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學生報::斟

發展與公平不可並存嗎？

——瑞典的例子

文：古

 

在種種給祭出來反對民主的名目當中，「民主＝福利主義＝加稅嚇走投資者＝經濟衰落」是一種常見的說法。

 

這一方面是在政治上用作反對民主的借口，一方面亦是在經濟上拒絕在稅率、社會福利等各方面，作出進步性的改動。然而， 以為唯有低稅率、低社會福利及保障、高剝削，才能保證經濟發展（而且這種經濟發展的成果注定大部份由一小撮人獨佔），根本錯誤的看法。

 

北歐諸國如瑞典、芬蘭，均是社會公平與經濟效益都於先進國家名列前矛的福利國家，高稅率、工會及社會民主黨力量強大的同時，亦能產出了全球知名的品牌與企業，並吸引大量外地投資，世稱「斯堪的納維亞模式」。本文將對其中一國瑞典作出介紹。

 

到底瑞典人享有的社會福利及保障有多好呢？ 我們只需留意人們常以「從搖籃到墳墓」（的保障）去形容該國的社會制度，就可想像到當地人的權利與福利，得到了多大程度的落實。就以兒童為例，在嬰兒出生前後，父母享有共450天的津貼產假，充分滿足嬰兒與家庭的需要；而1至16歲的兒童，亦有享有能確保其生活基本需要的津貼。教育方面，則是由小學至大學一律免費，由小學至初中的9年，甚至有免費午餐提供。至於醫療，除了醫療接近完全免費外，人們亦能在休假期間享有薪酬80%的津貼。失業保障方面，失業人士在失業期間，可享有原工資80%的失業補助。至於老年人，則一律在65歲領有養老金。正因為有著完善的保障， 在聯合國的08年人類發展指數中，瑞典排名第七，而香港只得第22名；而該指數還未將環境及貧富是否懸殊等因素計算在內。

 

這樣完善的福利，自然要靠高稅收去維持；相對於香港的低利得稅（上年減至16.5%），瑞典則為26.3%（其實也不算一個很高的水平，英、美、法、德的最高利得稅率都比其高），另外公司亦需為僱員的薪酬，額外付出30%作為稅款。個人入息稅當然亦高，最高約為收入的50% 。高稅收加上高福利，令瑞典無論在稅收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還是國家支出佔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均達五成之譜，而香港不過分別是12.8%與約兩成。在瑞典，公務員人數更是佔總勞動人口的三成以上。

 

根據標準右翼經濟學教科書，如此一個高稅收、政府「過度澎漲」的國家，一定嚇走投資者、缺乏競爭力。而事實是，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在06-07、07-08及08-09連續3個季度，瑞典的排名分別是3、3、4 ，而素以低稅率自負的香港，則是12、12、11 。報告指，排名較前的國家之所以成功，在於「國家創新能力強」、「企業文化成熟」、「機構透明度高」等——至於低工資、低稅率， 似乎都不是經濟發展的長遠取勝之道。

 

瑞典長期執政的社會民主黨，是否沒有受過來自右翼的挑戰呢？當然有，最近06年的大選， 他們更敗給由「溫和黨」（Moderate Party） 領導的聯盟。不過有趣的是，溫和黨的黨魁Reinfeldt不僅效法貝理雅的「新工黨」而自稱「新溫和」（和「新工黨」由左向右轉相反， 「新溫和」是由右向左轉），在競選其間更數次修正其政策（主要是一些質疑社會民主價值的政策），最後更表示他是來「完成福利國家的諾言」的！而即使社民黨陣營選戰敗陣，其實也不過是險負（雙方的支持率均是四十多個百分點）；以單黨計，社民黨的支持率更是仍比溫和黨高出約十個百分點。因上述原因，不少評論者均指出，該次選戰的結果，弔詭地將會令瑞典更為左傾！

 

當然，沒有一個國家「天然」就是一個注重平等或公義的國家，這始終是瑞典人在經歷過社會民主制度的生活經驗後，所作出的理性選擇。香港雖然還未有民主，而整個客觀狀況當然也與瑞典不同，但將來要在經濟上作出民主與公平的安排，卻是絕非不可能的。

畫面的雪花

隱沒在電視劇的人

文：陳玉峰

 

