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專題｜學者密集式 思想改造概覽

不融合 =

邊緣化？

本地學者密集式

思想改造概覽

文：割禾青

自2007年12月《綱要》開始，「左報」集團也開始鋪天蓋地散佈經濟論述，每天都強調融合的好處和不融合則被邊緣化。此時開始，不少學者都逐漸亮相「表忠」。呂大樂的《珠三角融合的二○四七思維》， 躍過了現時融合過程內對政治經濟的探求，即理解提倡融合背後的政治目的；反而，要求我們對融合有「新思維」，要求香港人不要再回顧香港十多年來倒退了多少，而是要預設未來二零四七年時「已經融合」，發揮固有香港人「醒目仔」性格 （新思維？），在此必然的過程中尋找上位機遇，取消了香港人選擇怎樣融合、融不融合等當下問題。

又如張炳良《粵港共融發展仍需克服基本問題》，在《綱要》一公佈之後，形容現時港人普遍的心態太多兩制的「局限」，太少一國這種「全國大局意識」，開始為香港人的思維「拆牆鬆綁」。

近日，更因廣深港高鐵的爭議令這種學者們需要加大力度「撲火」。譬如，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鄭毓盛在《高速鐵路時代的來臨》一文，連他所專長的經濟學內對生產率及效率測算的探討也宣佈放棄，總之現在「大勢使然」，要「以可持續的視角，兼顧粵港融合的大勢。」忽而提出了「社會效益」作為財務成本以外的考慮，但對什麼是社會效益的定義也流於抽象。建高鐵是「環保」(工程語意上)、「世界潮流」(某些世界)等論點全部在一文堆砌出來。

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陳文鴻，以往七十年代曾參與學運，現在則與中聯辦聯繫甚密。在近年不停在東方日報、商報及信報發表，是邊緣化論述的大旗手。他經常怒斥香港因兩制下的規劃程序及「大香港主義」阻礙了融合的速度。近日更因高鐵議題感到煩擾，流露出一種極右的法西斯傾向（通常以「國家集體」的理由取代人民需要）。在《反建廣深港高鐵兩大謬論》一文中，強調建造高鐵不應涉社會分配，理解城市規劃是「集體」問題，不應因中下層沒有受益而反對興建。然後更嘗試推論至他認為不屬於中下層使用的「大學、演藝學院、體育學院」也因此邏輯不應該興建。同時文章試圖取消「發展為誰」這個社會學關鍵問題，不應將「集體」運輸系統「菜園村化」。於是，「人」在整個討論過程抽象化及集體化。（為何面對融合議題，報章就可以容許宣揚法西斯思想？）

還有更多製造論述集團與人士如劉迺強、薛鳳旋、中策組、智經……例多不再舉，因各種形式的權力關係驅使他們在集體大合唱。由此可見，「不融合就被邊緣化」不只是如鄭汝樺的「孤島論」一樣這樣簡單而低手，它是經過本地勢力的「左右包抄」，一系列親政府學者以不同面向的論述所引致的強大圖象，一方面，他們保證了香港人對融合有一種安全、預期、順從的認知；另一方面，他們也妨礙了我們對融合問題的獨立思考。

零三年後，

繼續邊緣化

若果不理會上述學者的怪力亂神，實質檢視香港形勢，邊緣化其實早已出現。不過，香港的邊緣化並不是有云由於經濟上開始被孤立，或者是出現所謂自我邊緣化，而是香港已經逐漸失去了為自己的未來作出判斷及決定的能力。回歸以來，香港愈來愈不能從自己的需要出發，去決定各方面的行政與規劃。

這種主體性的揚棄或喪失，不僅是由於不同首長意志上的差異而已。根據政治理論家Adam Przeworski 所言，一個人要向另一個人施加權力，不是純粹靠威嚇就可令他者就範，首要條件是必須向對方建立物質基礎(material basis)的關係，使他必須在利益圈內考慮，才能有效勸誘、威脅等等。零三年七一遊行以後，中央由守門口的角色改變成積極干預，逐步介入許多內部政策，包括不少政治議題、經濟模式及規劃大計。然而，為何香港這樣輕易就範？原因就是自零三年始，中央開始包裝CEPA 作為「禮物」，近來又稱內地股可來港上市，試圖在各方面開始建立要依附內地的利益關係網。現在《綱要》出台，香港暗中被要求幫助國家發展，產業要轉移(將港服務業北移)，大型工程幫助內地保八，協助前海成為「深圳的中環」等等。中山大學一位教授說得準確，他說你們過去受了這麼多中央的恩惠，現在就是要還的時候。因此，現時的邊緣化不是發生在抗拒融合的情況，而是出現在中央建立利益圈的過程中，令香港一國兩制底下政策自決的主體性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