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學生報::斟

 

文：陳憐

三一八那天，維園除了有社民聯的人在大聲叫梁家傑「收旗收旗」之外，其實當時還有很多社運團體在現場搭單示威。沿途有不少「便衣市民」「軍裝市民」肉緊地隨行支持，不時互相用耳機聯絡感情，交換遊行心得。

筆者跟著「我們的家園一一人民規劃」的隊伍。他們的成員很「十八區」，什麼地方都有。大圍屏風樓關注組、灣仔利東街的「還我一條印刷街」、深水埔居民關注組等等，一大堆人扯起拓印著「皇后碼頭」大字招牌的banner，連同一大張要幾十人一起拿的橫幅。出發時我們是跟著社民連的，可是到近灣仔的位置就自軒尼詩道左轉入菲林明道，轉去藍屋和利東街。因為爭取的是保留皇后碼頭，所以遊行的路線也因而調整。

事前此舉已知會過警方，本來只是很小的路線安排，可是警方先是阻止，後是發警告牌，警告示威者此是非法遊行，參與者可以被檢控。先不論我們由頭至尾都沒有同意過「遊行要通知警方」這回事，講真，小隊才百多人，難道會搞出灣仔暴動來？完全不明白為什麼在事先知會的情況下警方仍諸多留難。遊行是下一盤很有趣的棋。或者警方在旁邊也要很努力的作狀拍攝、記錄，以向上面交貨；愈是安全的遊行愈是要拍，愈是不可能出事的示威愈是要攔。到真正有衝突的場面時，反而有空間讓他們小心翼翼。

遊行為什麼一定要次次走既定的路線？不論議題是否有關，每次都是銅鑼灣集合，去政總發表一些戇居／無人聽／無人報導的宣言，然後綁上紅／黃／其他顏色的絲帶後放下一地的自製示威牌結束（順便不用清理垃圾添！），除了上次何俊仁遊行完後在中環的麥當奴休息時被打之外，總是沒有任何的火花。一次次的遊行，開始連道具也不斷重覆——用了很多次的木偶泡膠人像也累了吧？

為什麼不可以改改路線。大家關心的是地區議題，與其去實行五天工作周後星期日空了了的政府總部，不如回來，回到大家關心的那個地方，把記者帶去，把鏡頭帶去，看看歪歪斜斜的藍屋，看看荒廢了的利東街。這就是他們爭取的項目一一利東街的伍先生對筆者講：我只是想住在灣仔，我由那幢大廈落成開始住到今日，我只是想留下。

這麼簡單的訴求，去政府總部，講給誰聽？一個個聲稱關心社區的議員，有多少人真的去過那些地方，接觸過向他們求援的人？有權力的人，講數的地方在文華，在香港會，低調的幾個眼色就交換了市民的利益，輕輕簽一些協議就可以在灣仔胡忠大廈前建出一條橫空擋路的天橋來，上面還很得戚地寫著「貫穿灣仔心臟」。

好了，就讓你貫穿心臟吧，當是一個成就。

走在小巷之中，真正地遊行。感受到地的脈搏，呼吸區的氣息。

 

 

文：土

 

時值三月，香港輿論泰半集中在特首選舉之上，其他政治議題顯得冷冷清清，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在三月十一日舉辦的「立法最低工資大遊行」就是一例。一如慣例的由維園走到政府總部，一如慣例的由職工盟充當活動統籌主力，一如慣例的「和平理性」，除了改編自台灣〈倒扁歌〉和韓國〈農民歌〉的遊行歌曲具備新鮮感，其餘種種在在滲出三分有氣沒力。理應關乎眾多基層勞工生計的最低工資遊行，到頭來僅得六百人參與其中，反映的不獨是工會積弱，還有勞工問題在香港被忽略到甚麼程度。

最低工資、最高工時、集體談判權，此三者乃本地工人運動不可分割的三大目標。自從SARS期間被揭發多宗公屋外判清潔工欠薪勞動個案，最低工資運動逐步取得關注，董建華在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裡特地聲稱須於政府部門外判工種落實最低工資。及後曾蔭權上台，拒絕考慮相關立法，去年提出以不帶任何約束力的「工資保障運動」取代之。經此一役，是次遊行繼續擴大戰線，倡議把最低工資保障遍及所有工種，而非僅僅是保安和清潔。7-eleven、百佳、麥當勞、肯德基，諸如此類的連鎖店製造大量難以餬口的低薪職位，遊行如此定位有其道理。問題是，這類工種流動性大，轉職離職頻生，工會向來無力將行內打工仔團結起來。在這個瓶頸位置卡住了，遊行隊伍當中也就不見被剝削的彈性散工。組織者和人民，遙遙相隔。

有關的人來不了多少，看似無關的人卻來了不少。關注綜援檢討聯席參與遊行，皆因政府的「扶貧」政策就是逼迫窮人找工作，在欠缺最低工資立法下，這卻只會拖低市場工資，製造在職貧窮，近年申請低收入綜援數字飆升就是證據。菲律賓移工工會與亞洲和平協會則為遊行帶來國際視野，分別高舉「Minimum Wage i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與「經濟殖民要結束」的橫額。在全球化年代，不管在職抑或失業，本地人抑或外勞，全世界的無產者本來就應該聯合起來，談不上真的無關。