小克曾經用他的熊貓，畫過一次那些專由林保怡蒙嘉慧郭晉安歐陽震華演的「專業人士」時裝電視劇：熊貓醫生在酒吧遇上另一隻熊貓律師，展開一場完全無內容的無線劇集式對話[1]。小克說：「你試下今晚咁樣同你女友傾偈，睇下佢鬧唔鬧爆你！」

 

電視劇脫離現實

劇集中人不是醫生律師就是警察公務員，大家都在隱隱陣陣的社會中過著隱隱陣陣的打工生活。時裝電視劇愈來愈少基層出現：家庭劇例必出現一家人吃飯的場面，但煮出四菜一湯的菲傭從不出鏡；每一間發生政治的辦公室必定非常整潔，但我們沒有見到騰出騰入的茶水阿姐。

 

時裝劇消滅基層，其實與社會否認基層生活的心態相長。引李智良在〈徙居者眾〉的說法，這是明目張膽的「後欄主義」：每個文明乾淨的場合後面，必然有一個污穢後欄，為前面的光潔日夜做準備。等於我們享用豐滿甜蜜的巧克力，但在第三世界收集可可豆的童工卻在汗酸與饑餓之中工作。後欄的存在，顯示了城市剝削其腹地的層級關係，偷借羅永生的講法[2]，這甚至不亞於一次小小的殖民。然而基層在電視劇中缺席，卻反映社會意欲否認後欄存在。把基層逐出公眾的視野，發配到社會視界的邊緣，結果就是進一步取消基層與公眾的關係，將近似殖民的盤剝關係合理化，令公眾覺得自己對「後欄」各人的命運毫無責任。

 

電視劇脫離現實嗎？

基層消失，出現得最多的便是中產，很多劇集中充斥著住成千尺樓的「小康之家」不止，更指示資本必須滾存才是正道。最近《ID精英》便發展到「爸爸」鍾國誠送樓給新相認的女兒Toby。哪怕Toby只是剛畢業的入境助理未必供得起，鍾說過「我幫你比首期咋，你仲要自己供架」一語後還一副很會為女兒前途打算的模樣。女兒執意不肯收大禮，旁邊的媽媽代為計劃投資：「自己唔中意住都可以租出去比人嘛。」女兒從此便要投入節衣縮食的供樓生涯，明明是咀咒卻被再現成爸爸的祝福，變成值得效法的生活安排。

 

吊詭的是，這些劇集雖然脫離現實地隱去了公眾與基層之間複雜的剝削／相依關係，卻又在另一些鏡頭過於真實地呈現了國家機器的壓迫操作。在《ID精英》中，有人蛇被發現焗死在擠迫的貨車內，警察上司責令男主角：「呢單野引起好多傳媒注意呀，上頭比好大壓力，一定要破案！」對話剖開並揭露警隊運作的官僚行政面向，也間接回絕了平日在電視新聞上看到警方大義凜然的廣告說辭。然而這種揭露並無意推翻官僚、行政及虛偽，反而是透過男主角神情肅穆的一聲「Yes Sir!」來認同如此處事方式，將非人為本的思維合理化。發生人蛇監生被焗死的慘劇，破案的動力原來來自「呢單野死左人，總要有人出來為件事負責」，繼而便將人蛇問題背後的種種社會成因化約為蛇頭不人道的惡行所致，著力抹去個人／個別事件與社會的關係。

 

現實是我們只得兩個免費電視台

因此在這些劇集中我們看不到公民參與，也沒有選舉、抗議；反而有一大堆爭產、爭寵、爭上位，將人與人的兇猛競爭合理化，將生活無限瑣碎化；透過扯斷人與社區的關係，奪去生活的政治性。基於廣播牌照限制，無線還壟斷了電視這一途甚多基層觀眾的娛樂。對著基層觀眾大力再現消滅基層如果未夠荒謬，向自以為在盤剝關係中佔上風的中產宣傳進一步的官僚主義、消費主義（買樓「投資」），將他們綑綁到更大的勞動、債務之中，卻是把荒謬發揮極致。

 

傳媒的公共性令它帶上道德責任，滾動式地不停播出一些將剝削關係合理化，難道就是它向公眾負責的方法嗎？若不開放牌照，引入更多競爭與異見，觀眾何時有真正的選擇呢。

 

1小克，偽科學鑑證：心上人，三聯，頁34

2羅永生，《殖民無間道》，牛津大學出版社，頁49-50

 

 重新思考我們的經濟自主性：

工盟成員訪問

文：早泄

 

