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差明
自本年八月一日起,携帶十九支以上的未完稅香煙入境會被課稅。在大陸境的免稅店開始設有棄置處,供購買者從廿支裝的煙包抽出一支棄掉;而在香港境購買的一包廿支裝免稅煙則必須由職員陪同下,往海關辦事處補回一支為數港幣1.2元稅款及2元手續費,需時約廿分鐘。此外,據蘋果日報八月九日報導,控煙辦正研究在大廈出入口五米範圍內禁煙,勢將再度進逼煙民,煙民趁休息時間圍著垃圾筒「打邊爐」的景況可能不再。有人或許要拍掌歡呼:我們的城市已經快變成文明整潔的榜樣。不過,無論是「十九政策」或出入口禁煙這樣充滿針對性及微細的極權監控,當中對個人自由的侵害,似乎不必證明。例如校園驗毒計劃上,驗毒凌駕於個人私隱上,彷彿只要目的正確(雖然也可疑),便可橫行無忌,成效不彰也不能質疑其初衷。結果,所有反對聲音只會跌入「本來是好的,但……」這些枝節中。固然,這是因為香煙早已不「馨香」之外,甚至幾乎人人喊打,要把它漸漸全面禁絕。可我們除了醫生的忠告和政府的廣告外,到底立於甚麼基礎上,投射出這個全面禁煙的必然和背後將禁煙等同「文明」的形象?

禁煙不是必然
二手煙有害,任誰也聽過,卻不是誰也證明它比汽車廢氣,或拜神燒香厲害;但吸煙的好,切切實實受人感知,卻很少被提及。其實煙草可抗抑鬱,能起著鎮靜的作用。對於許多吸煙者來說,吸煙能夠提神,幫助他們對抗勞碌、欠缺休息時間的緊張生活。另外,如電影《志明與春嬌》所描述的一樣,吸煙提供了社交的機會,並且在日常的機械生活中逃離、沉澱。所謂social smoker,便是這種無傷大雅又饒有趣味的吸煙習慣。禁煙嘗試奪走的,就是這一連串的好處。

又正如眾多信念,好比香港地少人多、或食水必需依靠大陸等錯誤「常識」,「吸煙危害健康」的陳述亦試圖抹殺許多思考自身生活的角度。譬如說,常常有人針對吸煙者眾多會增加醫療開支,卻不論煙稅的龐大收入到底能否彌補。而控煙辨、衛生署等亦不斷為此加上許多「不健康」的註腳,甚至把禁煙塑造為「不可抗拒」的國際潮流,似乎我們的生活亦必需要聽從醫生的專業判斷。

吸煙竟不是權利?
然而,就個人可否選擇不以健康為先的價值判斷問題,則被懸空不談。醫生不過是個人體維修員,他的專業不在作出什麼才是好生活的價值判斷,因此也不應將自己的喜好普遍化。可是,政府以醫學之名的禁煙論述,甚麼「禁煙,我撐你」,卻不曾覺得自己越徂代庖。而且,憑著健康之名,政府往往將禁煙看成力度多少的問題、從中煽動吸煙者與非吸煙者的對立,好像兩者是零和遊戲(你得我則失),而非如何讓兩者各得其所。

因此,那些鋪天蓋地的打壓如果只是家長式「為你好」的好意,也許不能解釋這些煙民的自由和第一身感受如何脫出大家的視線外。這種好意承認個人自由是人人均等的,但唯獨吸煙者的自由可被犧牲──吸煙者無權追求自己的好。反之,拜神燒香的人卻往往更容易換得諒解和容忍。客觀上,這種現象對某些掌握話語權的勢力有利;它們自成一套文化監控,壓逼著沒有權勢發聲的人。

「扯,咁點解會咁多人都咁覺得喎?」

這就是霸權(Hegemony)的作用。霸權又可譯為統識,正正是指明了它的特點:統一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作為偏向行動的思想,通常缺少理論層面的基礎(而非沒有)。因此支持全面禁煙者,通常並沒有系統的理據或數據,反而基於個人對吸煙者的偏見和煙草的獨特氣味,就會支持全面禁煙的行動。這樣的統識,妙處在於利用強大資源宣傳偏見,最終使大家趨同(例如:吓?吸煙唔好唔係常識咩?),終令統治運作暢順。

在禁煙一事上,不像同樣有害健康的汽水、咖啡及紅酒般,就是因為香煙漸變得不受統治者及中產階級歡迎。香煙的文化形象越來越草根的同時,加上以醫學為外表的論述,吸煙更像是一班沒有知識的人才會選擇的行為、是不能控制自己的癮症和病態。至此,香煙之死罪與污名就此定了下來。於是,普羅大眾不單要接受物質上和經濟上的統治,連精神世界,也要服從著統治自己的他者意志。

可悲的是,禁煙想像中沒有汗水、沒有臭味的美麗世界,即使它永遠不是現實的全部,卻是我們以為的「文明」。而自由,卻竟不是這文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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