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模式」以外──激烈抗爭的嘗試

文：灕

自從「零三七一」五十萬人上街以後，每年六四燭光晚會的司儀都會呼籲群眾在七一上街，至今已成「每年一祭」。但是這八年來，人民成功爭取的到底有幾多？有人不滿這種遊行已淪為例行公事，嘗試走得更前。

今年三月六日，約百多名示威者在「反對預算案遊行」後不願「和平散去」，在雪廠街與德輔道中交界以四面人鏈的方式堵路，最後引發警方大規模的拘捕。雖說示威者被捕近年並非罕見，但是百多人集體被捕的場面卻極為罕有。

為什麼遊行之後示威者沒有和平散去？為什麼選擇了堵路？是甚麼驅使他們參與堵路抗爭？我們訪問了三位參與行動的示威者：金鷹、Denny和Jaco。

訪問者背景資料

金鷹：基層、中間偏左的政治理念。中學時參與過03年71遊行反對23條及受到董建華的啟蒙，因此培養關心時事政治的興趣。

Denny：曾從事民間團體，現無業。學生組織出身，受世貿天星皇后反高鐵感染的年青人。對於理想社會只有零碎圖像，但肯定對抗犬儒是通往解放的必經之路。

Jaco：FM101成員。始終堅持基層和工人的階級立場。認為現今香港社會應對論述和行動有更激進的想像。

七一只是美麗的誤會

對他們來說，參與堵路的理性基礎，來自對傳統運動的失望。金鷹指出：「和平示威與抗爭的最大分別，在於運動路線的根本分歧。傳統做法，是由示威者帶出訴求，數人頭，然後再由立法會議員跟政府談判解決。至於近期的抗爭則是群眾直接施加壓力，希望與政府進行直接的角力和談判。」

這種傳統運動手法植根何處？Denny建議可將問題安放在羅永生所謂「虛擬自由主義」的脈絡下理解：「香港社會由八十年代開始出現的進步開放，雖然也有人民爭取的努力，但很大程度上是從上而下的改革。當時港英希望光榮撤退，所以才願意改革，卻令人誤以為不講鬥爭只用人頭數字施壓的運動手法行之有效，將假的當真玩。零三七一之後，這種『和平理性』的示威傳統更被提昇成『香港核心價值』。現在回頭再看，零三七一最後只是促成了董建華下台，卻沒有帶來任何體制上的改變。」

金鷹甚至根本地懷疑這次遊行的效用：「五十萬人好像阻止了廿三條立法和令董建華下台，但其實只是一個美麗的誤會。當時立法失敗，其實是因為自由黨倒戈，如果保皇黨有鐵一般的意志，廿三條都會通過。至於董建華下台，則更是相隔一年之後的事，這很難說與五十萬人上街有關。」 真正的抗爭

既然七一是神話，那堵路又如何將群眾拉回現實？

三人皆表示「反對財政預算案」是一個值得堵路的議題。金鷹認為整個預算案的焦點是派六千元，但這只是蠅頭小利，根本沒有解決貧富懸殊和天價租金的問題。Denny則覺得無論政治立場是左、中或右，都會覺得這個預算案沒有長遠規劃的視野，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社會的經濟矛盾。

對於行動手法，Denny認為堵路雖只是一個開始，至少能真正突顯矛盾，如果連對立都無法展現，則改變是談不上的：「坦白說，既然只是開始階段，當時堵路的實際目標不清楚，是鬆散、即興的。但這幾年的抗爭的確令示威者提高了意識，知道令政府感受到威脅的最好方法，是不讓社會運作。這其實有很多方法，例如不交稅、掟石等。當中堵路是現行文化中行動者最容易接受，負面迴響不大，而政府必須要應付你，因為這動搖了社會統治者的利益。」

但是，為什麼至今仍然是開始階段？這種抗爭手法其實在去年反高鐵時已有人提倡，亦有人發起七一遊行留守，然後每逢大型遊行例必有人發起留守，為什麼到現在，還停留在鬆散的起步階段？Denny認為開始得雖然慢，但方向是正確的：「這幾年雖然是開始階段，但其實是有進步的。首先是地點，示威者漸漸明白再留守政總是沒有效果的，但坐在鬧市對政府來說則是半晚不能忍受。另外，七一遊行往往只表達政改立場，根本沒有突顯人民關注的社會問題，這次在反對預算案遊行中堵路，則突顯了經濟矛盾，現在議題逐漸收窄了，是進步的。」

