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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學生報二零一二年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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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一月號目錄
社會
花園街大火 我們還遺漏了甚麼？
- 莫以「安全」為由落井下石──以花園街排檔為例
- 誰令火頭處處
專欄
兒童樂園／pat
心湖淬筆／尤里安
末日航道／b
左翼風情畫／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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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由中大新聞獎頒獎禮抗議開始──訪問新傳系學生潘柏林看新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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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我們不在乎末日，正如我們不在乎死亡。
我們知道人人都會死，而且任誰也說不準究竟自己幾時會死，但我們幾乎誰也做不到活在當下（活在當下的意思是：活著的每一天都當自己第二日就會死）。
末日是可能的，一如死亡。
我們不在乎死亡，似乎也不會在乎末日了。
不在乎死亡是什麼意思呢？不在乎死亡就是，可能你覺得自己現在的生活很無聊、沒有什麼意思，甚至對現在的世界有很多的不滿，但你照樣一面抱怨一面過下去。
死亡是一個巨大的問號，正如末日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它們問的都可以是這個問題：「你這一刻在做什麼？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當然可以不回答這個問題。
不回答這個問題的話，不唯末日對你沒有意思，死亡對你也沒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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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花園街大火 ，我們還遺漏了甚麼？
上月的花園街大火，奪去九人生命，致使幾十人受傷，是近年傷亡最慘重的火災。由於有街坊拍攝到起火時有三四處火頭，故有縱火之嫌。加上事件牽涉唐樓劏房處處和消防安全問題，以至當曾蔭權回應時只強調「花園街商舖情況，不改善不可接受」時，令商販們以至普通市民如筆者都無名火起——你唔幫都算啦，駛唔駛踩多兩腳先？
及後食環署被商販指執法過嚴，指引又不清晰，令人無所適從。加上實行「朝行晚拆」等的政策牽連全港所有排檔商販，大火後全港各區的商販與食環署的衝突此起彼落，深水址區十多條街的商販更曾聯合罷市，以抗苛政。
至出版日，縱火狂徒未被擒獲，劏房問題無人理會，只有商販被沒收家當再被拘捕還要被曾偉雄勸喻「克制」。
政府不斷強調要維護大眾安全，究竟維護了誰的安全？曾蔭權將矛頭直指排檔商販有否錯置，甚或借機轉移視線趕絕排檔以便發展商進行收樓重建？這可能才是我們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莫以「安全」為由落井下石－－以花園街排檔為例（花園街大火）
