至到當下的中港融合。這些根植於本
土時空的觀念為「八十後」重新扣上政治的意含。最後周思中運用無意識的結構
來類比「八十後」的苦行，他指出要了解苦行就不能只著重於苦行者／鼓擊者，
而是要從整個苦行的形式出發，這包括集體、空間、時間等等。讀畢這個專題的
同學，都希望大家日後對坊間如何論述「八十後」更加敏感，同時認清自己的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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