隊伍前後不見學聯身影，卻大不乏學生組織，教人明白學聯已不能代表香港學生運動之餘，亦不得不問最低工資和大學生有何關係。大專基層關注組的劉卓軒同學表示，爭取時薪三十元的最低工資是為了讓市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與自己將來工作的待遇並無直接關係。他反駁「最低工資加劇失業」這種主流講法，指出造成僱主最大負擔的不是工資而是地價，但反對最低工資者卻鮮有批評高地價政策。被問及為何支持與自己無甚直接關係的最低工資運動，劉同學一笑：「幫人需要問理由咩？」

當頭棒喝。或許這不是對學生身份和基層身份的完美整合，卻揭示了運動的必要條件。一輛貼上「新地會愛家計劃」廣告的巴士在遊行隊伍旁邊駛過，那個擁護家庭價值的慈善計劃恰好由新鴻基地產——一個剝削完員工工資之後還要下拑口令的財團——出錢資助。比起這種精神分裂，遊行裡形形色色的整合不全，都算不上甚麼。

 

 

文：冰山一角

 

三月二十三日，曾蔭權於修頓球場搞造勢晚會，社民連以及一班深水土步街坊均到場示威。期間警察和糾察阻止示威人士爬入會場，示威人士用大聲公表達意願，對方則以噪音還擊，並架起圍板，示威者有幾個大聲公因而損壞。

事後有示威人士問糾察是否認為曾蔭權可令香港創好明天，大部份糾察避而不答，場面十分諧趣。

唔知煲呔打算靠咩做好份工？

今次的示威行動除了為了反對小圈子選舉，還有是為早前食環署在深水土步清理報紙檔而作出抗議。三月二十日，一名活躍參與重建抗爭的深水土步街坊，其報紙檔突然被指阻街，食環署要拘捕她和沒收貨物。雖然拘捕行動最終沒有成事，但表現了執法者的選擇性執法。據稱該街坊在以往十多年來都沒有因被投訴被清貨拉人，今次食環署卻連口頭警告都沒有，並帶同異常大批的執法人員採取行動。事有巧合，該名街坊在三一八遊行中表現十分活躍。

一名深水土步街坊表示，市建局一直在壓迫居民，迫他們搬出，而各執法單位對重建區的人看待較差，這些都是曾蔭權的管治方式帶來的問題，所以要在他的造勢大會搞抗議行動。

就示威場面看，警察和糾察企圖以噪音掩蓋異議者的聲音。未能容納不同市民聲音的「決策者」，實在令香港市民的前景只剩一片擔憂。

 

文：低

 

大家都知道香港治安有多好嗎？不單止犯罪率低，警隊在防止罪案發生方面，亦表現出色，甚至有人想犯法，都無得佢犯！

本年三月十日，政黨社會民主連線舉辦「譴責假選舉」大遊行，路線由維園至遮打花園。這次遊行的特別之處，就是警方自九八年來第二次對一個經正常程序申請的遊行發出「反對通知書」，社民連上訴，亦於三月八日被上訴委員會駁回，社民連不服判決，公然宣佈繼續舉行遊行。
 
警方同日立即召開記者會，高級警司張德強指，社民連的遊行於晚上舉行，會對遊行人士構成危險。再者，星期六晚上有大量市民於銅鑼灣鬧市食飯娛樂，遊行會對該批市民的「正常」活動造成不便。當然，記者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對公眾說，「這次遊行是非法的，任何參與的市民均有可能被檢控。」

過往十多年，香港曾舉行多次晚間遊行，從未造成什麼危險，遠者例子為八九年六四前後，近者則為零三及零四年七一遊行。且預計遊行的人數僅為三百至五百人，根本不會對街道的交通造成什麼影響。

下午開始，警方便如臨大敵，街道上滿是警察，附近的交通開始擠塞了，倒不是大量遊行人士湧入造成的，而是二十部豬籠車，十九部警車泊滿了告士打道、百德新街及加寧街。晚上七時三十分，預定遊行的時間到了，隊伍向維園糖街出口前進，面對的是一個鐵馬陣，鐵馬陣後，是超過一百五十名警員。遊行人士於是調頭向天后方向出發。這時他們發現，原來整個維園都被警察封鎖了，所有出口均被鐵馬佔據，惟一能出入的通道，便是興發街公廁，一道一米寬的「通道」。大家可於這通道自由出入，但遊行隊伍則不可。警方選擇不採取行動，拘捕示威者，而以鐵馬及人力陣，圍困示威者，消耗示威者的耐性及體力，待其自行散去。
 
封鎖維園，警隊用上近四十部車輛，超過三百名警察。以同樣的人力物力，如果他們批准遊行，大可以一名警察保護一名示威者，並以各以二十部車輛領頭及跟尾，保護遊行隊伍。根本，從來就不是安全或交通的原因。

發動傳媒警告、四十部警車、三百名警察、百隻鐵馬、一排攝影機，還有穿插於隊伍的便衣警察，不需要什麼行動，香港警察給你的訊息，難得還不夠清楚嗎？

如果你當日在銅鑼灣、維園，看到這些，對於一個我們認為與我們有距離的名詞多點認識——「白色恐怖」。

 