誰令火頭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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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莫以「安全」為由落井下石－－以花園街排檔為例（花園街大火）
文：東郭先生
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於上年年尾公佈，香港因為花園街大火而不能在「安全城市排行榜」上列名。該會甄選的標準是「若城市在該年度發生有八人或以上遇難的重大安全事故，即不能列入評選」。政協委員劉夢熊得知後，極力辯稱應當考慮到其他因素，如法制及品質驗證等方面，香港是十分安全的。這份報告及劉生緊張的辯解令筆者對「安全」作出了下列的思考：
(1)究竟「安全」為何會成為一個城市的成功指標、大家理所當然地去追求的目標？
(2)與「安全」相對的，如「危險」、「風險」、「危機」等，它其實是什麼？
「危機」是內藏的、帶著無限的未知性，所以城市的「安全」需要全天候不斷給力運作及維持。它要求的不是一時一地的撲滅，而是全面、持久的根絕。誰有能力做到這個廣度及深度呢？由擁有公權力的公共機構（即政府）去執行，似乎是眾望所歸。
如果一場大火就足以令到香港失去「安全城市」的美名，究竟一個充滿「危機」、到處都可以是火頭的社會，該如何達致「安全」呢？維持「安全」的過程中，我們將付出什麼代價？它與什麼價值有衝突？花園街大火事件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示範。
“In risk consciousness then, displaced thought and action, or displaced social conflicts are especially possible and in demand. In that sense, precisely as the dangers increase along with political inaction, the risk society contains an inherent tendency to become a scapegoat society.” -
Ulrich Beck,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in the Risk Society’
政府維持「安全」的第一步：找出代罪羔羊
花園街大火過後，主流媒體的報導將排檔描述成「露天的計時炸彈」，隨後政府最出面積極的工作便是食環署職員嚴格執法，不斷票控排檔檔主，指他們的貨物沒有在特定的範圍內擺放。政府今次的動作很大，畢竟是九條人命。但筆者心中一直質疑的是，政府這種做法究竟是否真的有效，還是一開始就在打稻草人？須知道近年的排檔火警事件的起因大都是被人縱火，而且是在凌晨發生，今次花園街大火也不例外。故此，食環署職員在日間的「零容忍」執法其實多有意思呢？「危機」都是潛藏在夜晚，根本不是日間一兩吋的擺貨範圍。
讀者可以再想的問題是，2011年6月15日凌晨土瓜灣馬頭圍道的唐樓劏房也發生了造成四屍五命的火災，但為何政府在上次這件慘案中沒有做出相應的執法力度，去消除違反消防條例的「唐樓計時炸彈」（主流媒體的語言）呢？劏房問題不是靠打擊、下遷拆令來解決，重點是如何安置本身住在劏房的低收入居民，政府可以最直接做到的是安排他們上公屋。但政府似乎沒有解決劏房問題的打算，因為它也不打算增建公屋、不重新審訂現時的輪候計分制及入息限額。因此這些政府所未能解決的矛盾，即往後劏房居民的安置和公屋私樓發展的張力，令劏房成為了政府默許的灰色地帶。
最近這一次花園街火災盡是不同，政府介入的野心大得多。今次起火的間接成因是排檔的貨物放置在街上讓人可以縱火，加上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對政府來說是一個契機，去證明自己仍是一個有活動能力的公共機構（但活動不保證有正確的方向）。雖然明知起火原因是與檔攤在日間如何擺放貨物是全無關係，但只要將打擊對象滑動到一個位置（從縱火狂徒變成排檔檔販）能夠令人覺得政府正在努力地解決問題，去證明政府是有心解除社會上的「危機」，這就已經足夠讓政府找到行使公權力的理由，向代罪羔羊下重手。這一步的意義在於彰顯政府對社會安全的重視，回應公眾對政府介入管制的期望，但說到尾其實是演變成一場blame the victim的政治騷，政府無疑是力推排檔去「祭旗」，轉移公眾視線，滿足我們對「安全」追求。
