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王」、「亞洲價值」與新加坡模式〉（節錄）

原刊於《信報》，2000年12月28日  〈「哲王」、「亞洲價值」與新加坡模式〉（節錄） 劉國英   最近中文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給李光耀一事，引起校內 以致社會上極多的爭議；其中有幾個問題是同學們或同事 們經常提出的，這分別是：一）李光耀是否「哲王」？二 ）何謂「亞洲價值」？三）新加坡模式適合香港嗎？筆者 希望就這三個問題提出一些個人的考察。  一）李光耀是否「哲王」？  在中文大學頒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給李光耀的讚辭中，後 者被稱為「哲王」[1]。李光耀是「哲王」嗎？這當然要看 我們如何理解所謂「哲王」。流行的看法往往認為，「哲 王」就是一個被視為有過人的智慧、出於善意而施行家長 式統治的威權主義領袖。從這種看法推論，李光耀似乎可 算是「哲王」了。但這種理解與原本提出「哲王」構想的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想法相距甚遠。首先，柏拉圖在其 著名的《理想國》一書中提出「哲王」構想的主要目的， 是尋求實踐社會公義之道；因此，柏拉圖在為其「哲王」 構想立說時，提出了一整套何謂美好人生、何謂公正社會 的討論，是嚴格思考反省的成果。此外，「哲王」是透過 長期教育培養，不斷追求真、善、美的真正哲學家。這樣 的一位哲學家之會被接納為國家領導人，是要透過說服人 民群眾，而不是靠威逼利誘；而實踐社會公義，則要透過 法治，而不是操控法律條文和施法程序來造就個人獨裁。 眾所周知，李光耀從來不重視何謂美好人生、何謂公正社 會的反省和公開討論；即使對李光耀推崇備至的人，也只 能稱之為務實政治家，與柏拉圖筆下的真正哲學家相距何 止萬里。其次，李光耀統治新加坡的手法是：但求國家富 強而不惜犧牲社會公義；這與柏拉圖追求社會公義的原意 ，可謂背道而馳。事實上，愈來愈多證據顯示，李光耀是 以權謀上台，以警察國家般的手段來維持其絕對權力；他 不單沒有柏拉圖構想中「哲王」的道德人格，也完全不符 合中國儒家傳統中「外王」的理想形象。其三，柏拉圖雖 然提出「哲王」作為統治者的理想模型，卻認為在現實上 「哲王」是不存在的；即使是他心目中智慧和德行都最高 的人──他的老師蘇格拉底，也未具備充當「哲王」的條 件。故此，沒有任何世俗之人能堪稱柏拉圖意義下的「哲 王」。稱李光耀這種眷戀俗世權力和名譽的人為「哲王」 ，實在是對柏拉圖理想的極大侮辱[2]。   [1] 編按︰讚辭如是說︰「馬來亞獨立成為馬來西亞的時候， 他鼓吹並實現了新、馬合併；後來，在時代的現實情況之 下，他雖然不無憂懼，卻義無反顧地帶領新加坡走向獨立 ，走向高速增長的繁榮。他領導人民行動黨贏得多屆選舉 ，得掌政權，成為民主政治史上任期最長的總理之一，堪 稱為現代之『哲王』。」原刊《中文大學校刊》（二零零 一年春．夏版） [2] 編按︰讚辭則如是說︰「李光耀十年前自行引退，並苦心 安排同僚、閣員接任，磊落襟懷，光風霽月，和那些駑馬 戀棧的俗子相比，真有雲泥之別。 」   但更重要的是：柏拉圖的「哲王」構想儘管出自良好意願 ，卻是反民主的。原籍奧地利的二十世紀科學哲學和政治 哲學大師卡爾˙波柏爾（Karl Popper），便曾對柏拉圖的 「哲王」構想大力批評，認為提出這種構想者是「開放社 會的敵人」。