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大事件》書評－－主流篇

《大事件》書評－－主流篇
 
文：覃同學

書名：《大事件：記香港WTO採訪》
主編：林藹雲，梁旭明
出版機構：獨立媒體（香港）及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會
出版日期：2006年12月

前言

世貿會議，是近年少數在香港的國際大事件，其中所牽涉的更是全球化／反全球化這樣一個深遠的大議題。這樣的一件盛事，自然引起了主流媒體的關注。但去報導世貿的，還有獨立媒體的民間記者。獨立媒體的生成，是一群不滿主流傳媒報導的方式的人，他們認為主流傳媒報導的方式有大量的限制，在網絡技術相對普及的今天，建立了獨立媒體網站（www.inmediahk.net），以他們認為合理的方式去選材以致報導。

主流記者以及民間記者在新聞的方法學，以及在理解報導的功能等等根本問題上本來便有深刻的差異，他們對世貿的報導亦自然截然不同。獨立媒體出版《大事件——記香港WTO採訪》，就是記錄了其民間記者以及主流記者在探訪世貿期間的一些感想，以及對整個行動的反省。而民間記者的部份，就更是他們對於自身報導方式的的分析，以及未來動向的展望。某意義底下，《大事件》也算是新聞方法學之中主流與邊緣的對話。

新聞方法學在本港甚少被討論。所以《大事件》一書是相當有價值的著述，而以下的書評，除了是介紹以外，也是筆者希望摻進一腳，為這個論述加添一點聲音。

劣質傳媒，劣質記者？

主流傳媒作偽中立或是炒作式的報導，也是老調子了的批評了。世貿會議期間，各大報章可算是固守傳統，將整件牽涉到民生經濟，公義，以及世界政治的議題，還原成一群所謂暴民衝擊的動作秀。即使所謂比較專業一點的報章，認真討論分析均被壓縮到一個可憐的幅度。一些最深遠的議題，如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論爭，更是在將示威者動作化／戲劇化的情況之下完全缺席。對於如此劣質的報導，矛頭直指整個傳媒工業，而其中的前線工作者似乎更是首當其衝。不少民間團體在批評世貿的報導的時候，均以記者作為主軸。「記者怎樣怎樣報實在是仆街」常是討論的起首式。

結構．結構．結構

而在「主流暗湧」一章節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以前線工作者為主體的批評方式大概有欠全面。在這一章節裡，不少主流傳媒記者透露了他們對自己報導方式的不滿。有些記者其實希望嘗試寫出一些與世貿對各行業影響這類相對有關的議題，最終卻是不果。問題的根本不在於記者的自身意願，而在於編輯的壓力。當然，將責任付之於編輯也是不恰當，也是缺乏了宏觀地去看整個問題的視野。真正的問題，是結構性的。正如一位記者嘗試點出：

作為上市公司向媒體交代的企業，如何以最有限資源覆蓋最有限的資訊，使得利潤最優化，而開支減至最少。在媒體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時，媒體對於相反經濟取態的報導——關顧公義的良心經濟——有所忽視，這種犧牲，不知是否必然？（頁四十三）

市場與質素的拉扯

市場與質素雖未至於一定背道而馳，卻肯定有一定的張力。能夠在市場勝出的產品，常以能夠引起消費者最即時反應為多。一些需要耐性去解讀、去理解的事物，多為種種五光十色的競爭者所淹沒。所以在講求質素的圈子，例如藝術，以市場運作必定失敗，因為群眾最即時的喜好與藝術品深度共融的可能性幾近是零。

將這個邏輯套回傳媒工業裡，情況自是一目了然。在市場導向的傳媒運作裡，編輯在某意義底下是被迫選取一些炒作，能夠捕捉到讀者注意的事件作報導。很不幸地，在香港的脈絡裡，這類事件與社運人士所祈昐——關於世貿較為詳盡的分析——並沒有絲毫的重疊。

零件缺乏自覺

但令人失望的是，主流記者並未對這問題有深刻的把捉。他們均將這些結構性的限制視為理所當然；他們覺得困難，卻沒有不滿；他們會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地嘗試在制度性的壓迫中的夾縫作有意思的報導，卻未對整體運作作出批判。即使是意識到這方面問題的那位記者，也只以問句輕輕帶過。

客觀中立之自說自話

如果說整本書是主流記者與民間記者的對話，那麼客觀中立的課題則明顯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論爭——縱使結果是如此的令人嘆息。

在主流記者方面，對於客觀中立的理解實是單薄獨斷而又自相矛盾。他們——似乎是為了某些理由——始終堅信以所謂第三者的身份去作出報導才最顯得持平公正，參與本身似乎必然導致偏頗。他們亦堅信報導與所謂立場評論能夠截然分開，只要不作評論而只報導事實就能達至持平公正的目標。