 　　我們時常對老闆有一種想像，覺得老闆是出糧給我們的人，所以他比我們更有權力。這種權力令我們忌諱老闆，認為老闆的意思是不可拂逆，否則對自己沒好處。當經濟好景時，老闆話加下人工，當做獎勵。做打工仔既梗係歡迎啦，但係心裡又覺得物價高漲，好似加得唔多夠。但係又唔敢當面同老闆講數，博炒咩？受人二分四，攪咁多野做咩？咪順老闆意囉。

 

 我們對工會慣常的想像：避之則吉？

 　　在勞資權力不均的狀態下，僱員面對着一個擁有着巨大資源優勢的僱主，很多時會出現自我矮化。僱員以為僱主擁有相對大的權力，我只不過是僱主所需勞力中的極小部份。

 

 　　當我們自我矮化後，對工會會產生怎樣的想像？我們盡量不忤逆老闆的意思，而不自覺地站在老闆的角度看待工會。從老闆的思路，工會是一樣麻煩的東西，它經常搞搞震，一時要加人工，一時要補加班費，一時要減工時……工會令公司賺少左，亦要用精力應付工會的要求。種種對工會的想像都是負面的，所以覺得參與工會是一件蠢事，倒不如只做好自己的份內事。由於我們對老闆唯命是從，為老闆着想，結果選擇忽視工會。

 

 

 香港工會無奈頹皮原因

 　　在香港，除了上述原因外，工會為何會處於捱打的狀態？工盟成員陳昭偉昭哥和我們分享在香港組織工會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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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哥說，工會要發展，必須要有法律保障其工業行動不會被老闆秋後算帳。老闆將一些活躍於爭取工人權益的工友炒掉，不准其復職。現時法例只保障工人如果在工業行動後被解僱，老闆必須賠償予工人，但沒有保障其職位不會被裁。公司很可能用錢送走它們眼中的瘟神，令公司內的工人變成一盤散沙。工人要保住飯碗，很可能不會自己站出來和老闆抗爭，所謂槍打出頭鳥，一旦被老闆認定是滋事份子，後果不堪設想。

 　　另一法律需要保障的是集體談判權。集體談判權是指工會在得到大部份工人支持（如七成）後，公司必須承認其行動的合法性並必須與工會談判，而該談判結果有法律約束力。集體談判權的目的是想將勞方放在一個較公平的位置上和資方談判，以保障勞方利益。集體談判權能鼓勵工會爭取工人支持，在得到某一百分比後，便能肯定可為工人爭取權益，而並非處於一種即使得到工人支持，但公司仍可不理會的情況。

 

 　　拿一個加拿大的例子來說，加拿大公共事務員工工會的一個分會，是代表三百多位全市停車場的服務員。在合約期滿前兩年，員工聽到管理層打算把這些工作外判、私有化，工會馬上就這危機同會員講解事件嚴重性，得到超過九成的會員投票支持罷工，最後談判破裂，在冷天雪地罷工罷了七個星期，得到很多社區及宗教團體支持。罷工糾察線越來越長，最後政府終於讓步，員工保回工作。如果加拿大沒有保障集體談判權，員工可能在雪地上企足一世，政府都可以唔睬你。

 

 　　然而即使知道法律保障是極其必要，香港政府又如何回應？昭哥說，政府一直站在企業一邊，復職權和集體談判其實已談了多年，但政府都在拖。在1997年六月尾時由李卓人在立法局提出〈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均得到通過。然而，在回歸不久，所謂代表勞工的工聯會夥同其他政黨合力打擊工盟為工人權益的法例，結果法例被先凍後廢。結果辛辛苦苦訂立的法例被二五仔同為大財團服務的政黨政府廢掉。至今已十年，工人在香港不受保障，被老闆剝削，該三條法例的重訂遙遙無期，令人不勝唏噓。

 

一線生機：最低工資立法──保障工人權益意識之覺醒

 　　最低工資在香港從不為人知，到成為全城共識，成果得來不易。最低工資在報章報道極其不人道的低工資時開始被討論，加上工會多年來的努力，終迫使政府將最低工資納入立法議程，成為香港近年來對工人的一個好消息。

訂立最低工資的目的是防止老闆將工人剝削到極其刻薄，不能維持生計的程度。最低工資令工人得到最低度的保障，確定自己必定能得到法律上訂明的工資，否則即可控告老闆。然而，最低工資有可能變成最高工資，老闆只會出法律訂明的工資。所以，我們只爭取最低工資是不夠的，還要有意識地參與工會，爭取比最低工資更高的工資和其他福利。

