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一豆耕作：共襄善舉，官商齊WinWin

熊一豆，社科研究生。失其南山，唯耕於紙筆；督信天靈靈地靈靈，文字有靈。

施政報告重頭戲「關愛基金」一出台，旋即從一眾大孖沙處成功「揼到」三十五億。坊間評論紛紛稱「愛金」為超豪版歡樂滿啦啦，不過，城中富豪卻並非人人願意參加此一俾面派對。陳啟宗以外，田北俊亦對「關愛基金」有所保留，稱此儼如向地產商額外徵稅。

到底「關愛基金」是仿慈善項目還是疑似徵稅？首先有必要梳理一下政府與富商、慈善與社福於歷史中一起走過的日子。

根據冼玉儀教授的研究，於香港獨特的政治經濟歷史脈絡中，慈善事業乃香港華商提升其社會以至政治地位的一個重要途徑(註1)。 故事須得從十九世紀的港英治下說起。彼時的殖民政府並無意介入華人社會的民生事務，但華人社會浮現的各種需要與問題(如醫療、教育方面)卻又使這個外來管治者難以完全置身事外；面對此難題，由華商成立的慈善團體則成為了一道可堪借用的管治力量，當中尤以東華三院最具組織規模，而究其成立緣由，正是當時港督麥當勞拉攏華商促成其事。兩者互利互惠，殖民者透過華商慈善團體提供的社會服務達致穩定社會的效果，而同時，華商團體─於傳統中國社會分層「士、農、工、商」中排最末的─亦藉此提升其社會地位與影響力。不過，華商團體之隨即坐大亦理所當然招來殖民者的顧忌，故兩者之間的關係，既有互利，亦有防範。

二戰後，英人重新整頓香港，開始陸續把民間的慈善團體納入其規管範圍。社會福利署於1958年正式成立，標誌著港英把社會福利事務納入其管治政策─儘管其承擔仍是非常有限。及至1973年，港英發布《社會福利未來發展計劃》，承諾政府有責任向全體市民提供滿意的社會福利服務，奠定了打後數十年社福政策的基本原型。同時，有別於過往主要由華商自行籌款提供慈善服務的營運方式，政府撥款成為了各慈善團體主要的財政來源。

了解了這個從慈善到社福、政策與管治的發展脈絡，我們該怎樣回到現在去解讀這個由政府牽頭、繞過社福政策的一百億「關愛基金」呢？

若當年港英借力打力求的是社會穩定，那麼，曾蔭權與唐英年則只能說是欲求片刻「和諧」─希望「仇富」情緒至少於他們主政期內稍事降溫。至於富商們，如今於香港已處呼風喚雨之高位(尤以地產商為甚)，卻仍然樂於被「揼心口」，所求當然已非昔日之提升社會地位，不難想見，直接影響政府政策以維持今天的特權結構長治不變(或變本加厲)才是值回票價的醉翁之意。

「關愛基金」等於變相徵稅？咪玩喇，曾蔭權明擺著就是要繞過稅制與社福政策這個可以重新調配社會資源、從結構上解決貧富懸殊的機制。回歸後，官商兩相都是自己人，互利更可去盡，防範與牽制卻實在欠缺現實基礎。既要貪求片刻和諧、又要維持既有利益傾斜的制度不變，還有什麼比慈善公益的模式更能一次過滿足兩種需求。於是，回歸十三年，社福政策循序漸進打U Turn；政府在「關愛」的慈善光環下一邊轉彎一邊拋棄責任。

田少呼籲應該讓商界直接參與扶貧？明顯地，只有於權力分贓遊戲中未能分得一杯羮的，才會像當年的華商團體般，期望透過直接參與來提升影響力。可惜，U Turn上的兩個平衡點，對望是可以的，但交錯卻是不會。

註1︰見冼玉儀著〈一九七零年以前慈善活動在香港之發展與特徵〉，收錄於張學明、梁元生主編《歷史上的慈善活動與社會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