顯然易見的矛盾

自相矛盾的，是很多所謂有質素的外國報紙的資深記者，其實都會在其報導之中昭示立場，在〈主流與民間記者對談〉一文中，記協主席張炳玲也提到這一點。但她的口吻卻是相當正面，指他們有立場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這是他們「累積了十年的探訪經驗」。但在其餘的對話部份，她卻又堅持記者是「必需保持客觀中立」。這種明顯的矛盾，似乎完全不需要疏解。

不自覺的擁抱建制

但客觀中立其實在理論上根本不可能，而記者在現實之中所謂的客觀中立根本是一個幻像。例如，在選材的位置其實已充份的昭示了立場。正如民間記者朱凱迪在〈以主流為背景的民間記者方法學〉一文提到，主流傳媒與公關的高度配合，其實已令他們不自覺的偏向建制。因為在選擇甚麼題材作報導時，他們總以建制機構的發佈為主軸。以中文大學為例，報導的大部份均是大學高層透過公關發佈吹噓自讚的消息，而學生對於大學校園的批判則難以進入主流傳媒的視覺。固然，記者是沒有怎麼評論中大，但不難想像，讀者透過主流傳媒理解的中大會是相當正面。

立場的自動呈現

又例如在決定報導世貿時，大篇幅報導示威者的動作，強調他們的暴力行為，而不仔細探究示威者背後行動的原因，其實已將示威者妖魔化。的確，這樣只是報導「事實」，但選擇性地報導卻自動地呈現了立場。重要的是，基於篇幅所限，選擇是無可避免，而選材就是代表如何理解整件事——究竟是一群有理念的人在抵抗全球化的行動，抑或是不知為何地做出暴力行為？一個記者無可避免要就以上問題取態。若是前者，那麼在篇幅上自然要仔細訪問示威者，以清楚展示其背後暴力行為的理由／合理性。而在所謂放棄價值判斷的同時，其實已選了後者的答案。

第三者的局限

這例子也顯示了記者所謂「第三者」身份報導的局限。因為抽離往往代表了外緣的觀察，而沒有深入的理解。在報導世貿的例子，主流記者只能妖魔化示威者，固然是因為對全球化論爭理解不足，但如果他們嘗試深入參與農民的示威，仔細與他們傾談，理解內裡的邏輯，那麼展示出來的必然是另一景況。正因為他們安於遠距離的觀察，只是很常識地去觀看農民的示威，那麼得出的結論自然就是一群人（為了一些某些不大重要理由）在暴動。

平衡報導的失衡

在主流記者的專業術語之中，也有所謂「平衡報導」的原則。簡而言之，就是讓各方面的聲音均擁有同樣比例的篇幅。這種方式似乎是可以維持所謂中立的原則而又不失於表面。當然，在世貿的場景裡，主流記者自然完全不合格。但這種方式也不是毫無問題。究竟怎樣去決定那些是代表的聲音？在世貿會議，又是否只是世貿官員對揚反世貿示威者這麼簡單？有否第三第四個代表團體？其次，只以量作均衡，而不是以論據質素的方式去判斷又是否恰當持平？

持平的複雜性

在報導不同的聲音時，真正整全的報導，首先要考量的這是如何的一場論爭，所謂意見的對揚衝突究竟是甚麼團體之間的衝突。接下來，就是判斷各方面論據的質素，然後再去決定各種不同聲音的比例和位置。有立場的報導不代表單一的聲音，就正如有質素的評論必需顧及相反的意見。即使擁抱示威者的立場，也不代表必需一面倒的支持，忽略、輕視官方的論據，而是針對性點出示威者的意見如何有效反駁官方的論述，有那些地方是示威者所回應不了的。但要做到這一切，就必需先作出整體的判斷。放棄立場，結果就只能很形式地將所有聲音表達出來，而勉強的平均表達其實只會讓讀者毫不理解。而在現實的運作中，基於篇幅所限，記者就只能胡亂篩選，又傾向將建制的聲音放大，於是就會不知不覺地擁抱建制了。

結語：
簡單與困難

整體來說，無論是參與者抑或旁觀者，均要選擇一種方式切入議題。旁觀者的身份不見得可以毫無立場地去報導事件，因為她／他必須選擇如何理解整件事情，重要的位置在哪裡而作出選材；而參與者亦不見得要毫無批判地擁護自己的立場，遑論要為自己的立場去扭曲事實。主流記者對於所謂中立的擁抱，一方面固然是受到長久專業訓練的影響，但更為深遠的，自然是價值判斷的困難。相對於找一堆人訪問然後照樣將所有東西寫下來，仔細考慮不同的意見在整個事件的脈絡裡的力度，然後判斷怎樣詮釋以及安放位置，前者無疑是手板眼見又不易出錯。但複雜困難總比清楚易明的錯誤來得好，如果傳媒是擔當了監察政府的角色，肩負起向市民闡述世界在怎樣運作的責任；如果記者還自詡是一個專業，那麼進入那些位置就是無可厚非，亦無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