 

 　　最低工資在香港訂立的日子不遠矣，但政府仍欲操控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會由政府和勞資雙方組成。政府可委任親政府的勞方代表，令委員會完全沒有代表性，令工商界為所欲為。

 

 　　同時政府在委員會應只擔任秘書處或中間人的角色，提供一個談判平台予勞資雙方。香港政府代表在委員會亦只應擔任同樣角色，否則一旦官商勾結，談判便無從說起。

 

歷史的必然：工會的反擊

 　　難道工會只能坐以待斃？昭哥說，現時工盟採取「兩條腿走路」策略：一方面在各行業培養工會力量，另一方面加強公眾教育，加強勞工抗爭的意識。同時正積極推動最低工資立法，組織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反對政府自行委派勞方委員。在成功爭取最低工資後，便向集體談判權和復職權埋手。

 

 　　金融海嘯令新自由主義的真確性遭受質疑。這是推翻新自由主義，提出新意識形態的好時機。工會的力量更是不容忽視。現時金融海嘯將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惡果全部顯現出來，令人重新思考將所有事交給市場決定，到底是否正確？這應是培養工會勢力，並擊潰多年來新自由主義迷信的好機會。

 

聚沙成塔──重新描繪權力圖像

 　　綜合上文，我們意識到理想中的僱傭關係可以是一種合作／交易方式，但一人的力量是不能撼動僱主，令他作出策略上的改變。所以我們才需要一個工會去將大部份勞力集中起來，和僱主談判。

 

 　　但在現實中，工會所需的不單是僱員的參與，同時亦需要法律上的保護，才能避免僱主利用其權力扼殺工會的成長。我們必須明白，工會和法律只不過是工具，最重要的是知道要利用工具的意識。如果我們依然停留在那種聽任僱主的想像中，即使我們擁有所有工具，始終得物無所用。所以先要理解僱傭關係可以是平等的，然後就是行多一步，參與工會，去實現那種平等的談判。唯此，剝削勞工的情況才能得以改善，甚至達到勞資雙贏的局面。

公屋商場私有化──還有甚麼可以留下？

 文：早泄

 

我們對街市的想像

 街市對於我們有什麼意義？對於一個主婦，街市是一個取得當日煮餸靈感，搜羅新鮮食材，以及和老板講價的地方；對於一個小朋友，街市可能是一個很骯髒，到處都是水漬和腥味的地方；對於一個青年，街市可能只不過是一個過時的產物，超市已經取代街市，成為他們買餸的地方。

 

 街市仍有它的歷史使命，相信我們亦不會認為街市會在短時間消失。但領匯對於街市只有商業化的想像，街市就是要被淘汰的地方。它的種種行動都透示着這種想像。街市說不定就在領匯的管理下不斷被打壓，直至耗盡它的壽命為止。今次到黃大仙中心街市訪問，更覺得街市正被領匯糟塌，以至失去它原有的活力。

 瘋狂加租的日子：加速淘汰街販過程

　　領匯在旗下商場及街市不斷加租已街知巷聞。最近一年，相關的新聞已不下好幾宗。而在黃大仙中心街市，加租同樣不能避免。

 

　　凍肉檔老闆表示，每次領匯在續約時都會加租，而且只簽短約，通常兩年。而每次加租的幅度都起碼一成，如果舖位夠靚，隨時加得更多。其他街市的加幅比黃大仙更為嚴重。好像沙田愉翠苑愉翠街市，十多個商戶被承包商瘋狂加租三倍，黃大仙樂富街市租金亦加逾一倍。

 

　　領匯在上市前信誓旦旦地說會顧慮當地居民的利益。但事實是領匯上市後便不斷加租。領匯將人流增加作為加租理據，向商戶收取更高租金，但大財團的成本比起小商戶實在少太多了。對大財團來說，它可以靠 其他連鎖店分擔成本，而小商戶則不可能。例如加一萬元租，對大財團一萬濕濕碎，但街坊生意就是一個巨大數字。

 

　　有人會話：這是資本主社會，汰弱留強，有什麼不對？但試想，為何當初屋邨商場會給予公屋居民投標做生意？其實是給予居民自食其力的機會，亦可以提供較廉價的商品給予當地居民。從人情味來說，街坊生意比連鎖店更能維繫當地的社交生活，將居民們緊緊扣連在一起。

 