“With the increase of hazards……it harbors a tendency to a legitimate totalitarianism of hazard prevention, which takes the right to prevent the worst and, in all too familiar manner, creates something even worse.”
Ulrich Beck,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in the Risk Society’
政府維持「安全」的第二步：
製定長期滅絕羔羊計劃
經過政府和媒體扭曲的政治操作後，為了維持「安全」的想像，公眾各方也會開始參與欺壓羔羊。尤其當媒體追訪議員，給出來的假設是這些公眾人士所擁有的知識是比無面孔的大眾較權威，認為他們的判斷較好、較能達標（較安全慎重），例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兼油尖旺區區議員涂謹申公開建議政府盡快為排檔制訂系統化的阻嚇性刑罰，例如排檔扣分制（俗稱「釘牌制」），又建議「朝行晚拆」。他的計劃其實是一套打算長期滿足「安全」想像的政策設計，需要依靠政府的公權力去執行。
當區居民與大眾的反應都是首先譴責政府未做好本份，要它做好規管。這種講法反映出公眾只是寄望政府要行使它的公權力，對於公權力行使的內容、具體操作其實沒有想太多，認為整件事只是政府過去執法不足、可以用行政處理的問題。公眾有期望、議員有建議，政府亦對此受落，但一連串的動作其實是很容易會合理化政府獨斷的政策安排，沒有重視過民主。這裡「民主」的意義，絕對不單是民主投票的形式意義，而是當地空間使用者的參與過程令得他們對這片空間的使用要是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是套帶有公共性的想法。
政府食環署代表在大火後的特別會議裡表示「除朝行晚拆，亦考慮實行違例記分制及重整攤檔，甚至強制攤檔遷入市政大廈，措施一旦落實，全港所有排檔適用」，劃一的全港性政策計劃急速大力推行，正正是想透過時勢對於政府的期望，取消對各種處境及差異的考慮。比如說，各區排檔的客源不同，售價也不同，有些走low-end做街坊生意的，有些針對遊客的，「朝行晚拆」有無顧及低收入排檔的經營成本？較老弱的檔主如何是好？如果「朝行晚拆」是為了維持公共的「安全」，政府有沒有資助的可能？貨物晚上應放到哪裡？如果租放到樓上的唐樓單位，又會不會是另一個「計時炸彈」？政府的「好心」究竟是解決危機還是製造危機？想訂立「釘牌制」，但又未檢討原有的小販牌照政策，究竟會不會重新發牌呢？
其實旅遊業界都想要排檔可以繼續生存，但政府如果真的打算實施上述提及的規管措施，搞不好最後是會消滅了排檔。而排檔不再存在，附近的唐樓當然也就十分「安全」了（但其實會起火的根本不只是排檔，排檔附近的地鋪在12月20日也發生了火災）。由此看來，「安全」的代價，其實是不斷尋找代罪羔羊並且要求他們永遠消失。
其實排檔也關心「安全」問題
排檔檔主並不是聖公會香港教區大主教鄺保羅所說，反對「朝行晚拆」即是為求自保私利。無錯，他們需要搵食，需要保住貨物及謀生工具，但當事態時局有所變動，檔主們當然也著緊「安全」的問題。他們都會願意作出折衷，集體地為這個空間提供保安，例如他們有打算晚上集體聘請保安去巡查檔口的街道，在農曆新年前添置滅火筒，貨架及簷篷換上防火物料等。只不過他們的建議並不像議員和政府的計劃一樣全港一刀切並且要你硬食，而是他們自己願意為這個地方付出。