文︰未戒奶

早前，唐英年公佈任內第四份財政預算。唐英年在派錢安慰中產之餘，亦不忘基層及增強香港競爭力。對於扶貧政策，預算高舉「振興經濟、促進就業、改善民生」；對於增強香港競爭力方面，預算依舊是希望處理好中港關係，打著「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旗幟。這兩個核心思想貫穿港府所執行的有關方面政策。但這兩個概念所推動的政策能否真正達到扶貧和提高競爭力，又或者這兩個概念本身會否導致真正扶貧和提高競爭力？不一定。

扶貧政策──需要義肢扶助的一條腿

在經濟大好的大圍因素下，各方均促請財爺還富於民。財爺亦不失各方所望（除工商界），對中產或以上人士派一百三十三憶元，對領群綜援，公共福利金人士派十三憶元。於是是年的預算案被唐英年指是以「兩條腿」走路的預算案，一方面惠及中產，另一方面不忘弱勢社群。雖然可以想像一條腿比另一條腿會長近十倍。（133/13=10）

在預算案的第十三頁中提及，「政府扶貧政策的核心思想，是透過促進就業，幫助弱勢社群從受助走向自強。」

「就業等於自強」，這似是「獅子山下」年代的後遺症。香港政府的扶貧政策一直以這概念為中心。如於綜援服務中，政府推行了「欣曉計劃」1*以鼓勵綜援人士就業，以實踐「弱勢社群必須奮力工作，努力自強，才會有出路」。但這個出路，相信難以達致光明。

政策幫助扶貧？

為配合鼓勵基層就業，財政預算案於扶貧計劃中提出「交通費支援試驗計劃」，以幫助居住在偏遠地區並有經濟困難的失業和低收入人士求職及跨區工作。計劃將為居住元朗、屯門、離島及北區須要跨區求職或工作人士，提供求職津貼一筆過六百元──跨區工作津貼每月六百元，上限半年。

這是一個本意良好的政策，但申請條件卻未能貼近現實，使基層的需要未能得到照顧。津貼車費減低偏遠地區人士跨區工作成本，以加強他們就業動機。問題在於，申請求職津貼和跨區交通津貼者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 總資產少於四萬四千元。
2 月入少於五千六百元。
3須為合法受僱並積極尋找全職工作人士，即須同一僱主下，每周工作不少於三十五小時的工作。

第二條件薪金定得實在太低，低得成為限制。居住於偏遠地區人士要跨區工作是為了得到更高的薪水、更好的工作機會。若然跨區工作月入仍少於五千六百元，他們為何要跨區尋找工作？留在本區找一份月入約五千元的工作或比一份月入少於五千六百的工作，外加交通費，更為化算。這條件真是「好心做壞事」，反而限制了申請人的工作發展。

第三個條件更是進一步剝削一群在職貧窮的人。低技術人士往往難以獲得長工，於是他們只好身兼多職，早上當售貨員，晚上當保安。他們往往因工作是兼職性質，所以失去一般長工可享有的福利。例如，不少僱主鑽法律漏洞，（如冒險樂園強制兼職員工每月必定要放假一整個星期，否則會被開除），以避免要為他們供強積金。現在似乎政府亦在加入商界的聯盟，漠視一群努力以兼職維持家庭開支人士的津貼需要。

對於上述指責，扶貧委員會秘書長余志穩稱，若不規定申請者要工作滿足夠時數，或會引起部分人士以兼職濫用計劃。但身兼扶貧委員會成員的民協馮檢基則對此提出相對可取的建議。例如准許申請人以多份兼職累積足夠規定的三十五小時，或按工作時數的比例調節津貼數目，最多為六百元等。既然已有可照顧在職貧窮人士的做法，政府卻不採取，實在難以明白。

工作 = 自力更生？

市場平均價格下降時，勞工只好接受，因為「你唔做大把人做」。這惡性循環造成長工時，低人工、卻不乏應徵者的局面。2006年4月欣曉計劃推出後，為符合計劃需求，大量單親家長不得不放棄與小孩捉波子琪，料理家務的時間，應徵時薪10元的工作。

即使先不理會薪金，基層人士能選擇的工作亦日趨萎縮。無論是七十萬人「三無」人士（無物業、無納稅、無申領綜援），或是一百一十萬領群綜援，公共福利金人士，大多是沒有特殊技能，專業知識的人士。因此他們能做的只有非技術人員，如上述欣曉計劃中，受助人從事的工作類別最多為清潔、侍應和銷售業，其次為家務助理。香港好些年前已經歷經濟轉型，強調知識型經濟，他們的生存空間會是愈來愈窄。將今年與上年比較，較低技術工作的就業人數唯一保持不變的行業就是建造業，其他只有不斷的下降（如批發與零售業又再下降 2%）。

換言之，面對愈來愈競爭激烈的勞動市場，弱勢社群為求一口飯只好委曲求全。雖然通脹水平暫時溫和，但所得薪金不斷下降，根本不足夠「自強」。只有就業，不問薪金及待遇，難以達致真正自強。

為達到自強，政府提出要配合市場發展，基層人士應該接受市場需要的技術訓練。當在六、七十年代，香港需要製衣技術時，人人要成為製衣工人。但當經濟轉型時，人需要轉變。不能及時轉變的人，由於不被需要，所以成為基層。「市場」是由誰決定的﹖這些為香港經濟起飛而付出半生的「基層」，又是被誰所遺棄﹖