　　領匯昂貴租金使整個商場陷入一種純粹商業競爭，而缺乏其他為整個當地社區所需的因素考慮。結果只餘下冷冰冰的商場，沒有一點可供回憶的資產。

 

街市面臨滅亡──領匯對街市的策略

　　筆者親身經歷黃大仙商場改朝換代。商場變美變大，而街市卻遭冷待，面積被縮細以擴展商場。當年曾經非常熱鬧的街市變得沉寂。為何街市會有如此巨大轉變？

 

　　「商場來往街市間，一個清晰的路標都無，十個逛商場的人都無一兩個知道有一間街市係商場隔離，有Ｘ用。」凍肉檔老闆如是說。

 

　　附近的菜檔老闆補充道：「以前個街市不知幾大，又多街坊黎，成日逼爆街市。依家？到十點鐘都可以無咩人買餸。」

 

 　　究竟街市有什麼東西令領匯管理層如此討厭街市？連基本的路標都不弄一個，還要將部份街市面積用來建一條長長的冷巷和一間公廁？不止是黃大仙中心街市，柴灣興華街市更被領匯收回建一個大型超市。街市真的要在香港消失嗎？超市真的可以取代街市的位置？

 

然而，更重要的還是人與人間深厚的關係。家母正是其中一個街販，她在街市做了七八年，早已有一班熟客。有時沒有太多人逛街市時便和街坊打牙齩，熟客買餸時計便宜點，連街坊有多少個孩子，他們長到多大都知道。這些東西是可以被其他東西取代嗎？

 

政府將市民的資產和交流賤賣

 

政府將我們的資產賤賣時，只會想到庫房增漲多少，從沒有想過會有其他成本是不能被量化。私有化後，領匯從沒有為自己對公屋居民的特殊性做過任何除商業外的思考。公屋商場變成消費主義產物，但沒有一點內涵。街市被當成過時商品，隨便規劃。我們的集體回憶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被粗暴地奪去，只餘下無益的渣滓。

 

我們要將自己的東西要回，不論是反對私有化，重購領匯商場，還是罷租等等。誰能忍氣吞聲地看着自己的資產被他人任意販賣。只有繼續抗爭，才有重奪經濟自主權的一天。

對抗剝削，凝聚民主力量

文：古

 

無可否認的，近這兩、三年來，香港爭取民主普選的運動，陷入了樽頸之中。這種情況，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做成的：缺乏如當年23條立法或董建華施政接連失誤所引起的關注，中國政府日漸成熟的管理手段，各民主派政黨在各社會發展政策上未能取得領導權，民主運動暫缺明確的、能引發民眾參與熱情的爭取目標等等，不一而足。即使近數月來，關於64的種種風波，喚起了港人對當權者的警剔與對民主的肯定，這種回應性的現象似乎難以化成長遠的爭取力量。加之金融風暴做成的經濟、就業問題，怕也將成接下來裡一段時間，政府以「集中改善經濟，避免政治爭拗」為名，拖延政治改革的一個借口。如此，香港的民主運動，可以有甚麼發展的方向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就得認清社會矛盾集中在那裡。民主固然是無時無刻都應該爭取的權利， 但唯有將民主運動結連上大眾生活上所急所想的問題，運動才能凝聚足夠的力量，去推動實際的變革。而近年來，經濟層面上的不公義，應該是社會矛盾的核心所在。無論是貧富懸殊的加劇，最低工資的爭取立法，中產的去中產化，四千元實習生計劃引起反響，政府員工反對外判，領匯私有化後慢慢浮現的各種問題，07、08年的紮鐵及運輸工抗爭等，正顯示經濟上的不平等，已成為一般人關注的核心、社會矛盾的焦點所在；而因此，民主運動必需能夠將政治上與經濟上抗爭在實際上的連結，方能夠起團結社會各方力量的作用。

 

上面提到的經濟問題，主要可歸結為兩種類型的手段做成。一是透過外判化、私營化甚至私有化，將公共資產和服務轉交私人營運，同時剝奪民眾僅有的監察或施壓能力，並對服務使用者或僱員做成更大的剝削，例如領匯的私有化、政府部門的外判化的問題，已為不少人談及。二是透過拒絕或拖延各種保障勞工的立法，如最低工資、最高工時、集體談判權等，去維持高度剝削的狀況。（注：進一步言之，現時政府與商界上述種種崇尚自由市場的做法，根本就是反民主的；其說法的核心，就是將盡可能多的東西，置於政治決策與民眾監察之外，令商家行事繼續「無王管」，市民福祉與權力成了利潤的犧牲品。因此，民主運動就其本身立場來看，本就應限制市場化浪潮，否則將來政府服務逐步變賣之後，怕已覆水難收。）

