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邊個

原載於中大學生報零八年《迎新特刊》

1

「外公外婆打長途電話來要我用功讀書,禮不到人也不到,可是訓話都到了。只有爸爸很奇怪,好像失蹤了一樣,我猜他一定在外面欠了很多賭債,躲起來了。但是前天晚上大家都沒有提到爸爸,如果沒有發生甚麼事的話,氣氛不會那樣凝重。不過現在哪裡還有精神替他操心呢?這是我有生以來最不像話的一次生日。好在我並不在乎,人長大了就不會太在乎某一天是不是快樂。」

——張大春︰〈生日並不快樂〉/《少年大頭春生活週記》

2

寫 Grant / Loan,有十萬個問題可以先問自己。首先是自欺欺人的︰我要做幾多資料搜集?是借憑經驗吹水,還是從體制出發,裝出絲絲入扣的樣子,寫成「關窿與你︰108式自保法」,讓讀者把本文當成可以索引的一列地圖呢?

我會發夢做到後者。但先要有一 team真誠為香港的校園記者,再時光倒流,由舊年秋天做起,認識一個又一個的新同學舊同學,case by case 咁去比對出體制的裂縫、個別同學際遇的 discrepancies ,新知舊雨,雲集一時,而我們彼此又不甘心打完齋唔要和尚,只視對方為資料提供者/不義公布者。由是,訪問者和記者開始了自覺的友誼,而一個腐爛中的社會的官僚氣質也就可以栩栩再現了——在夢中。

其次是理性的。中大學生報的關窿書寫與《大學線》有甚麼分別?與《明報》《壹仔》有甚麼分別?

首先,《明報》同《壹仔》點會理會關窿呢種平淡的題材呢?

也有可能的︰有人出老千,呃政府錢/納稅人錢,東窗事發,可以上《明報》法庭版,因為唔 juicy,符合《明報》的偽君子形象,又可以為「綜援養懶人」的議程留個伏筆。其次是審計署發表報告,學生資助辦事處點浪費公帑、借錢的畢業生又點樣走數之類,《蘋果》也會馬上上位做野,以昭新自由主義經濟文明之「公信」。

至於學生報與《大學線》,則為「分析 vs 採訪」,及「政治左翼 vs 右派扮中立」的分別。也就是說,作為學生報的客席作者,我被編輯期望的稿件,可能是立足於對教育商品化之明辯是非︰政府借錢俾你或送錢俾你,引誘你走上債仔的道路,其實是一個低調的捕獸器。你中了這種語言的計,就會發奮圖強咁去搵錢,去為「知識型經濟」的神話賣命,成為中產納稅的楷模,忘記了人作為一個人的本分與天才。而在這個議論過程裡,具體同學的主體經驗或者是相對地次要的,因為個人的體會往往是社會文化生產的一部分。以小見大或舉一反三固然好,但這套 agenda 的基調可能是︰結論/立場比推論方法更重要。

3

從大圍看,Grant / Loan 即阿公的學費協調機制。呢餐飯食左你就(自以為會)榮華富貴,所以你一定要食,你窮,爭兩舊至埋到張單,我貼你一舊,又借你一舊。

於是我們不妨先嘗試搞清楚學費的氣質。直至九零年代初,中文大學本科生的學費大概尚不過萬。而踏入九零年代,四改三,工程學院草創,建築學系成立,及二世祖李國章先生履任校長,中文大學的綜合型大學格局才露鋒芒。這時候的中大,或香港,進入了暴發戶的末世情緒,以幾近狂喜的姿態迅速擴張。印象中九七年是最後一次加學費了,每年盛惠四萬二千一百蚊,呢個價一直 keep 到而家。而關窿的重要性,自然是與學費一起「成長」了。

而在同一個九零年代裡,香港最高收入的二十萬住戶的實質收入增加了近三成,最低收入的廿萬住戶實質收入則下降了近三成。回歸後的天秤再火速傾斜,九六年的貧富家庭收入差距是十三倍,九九年已達廿三倍。(關綜聯︰《窮到極》)

而校園,還是同一個校園。你冇話見到邊度係基層區,邊度係中產區,或富豪區。而政府嘗試透過關窿說明的大學理念也明顯不過,你細個點寒酸唔係問題,老豆點窮點老粗唔係問題。過左大學,你就咪喇。個個都要斯斯文文,自己食自己。因此,與其說關窿是保障公平就學的機制,毋寧說這是訓令我們趨同的要求(你咪x好似你老母咁再咁x窮喇!)。與其說大學是讓我們階級向上游動的魔術棒,毋寧說這是一場讓我們親歷這種幻覺的強制經驗。

