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的八九，或者，我們的八九

文：蕭

毫無疑問，從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支聯會對八九民運的詮釋一直都是香港的主流。我們經常聽到的是，八九民運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它是愛國的，學生的鮮血一把把地灑在共和國的旗幟上，血染的風采的歌詞便是這種愛國情緒的充分體現。它是民主的，因為它伴隨著自由、人權、法治等等的普世價值，其後還派生出那十年如一的五項訴求，總之它就是一場為了人民挺身而出的運動。這些東西經常跟支聯會的「平反六四」交織在一起，然後構造出一幅支持「平反六四」亦即是支持支聯會的美麗圖像。

支聯會八九與資本主義底下的八九

問題並不在於八九民運是否一場愛國民主運動——它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著想，它要求改善中國人的生存處境。我想，沒有人會質疑這些東西是好的。真正的問題在於支聯會，乃至整個主流對八九民運的詮釋就僅僅停步於此，我們很少去問八九民運是在甚麼條件底下產生、八九民運與改革開放以後的資本主義背景有甚麼關係等等。整個八九民運是建築在大陸向資本主義投懷送抱的的過程上，民運的背景是整個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

我們必須睜開眼睛面對這些結構性的問題，如果我們只講八九民運而不講經濟問題，那麼我們就不能理解當年的民主運動，譬如當年學生最初的訴求便是「反貪腐」、「反官倒」。

我絕不是說支聯會完全沒有談及這些東西，而是我們很少可以從六四晚會、愛國民主大遊行、支聯會的刊物等等了解這些面向。支聯會一直塑造的八九民運是單薄的，它並不涉足「資本主義」四隻大字，它也不去處理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互動的影響，它去掉了歷史脈絡。我們對支聯會，以至整個八九民運的印象，很多時候就只停留在五大綱領，停留在「愛國民主運動」，停留在六四血腥鎮壓一幕。更重要的是，八九民運是建立在中國大陸走向資本主義的龐大背景上，要解釋八九民運，我們不得不解釋大陸「走資」的狀況。

拿最耳熟能詳的官倒為例，雙軌制不能脫離整個資本主義結構來考察，雙軌制引致的官倒不是某些官員墮落的結果，官倒的實質是建立在整個私有產權制度以及中共政府將產物商品化的過程上。所謂雙軌制就是允許產品的計劃價格及市場價格同時存在，其誕生的目的是為了穩定物價以逐步將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因為太倉促地開放所有物價很容易引致價格大幅波動。1988年中共嘗試「價格闖關」便是其中一個最明顯的失敗例子。中共打算「一步到位」，打算率先開放肉蛋菜糖四項原本屬於計劃價格的產物，結果便是引致瘋狂搶購潮，物價一下提升20%。

如果弄清楚中共政府要推行雙軌制的目的，那麼整個走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便很明顯了——中共政府要在中國復辟市場經濟。雙軌制就是為了完成這一個過程的其中一個階段。

所謂雙軌制的失誤當然是有的，譬如中共政府無法有效監督官員「以權換錢」的貪污行為，官員便能夠以其權力在計劃價格上以低價購入然後在市場上以高價賣出。但說到底，官員之所以能夠掠奪國家資源以滿足其無窮無盡的財 慾，必須建立在一個允許官員無窮累積財富的私有產權制度上，亦必須建立中共要將產物商品化的過程上。這些東西，就是中國大陸走向資本主義創造的條件。

支聯會想甚麼？

支聯會對八九的教育比較清楚地表現它對八九的看法。到底，支聯會是怎樣教導學生去認識八九民運的？零九年教協重新編制了一系列所謂《「六四」是怎樣一回事》的教材，內容其實不多，但足以讓我們窺見支聯會是怎樣看待八九六四的。

教材中的小書冊最後觸及我們為甚麼要紀念六四的問題，它的答案有三：第一，中共政府未就八九六四道歉；第二，死難者及死難者家屬未得到公正的對待；第三，當年的民運人士仍受監禁及流放海外。

我想，常人都會同意這些東西，但是事情又是否如此簡單？

另一教材的短片裡更指出：「（六四以後，）人民的希望落空，轉而只向金錢至上的物質生活追求；於是人民的精神素質越來越低，可以為了賺錢而不顧他人死活……」

支聯會認為「人民」是誰？支聯會又憑甚麼作出這種指責？為甚麼八九民運與「精神素質」有著某種因果關係？

這些教材通通都不會談到，中國大陸的人民現在處於甚麼處境，它們都只會輕輕帶過雙軌制是引致官倒、貪污的一個成因，但它們全部都不會問在甚麼條件底下允許雙軌制出現，在甚麼條件下允許官員貪污而不受限制，而這些東西與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轉型又怎能沒有關係？如果我們僅僅將所有問題道德化，僅僅認為大陸的問題出於「精神素質越來越低」，那麼我們就很難看見事情背後的結構，不理解這些結構的運作，我們又怎樣改變問題的根本？

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八九民運？

如果各位還有印象，在2006年公民黨成立不久之時，主席關信基說到「六四悲情」或有礙香港民主發展，同一時間梁國雄立即斥其「無知」，他說：「我想請教關教授，世界上有哪一個民主運動，是能夠因為忘記過去，而取得成功的？」

的確，過去是不應該被忘記的，因為過去、現在及將來密不可分。但是，到底我們需要怎樣的過去？不客氣地說，在八九民運這一件大事上，我們又需要怎樣的八九民運？

類似的呼聲其實早在香港出現過，只不過其向度是將六四的傳承當作一種香港本土史的建構，將六四這段歷史的起點放置在香港這塊地方上。簡單地說，就是將詮釋八九六四的焦點由大陸轉移至香港。

事實是香港對大陸的群眾運動影響太少，過份強調大陸面向也許沒有太大意思。要是本土化後的六四可以強化香港在地的群眾運動、政治實踐，那麼本土化的影響有好無壞。只不過，這一種詮釋軸心的轉向為甚麼就不能加入更多的內容？為甚麼我們就不能從詮釋八九六四中導出一些對資本主義更深刻的批判呢？

在八九民運以後，中共政府以經濟發展保持政權穩定的意圖日益明顯。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發展就是硬道理」佔據了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施政方針，資本主義得以在中國得到全面擴張，伴隨中國經濟私有化、商品化及金融化三項貼近新自由主義浪潮的改革的是——廣大的勞動民眾受到嚴重剝削，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正在實現全世界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有多少工人成為了大資本的奴隸？又有多少不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還有九億農民處於甚麼環境？城鄉發展不平等、戶籍制度、三農問題……今天中國的人民的處境比起當年就好了麼？要是我們真的尊重八九民運的市民、學生、工人，那麼我們就必須面對這些問題。

在中國大陸，踐踏人民的不只是那些無良的僱主、不只是中國共產黨，它們背後還有一個龐然大物，那就是整個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我們需要一個更基進的八九民運，讓我們直接指出問題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