 

因此，民主運動要有活力，就需要有一套抗衡上述兩項政策的綱領或行事方針。固然「沒有民主、哪有民生」的說法，多年前就已說了出來，不過卻失缺實質內涵，以致流於口號，未能將兩者緊扣。當此時勢，我們一方面要提出對抗私營外判，甚至將如領匯和五隧一橋重新置於民眾監察以至收歸公有的要求，一方面提出爭取各種限制剝削的立法，同時透過參與進步的工會組織，積蓄力量，在個別企業、行業內要求資方要和僱員民主協商工作待遇，一方面是體驗與營造民主協商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建立爭取整體社會民主的集體力量。唯有能夠提出一套解決社會矛盾的綱領，民主力量才有凝聚足夠力量再出發的可能。

借廚房之名凝視美女

 

 文：明明就是美女

 

星期六日一家人如不出外，吃過飯後最好的節目大概就是看無記的綜藝節目，美女廚房是其中一個叫人追捧的節目，女名模女歌星女藝人通通上節目「一展廚藝」、雞手鴨腳。節目中一眾美女集集出醜但集集收得，最近又捲土重來，大約因為節目裡美女如雲並足以滿足我們對美女的慾望。

 

虛構的廚房

 

那些裝扮得美麗甜美的廚房只是電視台的佈景，甚至連食材都不過是「道具」而已，一切都盡在電視台的掌握之中，包括要煮什麼的菜色，請什麼女星配什麼的男評判， 要她們生劏些什麼（要她們出什麼醜）都是在可以預算的範圍之內。然而，廚房即使是虛構的，還是讓觀眾以為自己可以真的窺看出美女們在家下廚的情況。

 

廚房對於整個節目而言不過是一個幌子，真正的重點是一眾的美女──廚房是搭建出來的一個舞台，好讓美女們可以在這樣的舞台上大肆表演自己的美貌，同時電視台巧妙地隱藏了自己的位置，一再強調這是一場真人秀，令觀眾更樂於投入其中。

 

單一的美女

 

通過一個虛構出來的廚房，美女就彷彿置身於一個巨大的魚缸之中，被觀眾任意觀看。美女就成為整個文本的重心，在這販賣美女的節目中，看美女們在眼前走來走去，目不暇給。這些美女更由年輕的口靚模如Angelababy到電視明星胡杏兒甚至是成熟大方的名模周汶淇姚書軼等都不放過，範圍之廣更增加了當中的可觀性。

 

把這些美女比拼一下，幾乎所有的女生都有著相同的特點：皮膚白晢滑溜、一雙大眼睛（即使不太大也會化妝化到輪廓有緻）、極窈窕的身形、甜美聲線……這不正正反映了我們對於女性的單一標準嗎？這種強調標準美女的節目事實上是漠視女性容貌以外的其他事情，同時極力規範女性的外表，排擠其他無法滿足這些標準的女性：胡杏兒上第一輯美女廚房還是「肥田」，第二輯又變身窈窕淑女，主持大稱身型好並揚言加分。

 

如今一街都是差不多樣的女生，穿相似的衣服化相似的妝，從不同媒體中仿模那些標準美女。其他被否定的女子則近乎病態地追趕這些標準，例如豐胸抽脂化妝整容，用盡所有方法擠身美女之列。

 

艷麗小奴隸

 

那班知名女星當然是美女廚房的主菜，但如粥粉麵飯（還是叫士多啤梨蘋果橙？）等集集出現但只能作為伴碟出現的食物女孩，更能體現節目中男權。她們身穿一樣的性感制服，短裙露臍，笑容甜美得似是複製出來，為觀眾提供視覺享受，同時亦作為小奴隸（或玩偶）被男主持們呼喝和提供娛樂，當一眾男主持出場時展開甜美笑容挽著他們，或者鄭中基一聲令下她們即嬌嘖「係」並乖乖衝上前，這難道不是缺乏主體的玩偶？

 