這就是關窿的時代背景,學生報刊物被期待的一套觀照方案,人不應或忘的一點歷史花絮。

4

從內籠看,關窿即,你想爭你屋企人幾多。有人會希望把迎新營打造成一套成年禮。但成年其實是全盤生活的、一整個系列的判斷。它的轉捩可以發生在任何一點,例如關窿。

我在九七年秋天考入中大。

父親五七年偷渡來港,只有十六歲,先在油站當學徒,後來當司機,歷貨車、的士、專線小巴的經驗,餐搵餐食。八十年代中,身體反應慢了,母親就勸他改行做保安,但信和集團工資苛刻,於是又被母親推了去醫院,擔任打雜,九七年的時候,快將退休。

母親和我在八二年來港與他團聚,是第一批單程證的申請人。最初的時候她在居處附近的上海理髮燒飯,鋪頭很快結業。又往半山當鐘點。八九年我們已負擔不起石塘咀的租金,搬進了青衣的公屋。九一年她在荃威花園的街市投了個雜貨小攤,在雞蛋鼓油之間浮沉,每天工作連燒飯是十四五小時,後來自然就過勞了,到我唸大學時已沒有幹活。

我和大部分我的同代人一樣,中六開始就兼職。上課睡覺或批改學生練習,下課補習。閒來吃飯唱歌泡電影院書店,買王菲的正版唱片。自以為有文化、有自己的態度。但完全沒有儲蓄。

第一年﹐批了兩萬幾關,窿則是萬頭。自己拿了幾千塊,其餘的才用來交學費。第二年減半。第三年只有三千幾。準則無從稽考。借了政府的錢應不過二萬。

離開大學的第一個夏天,做了三個月工作,月入萬多塊。然後捲入了一些人事糾紛,心情大壞,又撿起了無償的差事,三年沒有正職,偶然寫作翻譯,通常賒借渡日。糾紛依舊,數月半年也不回老家一次。至於關窿,一毛錢也沒有還過。到我回家,注意到政府信件之時,債項已只餘兩三千塊。

現在距離那個夏天又過了幾年。工作又已轉了多次。都是拿起報紙就見工,翌日便上班的體力勞動。然後叫起手有咩屎忽想搞(例如反世貿的活動),就辭職。忙過後又再見新工,反正人搵工工搵人,老闆也不介意得太多。以工作的勞動性質論,父親應是暗自歡喜的;但從經濟景觀來說,母親就是無法高興。後來結婚了,也勉可攤分微薄家用給妻子。但欠雙親的錢,仍是沒有稍稍歸還。

劇本雨過天晴,隨寫隨忘。讀者要做的也許是,回到最初的一點,向作者質問︰為甚麼這樣誠懇殷實的兩個人,要照顧你?或,為甚麼你不可以「好好做人」呢?這些問題或者都重要,甚至令我無地自容,但非關本文的發展。我無意炫耀我的無恥與涼薄,更不是借書寫來懺悔——雖然從事後眼光看生活永遠有更好的、別樣的辦法。

我在本節嘗試闡示的,其實是關窿在我們的都會生命中,可以是一種怎樣改變節奏的樞紐。經濟上自己料養自己,正是成年人被期待的角色的一種。十二萬學費,幾萬生活費,邊個出?借唔借?點還?在這個判斷過程中,我們要面對的同時是︰獨立、尊嚴、世俗、理想、與具體的人的關係、與抽象的政府/社會的關係、成年。而要面對這種關於文化位置的思考的人,肯定不獨獨是清貧如我的青年。隻手遮天的李家二少爺李澤楷先生,咪一樣要俾人問︰你係青年企業家?定係二世祖呀……

何況,真正令人憂鬱的地方是,時機也許永遠不會與你重疊,你將能夠思考的,大概就只有過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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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文裡,大頭春因為生日,以為自己突然長大了,更明白自己、明白世界多一點,所以煩惱起來,反而沒有關心與他疏遠的父親的餘裕。如果說 Grant / Loan 的判斷或後設討論是社會分析,也很可能是出於這樣的緣由。

退一步說,《迎新特刊》這種刊物,在預設讀者被中介於大學與中學的夏天裡出版,要書寫的,不正正就是本文急速轉變的語調;或懸置在轉變中的,這樣的一種 paradox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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