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心湖淬筆 專欄, 07年1月號, 心湖淬筆 賣旗記 Julian 是日也,受朋友所託,為街工賣旗。 跟派傳單一樣,賣旗是觀察街頭眾生的好機會,尤其是你不安於站在某一地點,敢於四處走走的話,看到的事情就更多。 上次賣旗是中三時的事,當年還可以裝成一副可愛小男生的樣子搏取途人好感,現在年老色衰,不能再唱這個調調兒了。我敢說社會上普遍存在著歧視:麻甩佬賣旗的叫座力肯定不及校服美少女,這是性別歧視;校服美少女賣旗的叫座力又肯定不及六、七歲的小朋友,這是年齡歧視。在街上晃來晃去三小時,才賣出手上一半的旗,哼,我嬲。 說正經的,若要賣旗賣得有效率,死守固定位置並非善策,配合城市節奏才是良方。清晨七、八點是上班時間,車站一帶人流暢旺,但是到了九點鐘,上班族要走的都走得差不多了,此時就該轉戰各大街市超市地段,迎接來買的主婦和長者。明乎此,我採取一人游擊戰術,獨自遊走於大街小巷,足跡踏遍大半個大埔。不過,落單賣旗也有缺點,就是顯得形跡可疑——四週都沒有人賣旗,只有你形單影隻,究竟是不是街頭行騙?遇到一位街坊如此質疑,我惟有無辜地笑笑,反正連義工證也是用label紙印出來的粗製濫造之作,身上不見得有足以還我清白的可靠證據,算了。 基本上,賣旗的運作十分形式化,我攔路,你付錢,貼旗走人。義工和街坊之間並無交流,街坊亦不會因此對賣旗的機構有所認識。一個四眼哥哥看了旗袋,走上前問「是不是梁耀忠的街工」,然後塞了一張二十元鈔票過來,這種例子是異數,老半天才遇上一次,倒是開口問「那是甚麼組織」的街坊約有二十來個,較諸十多年前,確是比較多了。不曉得這個變遷背後有甚麼原因,但終究不是壞事。糊裡糊塗付錢給街工倒無所謂,萬一糊裡糊塗買了明昆社的旗還以為自己做了善事,可就嗚呼哀哉。 問比不問好,就算問完不買也一樣,因為有交流;有善心比沒善心好,就算好心做壞事也一樣,因為有人性。實驗證明,情侶是天底下最自私的生物,明明不是趕時間,十對情侶有九對看見賣旗皆不聞不問且不顧而去。現代人關係疏離,所以期望在愛情裡索求親密;在愛情裡陶醉於二人世界的親密,渾忘旁人死活,於是又在社會上生產了更多人際疏離。這個惡性循環到了成家立室卻往往中止,當父母拖著小孩逛街,多半會停下來買旗,讓孩子的小手把硬幣放進旗袋。為人父母的總希望孩子有點善心,這是家教。當然也有例外,一位婦女拒絕買旗,離開時反被她拖著的小男生拉長聲音問「做乜唔買呀~」,那場景真是既諷刺又可愛。不過,待孩子長大了,結果卻可能很不一樣,一個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剛向我聲稱已買了旗,正想快步走開之際,他的母親卻特地回頭找我買旗。親子關係這回事,倒也玄妙。 一個界別的買旗意欲,或多或少和他們被組織起來的難度成反比,此所以組織家長比組織情侶容易,組織中學生比組織職青容易,組織基層勞工比組織白領容易,組織婦女比組織男士容易,組織長者比組織中年人容易。另一方面,某些界別卻是賣旗義工常常有意無意避開的,例如外傭和兒童,這些人同時也是本地組織者經常忽略的。作為社運中人,賣旗經驗可以帶來不錯的反省。 歡樂滿東華、星光熠熠耀保良、慈善星輝仁濟夜等等慈善show告訴我們捐錢是大班名流的專利,然而賣旗說的卻是另一個故事。西裝革履,貌似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很多都對賣旗活動不熱衷,一身街坊裝落街買,連請菲傭也付不起錢的婦女和長者,倒是最樂意賣旗的一群。一位老婆婆遠遠看見旗袋,我還沒有出聲招呼,她便掏著錢包危危顛顛的走過來,放進一張廿元鈔票。跟她聊了一會,婆婆說,她以前在荃灣的工廠打工,一次意外弄傷了頸椎,失去工作能力,之後搬到大埔,住在給獨居長者的公屋單位,靠綜援度日,閑來到不同機構做義工。 一個領綜援的老人家、前工友捐的錢,比任何一個光顧我買旗的光鮮白領更多,態度更誠懇。當政府與傳媒合奏「綜援養懶人」的宣傳,董建華堅持扶貧必須搞好教育,七一與公民黨的崛起被表述成中產階級推動社會進步,我們可有想過,又窮又讀書少的基層市民說不定也是香港的希望,說不定比陳方安生之類的政治明星更能代表「香港良心」? 當然,這番說話也適用於批判自己。看著兩個赤膊披著螢光背心的修路工人在雨中剷完泥頭,再把一台沉甸甸的柴油發電機搬上車,而我卻呆站在一旁,以支持工友的名義賣旗。霎時間,我覺得自己這個(低級)知識份子,正在街頭活生生示範何謂偽善。 分享至: Leave a Reply Cancel Reply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CommentName* Email* Website 在瀏覽器中儲存顯示名稱、電子郵件地址及個人網站網址,以供下次發佈留言時使用。 − 三 = 四 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