三位男主持鄭中基梁漢文方力申又各自代表了不同類別的男人，鄭代表了一些麻甩咸濕的男人，動不動在言語上吃女孩豆腐；梁是新婚不久的男人，常常聲稱老婆不准他偷看別的女性，極力扮好男人的形象；方就象徵了年輕的男性。這樣的組合可謂是包攬了大部分男性的分類，觀眾可以輕易的代入他們三人之一。同時他們三人在節目中都是擁有了絕對的權力，女性在他們當中必須表現得溫柔馴服，不管是女星、食物女孩還是那些美少女，都需要在節目中取悅男性──因為比賽規則就是由一班男性評價女性。但說到底比賽規則也不過是一個工具，目的旨在強化男尊女卑的定型，強調於男女兩性關係中，女子必須服從男性的權威，在男性擁有權力的情況下，女性不自覺地表現馴服，更詭異的是女子被內化並認為這都是理所當然之事。

 

同樣虛偽的電視台與我們

 

我們一方面聲稱是在看遊戲節目，美女只不過讓我們的眼睛看得舒服一點，拒絕承認追看是為了好色，電視台也將自己隱藏得好好的，不輕易讓人發現它的存在，而是在暗角的位置高度控制所有，營造逼真。

 

無線一方面聲稱自己的節目健康，還記得那時候獎門人的主題曲大約說「連我阿媽睇到都興奮／唔會去街好放心」，每星期看這些節目，久而久之也會有「我／我的女友一定要斯文大方白晢美麗入得廚房出得廳堂……」的幻想。

無線新聞

 

 選擇關心

  文：無記新聞記者陳嘉銘

 

 

 中立的不可能

 

一件「事件」發生之後，如果不透過轉述，是不能呈現「事件」。在轉述期間，轉述者無疑會加入自己的偏見及觀點。然而當轉述者壟斷了資訊發佈途徑，「事件」的詮釋權同時受壟斷。「事件」發生後，媒體透過取材、措辭、報導篇幅、先後次序等去呈現「事件」，而接收者皆可看到製作人背後的立場。

 

「事件」發生之後，媒體報導與否已代表該媒體的立場。當年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大公報》於翌日沒有作任何報導，《大公報》刻意逃避下價值判斷，但遊行作為缺席的在場者已為《大公報》定了立場。所以無論媒體報或不報一件「事件」，都代表該媒體的價值判斷和立場。

 

無線新聞　壟斷驚人

 

無線得壟斷之利，在製作新聞時沒有民意的考慮。在接收資訊的過程，與製作人比較，觀眾無疑會處於一個相對被動的狀態。警覺性不高的觀眾恐怕會照單全收其意識形態。現時不少報導都讓觀眾以為國家機器是為「大眾」維持秩序，但這個秩序其實只惠及少數人。就讓我們回首看無線如何報導零五年反世貿示威，報導的方式看似「中立」，卻藏著一個向政府靠攏的立場。

 

無線新聞　扮晒好人

 

開首，「行政長官曾蔭權，下午為防暴警察打氣，讚揚警方表現克制，重申會依法處理被捕人士」之後是一段來自政府新聞處的片段。旁白繼續描述：「曾蔭權下午到灣仔探訪防暴警察，同負責世貿保安的副處長鄧竟成在場。曾蔭權表示港人普遍同情反世貿人士的苦況，但和平遊行變成騷亂，他感到好遺憾。（反世貿人士）使整個灣仔區交通癱瘓，破壞公物，更利用在場鐵馬作為武器，這是不可忍受的。」之後是曾蔭權的一番講話「我們支持自由、愛護自由，但我們不會容忍暴力。」再來一段旁白「他認為警方已採取最低限度的武力，表現克制。」……四分二十六秒的報導，尾段用了約三十秒的篇幅去播放民間監察世貿聯盟主席的記者會講話。最後無線的旁白又再出現作結：「不過，昨日我們拍攝到反世貿的南韓示威者拉倒示威區的鐵欄，又拆去橘棚架， 以竹枝作武器，並用鐵欄推撞警方。」

報導中無線新聞的確同時出現政府及示威者的報導，以為各打五十大板就叫「中立」。首先輯錄政府新聞處的片段已經有問題，用曾蔭權跟警察握手，製造一個親民的形象，一開始用這麼大的篇幅報導政府的「友善」行動，對官方的措辭完全不敏感。字裡行間，製作人毫無質疑地假設了政府的權威，亦排除了警方武力不受監控的可能，令觀眾對無線之後對警方神聖形象的鋪陳毫無戒心。無線的立場在結尾的旁白更原形畢露，將示威者形容成暴民。警察的暴力場面從沒出現，報導將警察所用的暴力完全遮蓋。