中港關係──搵著數？之CEPA

早前，梁家傑在某一場合中說道「香港應鞏固自己的優勢，不要成為中國的寄生蟲」。這「寄生蟲論」隨即受到各大傳媒群起而攻之。香港在搵內地著數？不。中港關係最多只是如唐英年於財政預算中的形容──「互補、互助、互動」。其中財政預算的核心思想──「背靠祖國、面向世界」也彷彿與真實有所偏差。

以CEPA為例，2004年，「沙士」肆虐，香港經濟陷入低迷期間，中央政府推出《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救港。雪中送炭的舉動贏得港人不少掌聲。自由行、零關稅、資格相認、簡化手續鼓勵港商到內地開業等，似乎為香港帶來不少梁家傑所謂的「著數」。

自由行 = 海市蜃樓

自由行對香港消費的貢獻是無可置疑。自開放自由行後，有關旅遊業的行業如批發、零售、飲食與酒店業的總值，由2001年增長0.3%大幅增加到2005年增長14.4%。 另外，據特區政府於去年完成有關CEPA經濟影響的初步評估後，估計CEPA在去年為香港帶來38億港元的服務收益。

但是，得益又「益」了誰﹖當2004自由行實施後，旅遊業大旺時，餐飲業侍應的薪金下跌逾10%。公司賺錢時，打工仔只有繼續「死做爛做」保做飯碗。對於廣大市民而言，環境污染、交通擠塞等的問題，相信難以說是「益」。

而所謂的經濟收益明顯是短暫的。上述與旅遊業有關行業的總值增長，由2005的14.4%下降至2006年的10%，增長放緩。隨著各大名牌進軍內地市場，內地零售業發展得愈有規模，外地旅遊市場愈開放，內地人來港消費意欲可預計一定進一步下跌。自由行帶來經濟增長，只是零售商的黃粱一夢。

一切只是說得好聽

興趣轉攻內地市場。然而對於中小企而言，CEPA 的優勢已在縮減，如去年港商透過 CEPA 申請服務業證明書便再少 57% 至 106 份申請獲批。 相反，香港還是內地外來投資最大的來源地。據統計，到 2005 年底為止，香港投資內地實際金額達到 2595 億美元。單在泛珠各省區，共開辦了逾 13 萬家企業，僱用了超過 2000 萬內地員工。
 
再說最新的中港政策《「十一五」與香港發展》2*，主力由貿易及專業服務擴展到專業服務及非商業服務，如醫療及建築等。這政策藉著資格互認，增加中港兩地專業服務人員的流動性。資格互認吸引內地人士來港吸取經驗，擴闊眼界，加入香港行業的競爭。劇烈競爭相信會為難以轉型的基層帶來一定壓迫。回到內地發展業務的香港專業人士，亦帶來技術和專業的輸出問題，兔死狗烹。當相關技術完整轉移到內地時，上述專業人士將不會被需要。

得恩寵的只有香港？

若將外圍因素歸入分析，情況更遠及「著數」。近幾年來，中國除與香港簽下 CEPA 外，她還於 2001 年加入世貿。於 2006 年開始中國已全面實施入世承諾，部份服務行業給予外商的優惠，已跟（CEPA）下的條款一致。最近中國還參與東盟峰會（10+1），簽訂多項協議。東盟十國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協議正式啟動，其中，中國與新加坡、汶萊、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泰國六個國家到 2010 年將絕大多數產品的進出口關稅降至 0-5%。將來日子，與香港產業結構相若的新加坡也會在中國內地享有低或者零關稅及開放投資。可以預期中國將一直繼續這種經濟外交，換言之，香港從來不是唯一一個享有優惠的地區。

恩寵？極其量是互利

中港貿易條款牽涉的範圍從來只是香港發長成熟的方面，對於未發展或未成熟的方面，中國隻字不提。不論是零關稅、開放投資、人民幣服務、來港集資，中央政府也不是不問因由地向香港提供優惠，它只是選擇香港具業務優勢的部分，特別是金融業優勢。對於短期內上海等城市不能取代的優勢，如資金自由流動，簡單稅制及低稅率，相對具透明度的營商環境等，中國需要香港。相反，對於需時間和金錢投入發展的項目，你可以於中國各地看到，如龍崗工業區寧夏技術創業服務中心、銀川開發區科技園等，總之不在香港。

1* 最年幼子女年齡為12至14歲的綜援單親家長或兒童照顧者必須參加「欣曉計劃」並積極尋找及從事每月工作時數不少於32小時的有薪工作。

2* 推動四大專業行動綱領

醫療︰
a. 研究設立跨界別卓越醫療中心的可行性
b. 研究簽發日子較長的入境簽證，供內地人來港接受醫療服務
c. 增加推廣香港醫療機構及服務的渠道，包括設立網站
d. 考慮放寬本地西醫及牙醫的宣傳廣告限制
e. 增進中港醫療交流，令香港成為醫療培訓中心
f. 透過釐清CEPA細則，促進港醫到內地發展「個人專業醫生服務」

法律︰
a. 推廣香港作為區內法律服務及解決商業糾紛的中心，尤其是涉及內地與外國的商業糾紛
b.研究建立「大中華律師事務所」的執業模式，讓具兩地資格的律師，可在兩地同時持有執照牌照

會計︰
a. 進一步擴大兩地專業資格相互豁免的考試範圍
b. 為內地提供培訓，令他們更熟悉最新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建築︰
a. 爭取降低內地市場的准入門檻和擴充經營範圍
b. 爭取在泛珠三角9省做試點，放寬香港公司對持有內地專業註冊資格的香港專業人員比例的規定