比起對議題的重視，Jaco把視野擴闊至連串抗爭的浪潮：「我在任何值得抗議的行動中都會主張升級。因為我不相信政府會因為感到壓力而改良政策，我們現在的力量實在很微小，政府根本不用理會。過往的施壓看似有用，我們看似爭取了一些東西，但其實掌權者掌握一切，今天加了生果金，明天可以在綜緩扣回。我要將行動升溫，就是想不斷拉低社會對行動的底線，拉低到群眾接受武裝革命。」

革命雖然直接，但世界不乏有非暴力抗爭成功推翻政府的例子，比如是領導印度獨立的甘地，難道非暴力抗爭不是更加可取嗎？Jaco認為甘地的成功也只是一個神話：「在甘地行非暴力路線之前，印度其實出現很多武裝鬥爭。當時政府若不回應獨立的訴求，就會面對暴力的結果。甘地自己也說，在可以的時候會用非暴力，但無路可走時就會使用暴力。要進行真正的抗爭，就要有接受鎮壓的結果，因為掌權者掌握一切，他根本無需與你談判。」

對於革命的觀點，Denny比Jaco保留，Denny認為革命不是不斷拉低群眾對行動的接受底線就可以完成。革命的關鍵是要建立一套新的政治，現時群眾對革命根本缺乏想像：「在香港，我們可以談論如何反抗，但主流社會極少談解放，革命就是解放政治。我們沒有資源，甚至沒有想像去討論革命。」不過他亦認同現時要先拉低社會對行動的接受底線：「這兩年參與行動不會期待政府回應，而是normalize，透過不斷演練，衝擊人對行動的刻板想像。舉個奇怪的譬喻，有人覺得易服是怪異的，但如果有人天天組織人易服，那群眾便開始不會覺得奇怪，引起其他人行前一步。今天劉皇發他們為何會講革命？就是因為之前有人講起義。」

批評與建言

儘管行動者認為自己的抗爭非常合理，但都要解釋、回應外間的誤會和批評，嘗試拉攏更多人參與抗爭，以圖推動社會改善。有批評指堵路無疑阻礙了別人使用道路，導致交通阻塞，Denny對此答得斬釘截鐵：「堵路就是為了阻礙社會運作，這個社會能暢順運作是因為我們合作，但是，這個社會以這種模式繼續運作其實鞏固了現時充滿壓迫的權力結構，我們乖乖合作，就是扮演了同謀者。群眾為什麼會堵路？說到根本，其實由政府造成，我們不能夠簡單將堵路造成的麻煩歸咎於堵路者。」說到底，我們需要深思的是，到底當時人們放工的需要重要，還是基層家庭的飯碗更重要？

也有建言，是來自上一篇文章〈你相信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中的受訪者──社運前輩亞伍，他指出現時八十後的抗爭流於個人主義，不重視組織。Denny認同亞伍的說法，不過他補充：「傳統居民運動與當下的堵路行動誕生自不同的歷史條件，但這未必能以代際差異解釋。我也認為未來行動要加強組織工作，但組織方式未必適合用傳統居民運動那一套。傳統組織方式由特定群體內部預先討論和策劃，雖然有利群體內部成員的成長，但開放性較低；當下的組織方式則由幾個核心團體帶動，他們的行動理念和原則未必一致，所以需要在行動現場協商，過程中也會容許一些散兵游勇加入，開放性會較大。」

無論如何，不過是找出路

當年八九民運的罷工罷課浪潮，是以直接的威脅令當時的領導人與學運領袖直接對話。回到此時此地，不論是社運前輩亞伍，抑或是這三位積極參與抗爭的年輕人，他們都是透過自身的行動直接挑戰當權者，要其正視社會問題並為此作出回應和改善。這種抗爭方法是七一模式表態政治以外的嘗試，或許就是另一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