往往我們說到「規管」都是政府以高高在上的位置去監察民間，但問題不在於政府的執法力度，而是這片空間該如何由各方共同經營。故此政策應該有更加多空間讓當地居民、檔販、各空間使用者提出自己的方案，這才能避免因為「安全」而急速抹殺其他可能。否則我們將會看到，這一宗意外令我們增加了對「安全」的追求，但也埋下了官商勾結的伏線──如果政府意圖並成功捍走排檔遷入市政大廈，難道不是有利發展商進行收樓重建嗎？
延伸閱讀：
1.〈排檔密佈「炸彈」遍全港〉，東方日報，2011年12月01日
2. Ulrich Beck,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in the Risk Society’,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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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誰令火頭處處（花園街大火特輯）
文：神經奕
花園街發生一年之內第二次火警後，縱火的謠言四起，網民群情洶湧地將矛頭直指收樓手段「一向高調」的田生地產。面書上針對田生放火的群組如雨後春筍[1]，高登的惡搞作品更是傳遍天與地[2] ——哇，仲唔係佢放火？！不過，經過筆者四處搜證以後，發現該處確有收樓痕跡，卻沒有確認田生在其中，至少上述的面書群組與高登仔都未有提出。
我不是要在此為田生辯護，而是想指出事情耐人尋味的地方——明明連田生有否在那處搞併購也未搞清楚，大家已一口咬定這是田生放的火，可見田生之朵臭成怎個地步。
空穴來風
在香港，經營舊樓收購及整合的公司有金朝陽集團及田生集團，其中只有田生是主力經營舊樓收購及整合，而田生始創人區永華更聲稱已擁有全行八成的佔有率。而田生的目標舊樓，在過去一年經常鬧火災，當中最嚴重的，有今年年頭大角咀海安樓大火，燒死一名在五金舖內睡覺的男子，警方一開始發現該處有多處火頭而指其可疑，最終卻認為是意外 —— 海安樓是田生早於零九年就宣布已併購大部分單位的樓宇，而至火警發生當日，仍有一成業主拒賣[3]。另有今年六月馬頭圍道111號大火，4人死亡。田生承認曾嘗試進行併購但失敗，聲稱五月已停止收購行動[4]。
有幾黑？
田生作為收購公司，客仔就是大發展商（主要是恆基）。大發展商不想費神於麻煩的收購程序，於是假手於人，買入收購公司成功併購的舊樓，而田生則以食佣為生。田生的角色有點像地產經紀，但卻比經紀收多極多佣金（如其佣金比率在08至09年度是18%，地產經紀只會食1%佣），無他，因為舊樓收購涉及「專門技巧」，風險又高，加上田生已壟斷了這行，當然能食盡油水。不過，要做併購這「富貴險中求」的大生意，如遇上釘子戶（無論是真住戶還是炒家），收購不足八成就會見財化水，所以不能不心狠手辣。以下就是田生其中一些「專門技巧」：
1 種釘、進駐法團
再罷交管理費：
種釘即以公司名義靜靜雞買下目標大廈的一些單位，然後再進行第二階段的併購，並進駐大廈業主立案法團，藉此影響大廈決策，如轉換管理公司甚至將保安員撤走。有大廈的天台走火通道更被圍上鐵網，消防處要求拆除，卻被已被入侵的法團反對[5]；
2 差佬都冇符的差治安：
當併購進行至尾聲，大部分住戶都遷離以後，大廈的治安就會奇差無比。有的大廈樓梯黑暗且有尿糞，有業主擔心人身安全，更在家門安裝閉路電視。當這些業主向差佬求助，差佬第一個問題就是「呢度係咪搞緊收樓？」當然，他們對這些滋擾是完全冇符的[6]；
3 封棺條與催命符：
田生通常會將收購了的單位窗上貼滿田生的紅色大logo，把紅色田生長條形「熱烈恭賀已收樓款的業主們」和「熱烈恭賀成功換樓的業主們」的「揮春」製成旗海，把樓宇裝成凶宅一般，又以極似封棺的白色紙條封死門口，以「提醒」不肯賣樓的業主們[7]。而田生負責人對這回應道：「想賣果啲人好開心，咪叫我地去恭喜下佢地囉」[8]；
4 恐嚇老人：
恐嚇老人家說他們的舊樓是危樓，如附近有斜坡，要不斷夾錢維修。又或說找工程師解釋附近高鐵工程對大廈結構的影響，令老人家感受威脅急急簽約[9]。
修例如何養肥田生？