 

文：無奶力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的第十個年頭，我們也許可從今年的財政預算管窺一下香港回歸後的中港關係。九十年代初起，有不少如周蕾等論者指出香港的政權移交其實是一個再殖民的過程，不過是把香港從一個宗主國交到另一個宗主國手中。這種殖民與再殖民的香港論述，如何抹平了中英在全球經濟體系位置以及中國大陸和香港在文化、歷史、經濟關係上的糾結，早有諸多專家學者論辯，毋須筆者多言。然則中國大陸對香港的定位，卻不無揭示作用。鄧小平一句「長期打算，充份利用」，言猶在耳。

官商勾結順利過渡

英治時期的香港，一如本地學者羅永生所指，是一個「勾結式」的殖民地社會。英國殖民者與本地華人精英互相勾結，旨在作為介入中國大陸市場圖利的踏腳石。香港民生在港英政府的眼中是次要的考量，很多時候都只是以懷柔政策以茲安撫。與英國殖民者勾結的華人精英則從中獲利。從港英政府的高地價政策與地產商的共謀關係，到八十年代放任資本家把工業北移而放棄保護本地勞工，都已是指控英人視香港為牟取利益之所的老生常談。

後九七的香港，正正如中英聯合聲明中所言，「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順利過渡」。當年與港英政府勾結的華人精英，紛紛向中共政權投誠，所謂忽然愛國是也。官商勾結依舊，「宗主國」視香港為自身經濟利益的踏腳石，也是依然。

議程之外的本土民生

只要一看歷年來的財政預算，便知特區政府與港英政府對香港民生的管治思維幾乎毫無二致，鮮有為市民的長遠利益生計打算。究竟，北大人的意思、泱泱大國的經濟命脈才是最重要的。至於香港，大抵只是中國大陸超英趕美的一顆棋子。

今年財政預算以「背靠祖國、面向世界」作定位的所謂機遇和發展，包括兩地經濟融合，以及「十一．五」的法律、會計、建築、醫療資格互認計劃，不問可知是以中國大陸本身的發展作本位的政策。中國大陸在香港從這幾個行業引入人力資源，短期內雖然看似增加了機遇，但這亦不過是有關的服務行業北移的前奏，亦即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轉型」的歷史重演。往日技術工人如今是何下場，相信這些界別的朋友也懂得兔死狐悲的道理。

香港有百多萬的貧窮人口，當中或多或少是港英政府默許「經濟轉型」遺下的惡果。但回歸後貧窮人口依然逐年增加，卻未見特區政府有扭轉情勢的決心。對於貧苦大眾，繼零五年的架空花瓶「扶貧委員會」和強迫綜援人士從事低薪低增值工作的「自力更生」計劃、「欣曉」計劃等等後，今年推出的「伙伴倡自強」社會企業計劃也不過是把民生責任推到社區上，任其自生自滅。

到底香港的民生和貧窮問題有否真正放進中共治下的特區政府議程之中，實在成疑。舉例來說，每年香港花在社會福利的開支只有三百多億元，佔每年近四千億的本地生產總值不到 10%，在已發展地區之中實在低得令人羞愧。特區政府到底特區政府到底有多大決心解決前朝遺下的問題，幫助中下層市民走出困境，自不待言。

全球資本橫行　本土自求多福

事實上，無論是在香港還是中國，能夠從所謂「背靠祖國」的策略中得益的，只有手持大量資本的資本家。在當今全球經濟的格局下，國際資本的全球流動掌控了世界各國的經濟興衰。如何吸引資金流入本國，自然成了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最重要的經濟課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步調，「十一．五」提出吸納／整合香港的經濟體系的政策，其實亦正是由此而來。然而，在這種以國際資本為中心的全球經濟生態之下，世界人口的兩極化問題亦愈趨嚴重。

擁有資本的人享盡了全球競爭下的利益，可把資金投放到最能圖利的地方，卻不用為當地的環境、社會、民生負上任何責任。錢賺夠了，便又把資金轉投他方。事情並不發生在地球遙遠的另一方，國際資本在東南亞地區如泰國、菲律賓、印尼以至中國的「發展」，帶來幾許污染，製造多少工傷，破壞若干民生，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被迫留在本土的人便要承受這些國際資本留下的惡果。今天在中國環境大受破壞，天然資源大量消耗，在「世界工廠」從事生產的民工每天面對惡劣的工作環境，工傷無數。中國所謂經濟起飛多年，卻是仍停留在「部份人富起來」的階段，一般的農民和工人，生活質素甚至可能是不升反降。

而在香港，上文提到八十年代所謂「經濟轉型」使大量原是本土經濟中流砥柱的技術工人失業，為香港製造百萬貧窮人口之多，亦自然是資本外移的結果。財政預算所言「拆牆鬆綁」，又或其他眾多所謂有利香港經濟的政策，幾乎無一例外地指向的都是「投資者」。可想而知，帳面上提升的本地生產總值，絕大部份是流入了資本家而不是普羅市民的口袋。

在中國內地的民生問題，中共政府也似乎無力梳理的今天，我們這群根不正苗不紅，又沒能躋身資本家之列的香港人，大概只能自求多福。

 

訪問、整理：涼粉

胡佳的維權歷程

問：我們都閱讀了一些內地報章，從中得知胡先生從事很多方面的工作，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你關注的工作嗎？

