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非禮遇上藝術家

文：杜振豪

鴨舌帽、短襯衫、破球鞋，一身不合時宜的打扮，與斑白頭髮給予人的慣常想像毫不相配。但正因如此，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反而十分不錯，心裡想：這麼樣的一個人，大概是個老頑童。在如許世道碰上如許事情，還有甚麼比遇上一個蔑視世俗的前輩，更值得令人高興？那是七月的某個晚上。我們在太古城的food court坐下，談一宗非禮案。

「意料之外，諗唔到，就算諗到都唔會覺得係佢。佢曾同很多大師合作，張大千，趙少昂，都是國際級的大師。諗不到，因為佢係道貌岸然的醫生，國際知名。」
「咁你對呢件事有咩想法？」
「我完全諗唔到。」

事緣這位老伯邀請我的朋友和另一女生參觀展覽，後來某大畫家以賞畫為名，邀請她們上家，作了些逾矩的行為。老伯與這位大畫家是相識，得悉事情後，跟我的朋友說十分抱歉，想約她出來談談。談甚麼？不知道。我的朋友雖然不怕事，但找個人陪伴總是好，於是便拉了我去。老伯忙不迭地說「想像不到」，我暗暗納悶，當賊的自然不會將賊字鑿在額頭上。顯赫的名聲和畫家的銜頭，可與品格沒甚麼關係，反而是騙取旁人信任的有利條件。仔細追問畫展到被非禮的經過之後，他的說話，開始令我的眉頭皺得愈來愈深。

「點解第一次會叫你上佢屋企？呢個我好懷疑。」
「你係懷疑我定懷疑佢呀？」
「兩個都懷疑。點解佢會叫你上佢屋企？點解你要跟佢去？」
「我本來諗住他當我們是朋友，而且有兩個人……」
「點解第一次你就跟佢上屋企？」

聽到這裡我忍不住要打斷了，「第一次跟佢上屋企又點？」，這是典型的rape myth 和victim blaming 。指責事主「蠢」（以至質疑事主可能「別有用心」），乃是將責任從暴力施加者轉移開去的最常見方式。主張女子不應接受陌生男子的邀請否則後果自負，與主張女子不應坦胸露背以免引人犯罪，兩者沒有性質上的差別。這些說話表面上是諄諄告誡好意提醒，但在性別意識上卻是在強調限制女性的活動自由，將不受暴力侵擾的責任放在女性身上。

「現在再講當初也無謂，倒不如想想有咩事可以做。」
「實際的事我諗唔到，真係諗唔到。」
「你可唔可以幫我搵佢？同佢講返件事？」
「呢件事我唔可以講住，但可以陪你面對面同佢講。」
「咁有咩分別？」
「我唔知你同我講咗咩個喎。唔通我話『阿邊個話你叫佢上你屋企睇畫，然後強吻佢喎』，佢以為我作故嘛，反面個喎。」

聽到這裡，立時為之氣結，同時也恍然大悟。片面之辭不可盡信，作為局外人有所保留也是情理之常。但正因片面之辭不可盡信，豈非更應該向其他當事人求証？緣何老伯卻連向大畫家提起此事的勇氣也沒有？再者，如果覺得我朋友有可能生安白造，又何必約出來面談，一邊佯裝helpful和supportive，一邊說「我唔知你同我講咗咩個喎」？可是，位老伯似乎仍然（詐作）不知如此對待朋友有何不妥。

「你需要做咩講出來，我可以幫你。」
「我講咗啦。同佢講返件事。」
「我唔可以教訓佢個喎，因為呢個係佢私事。」
「呢個唔係一件私事。」

非禮當然不是私事。如果沒有那些階級差距、社會關係、性別優勢，哪裡會出現大畫家口中的「誤會」？如果這個社會不是那麼流行「俾人搞只因自己蠢」、「講出來既煩又醜不如當冇事發生」、「非禮好難証明告都冇用」等等觀念，類似的侵犯事件會這麼容易發生嗎？在這個意義上，非禮是整個社會的事，而不只是大畫家和我朋友的私人糾紛。我們真正要針對的不是大畫家，而是在背後支撐大畫家的種種想像、觀念、權力操作。若將非禮事件理解為個人操守問題，只會忽視了背後的權力關係和性別政治──一個大畫家倒下了，還會有千萬個大畫家──改變無從談起，故事只會繼續重複。

那晚的面談，最後當然沒有得出甚麼結果。多番強調願意幫忙的老伯，在「証明不足」及「怕俾人話多事」等理由下，一方面說可以代為約見，一方面堅持當作完全不知此事置身事外。本來這也沒甚麼，畢竟這個世界上想乾乾淨淨不蹚渾水的人多的是。但教人愕然和不可思議的是，那位多番表示與大畫家不算深交的老伯，後來竟然自己打電話去跟警方說，指我的朋友想息事寧人。於是我才明白，這位「老頑童」其實一點也不簡單，對「世俗」可是有很深刻的把握，也有很獨到的辦法。

陳法興，前港台美術總監，年七十，酷愛繪畫和攝影。其畫作對象以雞泡魚和鯉魚為主，因而得號「魚王」。經常拍攝展覽，報章稱他「逢展覽必到，連續 28年紀錄了大小展覽，成了一個時代的見證」 ，據說香港藝術中心曾為他舉辦一個名為「法相二十八年」的展覽。那晚之後，我記住了這個人，也深深地告誡自己，以後不能再以貌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