自從去年四月強制拍賣業權（強拍）修例，將強拍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後，先是田生的股價在消息公布但未通過立法會之時就已由1毫跳升至5毫。而根據田生的公司年報，10年6月至11年6月的全年營業額，比上一個年度上升57.1%至4. 85億港元。更是08-09年度的4倍多[10]。2010年上半年，田生地產簽署的合約總值有一百億，已遠超上年全年八十億的總值。
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後，田生究竟實際得到甚麼好處？首先，田生只需收購物業的八成業權，就可強制拍賣餘下單位以統一業權。這除了打擊不肯出讓單位的小業主，還狠狠地打擊了「炒家釘戶」。這些炒家通常會找出有潛力的物業，然後買入一成的單位，逼使發展商以高價收購餘下業權。而門檻降低即意味著狙擊的成本會增加一倍，風險大增——可見修例簡直是為田生的併購事業「斬妖除魔」。
誰令火頭處處
花園街大火問題固然跟排檔設置有所關係，但問題的核心顯然不是排檔之間有沒有足夠空間，或有否實行「朝行晚拆」。就算把收購商縱火的可能放到一旁，解決香港房租天價以至劏房處處的問題肯定比追究排檔商販更為急切。而說到底，政府放寬限制、容讓田生這類併購公司肆無忌憚地將舊樓重建成豪宅，也是加劇劏房問題的幫兇。今日曾蔭權將矛頭指向排檔商販擺明是為政府開脫罪名的顧左右而言他 —— 是誰令市區舊樓火頭處處，才應是我們的焦點所在。
註：
[1] facebook群組：「因為生命，所以關注。田生集團收樓情報網。」、「香港市民堅信四屍五命縱火案與田生收樓絕無關連 」
[2] 見香港網絡大典，搜尋詞：田生地產
[3] 明報（2011年1月6日）保安剛撤 舊樓舖火警燒死人
[4] 東方日報（2011年6月16日）：「田生認曾併購肇事唐樓」
[5] You Tube：時事追擊（亞視本港台） 2011-03-10 粗暴收樓
[6] You Tube：RTHK鏗鏘集：一塊紅布（田生地產收樓無恥實錄） 2011.9.12
[7] 陳大文部落格（http://hkgal-today.blogspot.com）：〈田生地產最新玩法：「血紅催命符」迫瘋小業主！〉
[8] 同[5]
[9] 壹周刊第1066期（2010年08月12日）〈霸二百幢舊樓 田生十大插旗賤招〉
[10] 見田生集團（00183）2010-2011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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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醫生慌
文：胡不歸
醫療問題一向不為香港人所重視，直至最近醫療事故頻頻、加上本地孕婦沒有床位產子，始喚起了港人的注意。前陣子，聯合醫院的內科醫生更發了一封公開信，向公眾展現這「被撕裂已久的傷口」。
實情這不為人知的傷口一直在惡化 —— 以內科部而言，聯合醫院從2007年開始出現前線人手流失。從07年的7月3.6%流失率到09年7月升至7.4%，至2011年11月流失率更高達25%。這個瘡疤上的黑幕最終難掩被揭穿的命運，公諸於市民面前。
而就香港宏觀的公營醫療系統而言，根據醫管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2007年度的整體流失率達6.6%，至2010年度的情況稍為好轉，下降至4.4%，但截至今年2月，尚未計下半年度，就已達5.3%，這種趨勢持續下去的話，2011年度的流失率很有可能為歷年最高。簡單來說，這些數字在向我們發出嚴厲的警告 —— 公立醫院的人手正持續、大量地流失。
流失原因？
要藥到病除首要是察看傷口的病源。問題可謂是根源於一個惡性循環。香港公立醫院的人手本來就長期短缺，且工時極長。當有醫生離職時，其他醫生便需要分擔其工作量，在這百上加斤的情況下，他們的壓力及工作量亦隨之進一步上升。直到有一天，當他們也承受不來時，便又是選擇了離職的路。由此，一個血流不止的惡性循環從而產生，流失率於是便「步步高升」，傷口亦越趨惡化。