胡：我想現在最主要是維權吧。我從八、九十年代就有民主化的訴求，環保啊，宗教自由啊，愛滋病（病人權益）啊，言論自由，遷徙自由（城鄉戶籍自由）啊等等都是人民在大地上活動的基本自由，我的目標都是維護人的基本權利吧。但是中共就將這些都政治化起來，我們不是高高在上的，在法治社會，人權得不到尊重、「有法律沒法治」、「重皇權輕人權」都是實況（記：皇權是？） 是皇帝的權利吧……嗯，是共產黨的霸權。我認為這些都是必須改變的。

問：我從報章得知胡先生你在環保方面都十分關注，好像包括親身保護藏羚羊（笑），可否向我們介紹一下呢？那你之後又接觸過甚麼範疇呢？

胡：96年的一件事是真的（笑）。我的環保工作是從一九九六年開始，那年我從People Daily（人民日報）閱讀了一篇小小的文章，那是關於一個日本老人到中國沙漠植樹的故事。你都應該知道People Daily是一份官方報章，但是也有這些報導。當我看到後，覺得非常感人，所以就將一百塊人民幣送到那個團體。後來我大概一個月後打電話問那個團體收到沒有，他聽到非常開心，我問有多少人給錢幫助，心想People Daily是大報，每天看的都是成千上萬，應該有許多人幫助，但是他卻簡簡單單地答「收到的只有一個人，就是你啊。」我聽到感到多麼的悲涼啊。有其他國家的人到自己的土地上種樹防止沙漠化，但中國竟沒有人去那，而且中國人看到這感人的文章怎麼會這麼冷漠？中國人對社會的心怎麼會這麼冷？所以我就與朋友在 96 年 3 月 23 日坐火車，到內蒙最邊境的地方去了。那個地方是多麼的潔淨，非常非常的大，飛鳥啊、青蛙啊都非常親切。中國的北方很凍，種樹一點都不容易，到處都是凍土，是非常硬的，就像打在石頭上一樣，手也感到痛呢。在土地上開一個小坑，把樹苗放上去，最後澆水，澆水的時候就像撫摸它，令它成長。

96年初出社會

其後我知道北京有個學生組織，叫Green Students Forum，綠色學生論壇，是學生環保組織，大家都不知道怎麼搞活動，我就幫助他們了。96年可算是我初次步入社會的時候。到了98年就參與保護藏羚羊的活動，到青海、西藏的地方去鬥那些捕獵者。那是一個很痛快的過程吧。在高原上有高原效應，在那兒行就像你在香港背上三十公斤的東西般，你會頭痛、作嘔，但是我們都工作，保護生命。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動物園，但是西藏就像非洲，是動物的家園，你駕車到那就是客人。見到捕獵者，我們就開槍了，槍戰，後來就捕了他們，在那兒就是……戰場吧。因為作為男人是要上戰場吧，是血和汗的付出。生命對高原是非常重要的吧，沒有人能有權拿他走。

01年  愛滋病的情結

到了01年，我就投入愛滋病的工作。中共對於愛滋病都是政治化了它，將它定為「資本主義社會墮落的生活方式」，是吸毒，同性戀，還有賣淫，就是這樣把愛滋病污名化，所謂的污名化是認為此病是不潔的，所有染病的人都是活該的。對中國來說，認為「萬惡淫為首」，所以對老百姓來說是非常負面的。01年，「中原血禍」就被廣泛認知了。河南、山東、安徽、湖北、陝西、山西都發生了大量以血傳播愛滋的情況。這事的源頭是什麼呢？是地方政府的一種政策，宣傳人民去賣血，他們對人民每次都取 800cc 的血，放在一個共同生產血製品的機器中，分裂出一些血漿之類的東西，而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之類就回輸到賣血者身上。試想想，如果當中只有一個人有愛滋病、乙型肝炎的話，那就全都有了。而且針筒全都沒消毒，人不感染才怪。這個政府是多麼的恐怖、無良啊。而且，在愛滋病大規模傳播以後，中共不但沒有為事件負責，而且還將它政治化起來。宣傳什麼戴安全套啊之類，彷彿自己沒責任，但根本上，共產黨才是罪魁禍首。嗯……1989年之後我就吃素信佛，因

為我認為這是人命關天。在2002年的平安夜，的我陪著一個14歲的愛滋病少年，他在床上緊握著我的手。當我握著他時，我感覺到我們的靈魂對調了，「我」望著站立的胡佳，看見他的未來，但是「我」就感覺不到自己的任何，因為我就快死了。那刻是多麼的難受。自此以後，我就覺得我必須去管，為生命而付出，之後我就決定投入了維護愛滋病人權益的事務了。

問：你之前說到自己有很多不同範疇的工作，例如環保，但是現在卻集中有關維權的工作，為什麼有這個改變？當中有什麼連貫呢？

胡：嗯……應該這樣說，我從來沒有離開過環保。例如在青海的（環保）活動我還有與朋友商討、談論保護力量、做宣傳工作等等。如果要是有連貫的話，那可以說是對生命的尊重吧。我認為眾生有佛性，個個都有生存的權利。眾生是平等的，是沒有可以傷害其他生命的權利。（記：怎樣保護呢？）我在西藏的時候，如果有一些小生物在我手臂上的話，我不會弄死牠啊，也不會用手彈牠、夾牠等，而是會在找牠是從哪兒來的：是從樹上還是地上？ 如果是地上的話，我就會把手放到葉子上，讓牠爬回大自然。這我想是最能尊重生命的表現吧。