其實，對柏拉圖「哲王」構想提出批評的， 早已見於另一位偉大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這位柏拉 圖的大弟子認為，「哲王」構想假定有一個人的才能在各 方面永遠高於所有其他人；但在一個多樣性的社會中，這 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在現實中的個人，其智慧與才能總 是有限的。此外，「哲王」構想認定了一個人或一些人可 以永遠擔當統治者，否定了其他公民參予政治的權利，是 一種違反平等和公義原則的專制主義設計，不足為法。  二）何謂「亞洲價值」？  很多人認為所謂「亞洲價值」是李光耀率先提出來的。筆 者試圖在《李光耀回憶錄》中尋求解答，卻找不到任何清 楚說明。恰巧前新亞書院院長余英時教授在一篇題為「新 亞精神與中國文化」的文章裏談及這一問題（見《新亞生 活》2000年11月號）。余文引述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 主、原籍印度的阿瑪提亞˙森（Amartya Sen）的詳盡研究 指出，所謂「亞洲價值論」的正面內容完全是子虛烏有， 因為整個亞洲幅員極廣，人口眾多（佔全世界總人口的百 分之六十），民族與文化繁雜，信仰亦各異，根本不可能 總括出一種共同遵信的價值系統。然而，余文進一步指出 ，提出「亞洲價值論」者的隱含目的，就是要反對民主、 個人自由、人權、理性、法治等普世價值，於是把它們說 成僅僅是西方的價值體系，因而不適合亞洲。故此，所謂 「亞洲價值論」之說，只是以「魚目混珠」的手法，編造 出支持威權政治的護身符。  余英時先生的文章，已經清楚指出所謂「亞洲價值論」的 虛妄性質和隱含政治目的。筆者現只就這一課題作出三點 補充。  第一點：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也曾於1993年前後提出過「 亞洲價值」的口號，其目的除了在於宣示一種反西方的立 場外，還在於透過擺出一種「敢於反西方」的姿態，來爭 取在過去曾受西方殖民主義欺凌的東南亞諸國之間，樹立 其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領導地位。李光耀提出「亞洲價值」 ，自然也有這一考慮，亦即他要和馬哈迪爭做東南亞的盟 主。這一點往往為人們所忽略。我們自然可以追問，二人 提出的口號表面相同，但馬哈迪的伊斯蘭信仰，與李光耀 早年的英式殖民地教育背景和後來大搞的「儒表法裏」運 動，除了鼓吹威權主義之外，究竟可以有怎樣的相同價值 肯定？  第二點：當一些由西方人發起的國際人權組織批評新加坡 不尊重人權（如濫用笞刑和死刑）以及限制人民自由、施 行專制統治時，李光耀總是回駁說：「我們是經人民選舉 產生的政府」、「我們遵守民主程序」。換句話說，面對 來自西方的批評之際，李光耀只能用一些源於西方的普世 價值來為一己辯護，而這些普世價值卻是他提出「亞洲價 值」口號時所否定的。故此，李光耀的這些言行，不單是 自相矛盾，更可說是一種言論上和政治上的「欺詐」行為 ，就像當代中國哲學家勞思光先生曾經深入分析和痛陳的 那種現象（請參勞著：《歷史之懲罰新編》，香港中文大 學出版社，2000）。  第三點：一如上文所指出，亞洲是一個民族、文化和宗教 信仰都極為多元化的地區，若要建立一種有正面內容的「 亞洲價值」，它必須是極具包容性的，能夠容納包括伊斯 蘭及其各宗派、印度教、佛教及其各分支、道教、孔教、 基督新教、天主教、東正教、猶太教等等亞洲人所信奉的 各類型宗教的價值系統，以及無神論的價值觀。具如此包 容性的「亞洲價值」，它本身必須具備普世性，因而也只 能建立在一些基本的普世價值之上，即包含了人權、自由 、平等、寬容、民主、法治等現代世界的基本價值；一句 話：它絕對不能以李光耀鼓吹那種自視高人一等、排他性 極強的面貌出現。  （作者為中文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