那麼，從公立醫院離開的醫生到哪裡去了？想當然，私立醫院是醫生的另一選擇。這點在立法會的文件中不難揣測出來，公立醫院流失率最高的首三位依次是婦產科，達10.2%，其次是眼科的7.3%，最後的是深切治療部的7.1%。原因正來自於市場的龐大需求；內地孕婦的高需求量、公立醫院眼科手術長達數年的輪候時間及富有者對高質素醫療服務的需求，使私立醫院對這些專科醫生有急切需要。在香港政府大舉支持醫療產業的同時，私立醫院眼見有利可圖，於是便不斷擴大規模。而當培訓醫生的數量已經不能滿足龐大的需求時，他們便索性從公立醫院挖走現有人手。
解決方法？
現今普遍對公營醫療人手不足的解決方法大多有二，一是集中從外地招聘醫生，二是提高醫生待遇。
其實，從外地招聘醫生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香港一直有考試制度衡量外地醫生水平，及格方可在港執業。而這個方法下會放低考試難度，那他們的醫療質素如何確保？姑勿論醫生質素問題，此方案可行性亦不大。首先，從哪裡引入大量醫生來港？用金錢作誘因的話，錢從哪裡來？ 而不能迴避的是 —— 公立醫院如何阻止私立醫院的「挖角」？
提高待遇方面，醫管局現今唯一能做的只是加薪。但現今醫生的薪金已比其他行業高出很多，即使與私立醫院相比，差距亦不大。而驅使他們離職的關鍵就在於過大的工作壓力和嚴重不足的休息時間。私立醫院能以自由調節收費來控制需求，避免醫生工作量過重。舉例而言，今年十二月，香港消費者委員會作出了有關私立醫院的收費調查，發現在過去一年半內，分娩服務的加幅最高達到五成。價格的調高使私立醫院能夠擁有相對充裕的人手，使醫生的工作壓力比在公立醫院時輕鬆得多，此乃他們挖角成功的原因所在。提高薪金對醫生流失沒有太大幫助，醫管局解決問題的根本在於增加醫生的供應量，減少醫生的工時及壓力。但問題是醫生的供應量很難在短時間內大增，因為現行的高等教育，只有兩所大學有足夠的資源和人手開辦培訓醫生的課程，加上每名見習醫生至少需要五年的培訓時間，而專科醫生則需時更久。在如此的客觀環境限制下，要在短時間解決供應問題，無疑是痴人說夢話。
核心問題？
顯而易見，主流方法並不可行，要尋求解決方法，首先要了解問題的本質。是什麼因素導致醫療服務的需求量上升呢？第一，人口老化。隨著大批年老公民的出現會大幅提升對醫療系統的需求。第二，內地乃至亞洲的龐大需求。特區政府將醫療劃為「六大產業」之一，內地或東南亞的富有階層並不滿足於當地的醫療水平，選擇來港享用「高級」的私營醫療服務，這表示私營醫院會與公立醫院爭奪人手，使公營醫院將會面對更嚴峻的挑戰。
而醫療產業化更加使整個問題雪上加霜。擁有雄厚人力和資源的私立醫院，實在不能抵擋有如黑洞般無窮無盡的內地市場之誘惑。假設內地只有 10%的人能支付香港高昂的醫療費用，而當中只有1%的人會選擇來港治療，便已經有130萬人，即使再減也有65萬人之多，還未計算其他的亞洲國家在內。面對如此豐厚的利潤，私立醫院會選擇「揸乾」公立醫院的人力資源，令整個公營醫療踏入冰河世紀。而另一方面，即便私立醫院處於淡季，一般市民也礙於高昂的收費而不能使用其服務，使到公私營醫療失衡之問題出現，資源不能夠得到充分利用，私立醫院淪為富人專屬的俱樂部。沒錢的窮人只能站在私立醫院外與空閒的醫生乾睜著眼，莫名其妙，稀奇古怪，香港一大荒謬奇事。
選擇？
那我們怎麼辦？是否只能在老年患有白內瘴的時候，坐著輪椅，對著不再夠闊的維多利亞港望洋興嘆，嘆一句「有心無力，吾命休矣」？
事實不然，問題的解決方法有二。一是你趁年輕時日拼夜拼，儲下來的錢留作老年時，到私立醫院醫院為年輕積下來的傷痛「埋單」，然後繼續逍遙自在的坐在輪椅上，一面乾咳，一面恥笑電視機中沒錢看病的凡夫俗子。二是起來爭取廢除醫療產業化。醫療本來就是一項政府對公民的責任，是一項必要的公眾事業，就像電費、水費、住屋（原來真的嗎？）一樣，質素和價格必須得到保障，確保全部市民都能享用。
可惜的是，面對赤裸裸的傷口，港人仍無動於衷，社會至今只得到半點迴響，任由醫生在無力的吶喊，對他們的怨聲充耳不聞。或許，只有當我們到醫院發現人去樓空之時，在地上痛得反來覆去、低聲呻吟，才能驚醒過來，一切都已經太遲，傷口早已是病入膏肓、無藥可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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