（下期待續）

 

 

 

文︰涼粉

 

位處中原腹地的河南省經濟不及沿海城市發達，80%人口是農民。1992年，出任河南省衛生廳廳長的劉全喜提倡「血漿經濟」，大辦血站，以「獻血光榮，救死扶傷」、等口號慫恿農民賣血，政府和企業再將之轉售予生產血製品的製藥公司，賺取上億元暴利。

為節省成本，血站把許多人的血液集中到一起，用分離機器將血漿與紅血球分離出來，血漿賣給了製藥公司，混合很多人的紅血球則回輸給賣血者。這過程廣況傳播了愛滋病，經過幾年潛伏期後，感染者在九十年代末紛紛發病，坊間稱為「人瘟」。以上蔡縣文樓村為例，全村3170人，1310人在1995年前賣血， 1999年檢驗後發現感染HIV者高達43.48%。疫情雖廣，受害人鮮有獲得賠償，相關官員亦未遭懲辦，現時這類血站於華北地區依然存在。

 

 

訪問、整理﹕陳憐

 

陳麗娜（Lina）是天主教正義與和平委員會（正委）的工作人員。究竟這個組織負責的是什麼？Lina說，正委關心弱勢社群。由以前的越南船民，到89年的水上新娘 （註*），到居港權事件，天安門母親、中國的宗教自由問題、廢除死刑、最低工資……基本上就是為弱小的聲音做擴音器。

叫「正義與和平」，名字好像很Grand，究竟這個組織是怎樣成立的？Lina 表示，正委是奉梵蒂岡的號令成立，不單香港有，也在世上各地有分部。香港部當然也與各地正委緊密聯繫，今年已是三十周年了。

猶記得之前胡振忠樞機，每年出現在電視上一兩次，準時發表聖誕文告，給予筆記童年很大的安全感。今日的陳日君樞機，發表的言論都常引起爭議，與胡樞機有很大分別，在教會中工作的 Lina 怎麼看？原本這樣問也不預期好會給我什麼震撼性的答案，而果然她也沒有令我失望，輕描淡寫地說，已過身的胡樞機與和今日的日君樞機對正委的態度相距不遠，一直都是「很開明很包容」。「不過胡樞機不會太參與正委的工作，陳樞機就會直接來出席我們的會議。」

天主教給人的印象比較保守，偏偏正委關心的弱勢社群也包括同性戀等世界各地天主教會未必接受的群體，正委如何處理呢？Lina 說教會對他們也會採取開放包容的態度。至於正委，其實也有支持九六年胡紅玉在平等機會委員會提出的私人草案。

難道真是一點反對聲音也沒有？普遍天主教徒其實跟你我一樣，受一樣的教育，看一樣的報紙。Lina略帶無奈：「有些教友也會批評正委或是教會的做法。在
居港權事件中，很多市民，包括教友，都認為自大陸來港的孩子不值得幫忙。一不想他們留下，二怕他們花香港的資源。教會幫助無證兒童在港讀書，也有人覺得多管閑事。沒法子，總有這樣的意見。」

Lina 在正委做了這樣久，一定是虔誠的教徒吧？可是她搖頭：「我一直也沒有信教，直到 2000 年才成為教友。身邊的神父都很訝異：你做了這麼久，原來還沒受洗的？其實，在天主教做事也不一定要做教徒。」

問她做了正委這麼久，有沒有遇到激烈的事件？大概正委一如它的名字，端的十分和平，所以 Lina 搜索記憶也顯得不易。勉強講以前跟進越南船民的情況較有火花，但那時船民關在營中，根本連出來示威也不可以，正委只能盡力見見立法會議員，做做游說工作。到後來居港權事件，「後來的社會事件中多了上街示威。世貿時有韓國來的天主教農民和神父來香港，我們負責接待，那天晚上他們通宵留在會展附近，我們一直叫他們走他們也不肯。結果到凌晨時警方清場，把他們三十幾人拘捕了。我們到觀塘警署保釋他們，陳日君樞機也有到場，搞了整天。」但似乎最激動也不過是去保釋韓農。

問到她做正委之前做過什麼？她坦白說以前是中學老師，轉職是因為不喜歡做教師要早起床，正委的工作則相對有彈性。

筆者一直以來覺得社運人士都是很激烈，頭上條頭巾大喊口號的。不過今次訪問陳麗娜卻讓我的想像有了改變。在他們之中，也有很多溫和、圓滑，甚至可以說是Hea的人士。

不過又無話社運人士就唔 Hea 得。始終組織受到教會立場所限，天主教內部亦有各種意見，當中社運人士及神職人員、普羅信徒之間對社會事務的觀點也有分殊。在各種壓力下，正委如何平衡妥協和堅持？作為有歷史及已制度化的機構，似乎未有答案。