 

報導中缺席的豈只是警察的暴力場面，還有示威者的訪問。示威者訪問的缺乏更令觀眾真的以為示威者的抗爭毫無理由。自南韓加入世貿後，南韓就取消對本國的農民進行補貼，但不少有軍士力量的世貿成員國都用其他法律途徑進行補貼。南韓農民的稻米的價格根本無法與進口米競爭，他們只好放棄以耕作維生。如果用無線報導的報導手法，就不能令觀眾明白示威者的激進行為的原因。激進行為背後不是南韓農民賺多賺少的問題，而是生或死的問題。

 

無線新聞　沒有責任

 

正如文首所言，偏見及觀點是無可避免，所以我們不能只限於剖析「事件」被呈現後的內容，更應剖析畫面背後的制度，對制度的幫兇提出疑問。他們報導時所帶的是根本是一副當權者的有色眼鏡，在現存制度下受壓迫的群眾的訴求他們卻輕輕帶過。一個理想的媒體應該是監察政府，而不是為國家機器做宣傳，背棄作為監察政府的工具。

 

CCTVB正式於香港首播。

 

無記新聞記者陳嘉銘報導

 

資料來源http://www.youtube.com/
watch?v=kJOqdWISfFo　(2005-12-18)無線新聞-維園反世貿
集會逾千人參與(2)

 

畫面背後

 

近期，無綫新聞由於沒有將六四事件放在頭條，在現場直播新聞時有人高舉「無綫新聞，是是旦旦」的橫額抗議。不過問題是，是否無綫新聞將六四事件放在頭條來報，我們便覺得心滿意足，便覺得再沒問題了？

 

似乎，無論我們批評現時媒體有甚麼問題時，都無法迴避一個核心問題──怎樣才沒問題？

 

對於理想的媒體，我們第一個想法也許是必須客觀、中立、全面。一般說客觀、中立、全面，其實是相對主觀、偏頗、片面而言。任何媒體限於篇幅，都必須剪裁取捨。這種篩選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選擇什麼題材，另一類是報導這個題材用什麼角度。兩者多由編輯拍板， 而無論他們怎樣選擇，都必然是主觀的選擇，有所偏頗的，以及片面的。

 

此外，這理想媒體是不會作自我審查的。自我審查可以基於許多原因，如文章的質素、題材的合時性等等。而一般最令人感到不安的審查原因是對掌權者（無論是政治上或財力上）的顧忌。這種不安源於失落，一種對媒體想像或功能的失落。

 

我們一般認為，媒體可以監察政府、大財團的運作，令他們不能恃權為所欲為，對權力作某程度的制衡，而這亦正是新聞自由的可貴之處。若媒體在發放資訊時需要對掌權者的顧忌，正正代表著媒體這種監察、制衡權力的功能的失落，我們的不安既源於失落，亦源於對權力失去制衡的恐懼。

 

最後，媒體無疑有意識滲透的功能，理想的媒體不應忽視其對所傳播的意識形態對大眾的影響，因為某些意識形態的廣泛滲透，往往令我們對某些階層或小眾產生不必要誤解。 而媒體向大眾滲透意識的途徑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是發放資訊，讓讀者和觀眾得知各地發生的大小事情。

 

透過重複發放某些經過過濾的資訊，能夠塑造或改變我們對某些事情的印象和想法，不同的意識形態亦由此而生。 〈無線新聞　選擇關心〉一文將詳細探討現時視像媒體報導新聞的手法，向我們滲透怎麼樣的意識形態，以及隨之而來的問題。

 

二是娛樂大眾，供人發笑或滿足好奇心之用。幽默搞鬼的娛樂節目， 我們是否真能一笑，然後置之？娛樂節目往往利用我們某些既有的主流觀念或想像。娛樂節目廣利用主流觀念的同時，其實是在不斷鞏固這些觀念在社會上的主流地位，結果往往是使之趨向單一，最終對個人或小眾均構成巨大的生活壓力和精神負擔。＜借廚房之名凝視美女＞一文將詳細討論這些單一的主流觀念形成的過程，以及其對我們的利弊。

 

至於茶餘飯後的電視劇，我們是否真的看過便算？電視劇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生活模式等如何投映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之中。〈畫面的雪花〉一文將詳細分析當中的過程。希望讀者在日後看電視時，能注視到畫面背後的制度的服務對像究竟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