註*  政府為打擊偷渡，在八零年十月撤消抵壘政策，對大陸的非法移民實施即捕即解。當時水上人多數回國娶妻，國內妻子跟丈夫來港生活，居住在艇上，她們持有中國發給她們的流動漁民証，但她們因並非合法香港居民，撤消抵壘政策後，被視為非法入境者，不能上岸。一九八四年油麻地避風塘有三十二個這樣的家庭，水上新娘的丈夫在甘浩望神父的陪同下，前往布政署請願，可是政府堅拒水上新娘留港的要求，最後她們遭遣返。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相信實踐社會正義是信仰中不能或缺的幅度，要實現這使命和在社會中作見證，必須維護人性尊嚴，改善人民的福祉，讓人有空間發揮其潛能，這亦是正委會的基本原則和宗旨。透過分析研究、倡議、教育和與民間團體和相同志趣人士建立聯繫網絡等，正委會希望揭露社會的不公義問題，讓教友和大眾對問題加深瞭解，從而為建設一個更合乎公義和仁愛的社會而努力，參與建設地上的天國。

資料來源：http://www.hkjp.org/

 

文：古

 

上一篇文章，談到了全球勞工生活水平的向下競爭，以及半永久的南北新殖民體制。接下來談談私有化，及全球金融市場。

The world is on sale

「把可以賣的公共服務都賣出去！」信奉（或利用著）新自由主義的各地政客及經濟學家，正這樣叫喊著，而對他們來說，當然甚麼都是可以賣的。他們說，把食水、電力、教育、醫療等等賣出去，可以增加效率、避免官僚浪費，市民又可以交少些稅，又可得到更高質素的服務云云。

於是，在香港，我們有了領匯。領匯加租趕走原有商戶的做法，論者已甚眾，不贅，這兒主要談人手方面的問題。首先，效率的確增加了，商場的工友曾經有最低工資保障，私營以後就沒有了，於是很多商場工資降至只有每小時十多元。明明工資有下壓的空間，你卻要說甚麼保障工人生活，這還不叫官僚浪費？還有，即使削減保安人手令治安惡化，警方也會增派人手巡查，這就證明以往是請了多餘的保安，是在浪費資源了。當我們談到私有化能增加效率、避免浪費，說的不正正就是這種剝削的效率嗎？不正正就是這種除了盈利計算外，甚麼工人生活、甚麼居民服務也置之不理的狹隘「效率」嗎？

也來看看英國的經驗。英國的鐵路，在九六年給私有化了。在兩年後，說火車更不準時的乘客超過五成，總投訴數目則超過一百萬宗。到了零一年，火車班次被取消的數目，更暴增為九九年的三倍。安全問題更是日益嚴重，不僅公營時代推行的安全系統裝置計劃被擱置，例行檢查的數目也減少了，於是意外都增加了。英國史上最嚴重的火車意外之一，就發生在九九年，兩火車相撞，共三十人喪生。因著這種種問題，政府對鐵路的補貼額在私有化後不降反升，由九四年的七億英鎊，上升至九八年的十四億英鎊。總會有人說說「政府其實不用也不應介入的；多撞幾次，人們就懂得選擇的了！讓市場調節一切！」，只要英國人不會這樣想就行。在75%民眾的支持下，英國的鐵路已重新國有化。

不要市場，難道要官僚？這問題的邏輯就和「不要專制統治，難道要回到野蠻狀態？」一樣，以為世間總只得兩種選擇。經濟，為什麼就不能靠人民集體地透過學習、討論然後再民主地作決定，然後再一步一步地改進？

自由「金融」市場——一場看誰在崩潰前手縮的最快的遊戲

接下來，我們看看這個實質上已成為了一個賭場的全球自由金融市場。先看點有趣的數字：在1971年前，即固定匯率的布列敦森林體制瓦解前，全世界超過九成的外匯交易都跟金融貿易或期貨交易有關，只有不到一成是投機性的（即以這樣或那樣的手法嘗試賺取差價）。到了現在，數字已顛倒過來，九成的外匯交易都是投機性的。凱恩斯曾預言賭場經濟的到來，如今已應驗了。我們還未提及債市場、股票市場，各種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投機性炒賣。

賭博有甚麼問題？賭博本身當然不是個大問題，如果不是以整整一個地方的經濟、以上億人的生計作注碼的話。這樣說有兩重意思。首先，大筆投機性資金在全球高速游移，本身就造成了經濟的不穩。它們退，可以造成一地經濟崩潰；進，可以造一個巨大的經濟泡沫，為將來的崩潰鋪路，如亞洲金融風暴。就算一地的經濟和金額市場是「健康」而穩定的，也莫能置身事外——投機性資本總是要找一些相對較不穩定的新興市場，因為那兒價格波幅才會大，才有高回報率，於是「景氣」就在那些地方創造出來了；之後，其餘的資金，無論是投機性的還是生產性的，因為似乎有較高回報率，都跟隨著湧入這些地方。而資金，就從那些相對穩定的經濟體系身上給扯走了。這是個競爭性的世界體系，沒有那個地方可置身事外。大筆資金真要湧入的話，總可造出一個經濟泡沫。

第二重意義是，因為似乎不得不適應這個金融市場以免被資金淘汰，各地政府都依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建議去調整經濟政策，如更多的出口、緊縮的貨幣政策及政府支出、更自由的市場等，因為投資者很多時看的，就是IMF如何評價這些經濟體系。於是人民的需要給置於次要地位：生產不再考慮國內需要，福利則因要滅赤而被削減或私有化。人都給金融市場牽著走了。

總結，或曰開始

到底可以怎樣？這個問題，當然要答。靠大家、靠全人類集體去探索、去答。不過在這之前，先得回答「世界為何會是現時這個樣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