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欠債計劃——大學貸款的陷阱

文：尤里安．楊
（原載於《中大學生報》2007年9月號）

下層建築決定上層建築，在高等學府的生涯亦得靠金錢支撐。新學年伊始，準備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同學多不勝數，各大銀行向同學招手的信用卡廣告也洶湧來襲。大學學費不菲，就算無驚無險在三年內準時畢業，所需金額也接近十三萬元，2012年落實三三四教改之後，四年制大學課程的學費更超越十七萬元之譜。若再將飲食費、交通費、住宿費等等雜項計算在內，大學生涯無疑屬於奢侈品，不是人人負擔得起。換言之，如果要專上教育這種奢侈品得以普及，讓大學學額以至的副學士、高級文憑課程大幅擴充，作為及時雨的貸款乃必不可少。

對貸款的需求日漸高漲，學生資助辦事處卻不見得因此手鬆了。眾所週知，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專上學生貸款分為兩種：一是「經入息審查助學金或貸款」（俗稱grant loan），利率為2.5厘；二是「免入息審查貸款」（俗稱non-mean），利率與銀行同業拆息等同，近年為6至7厘左右。問題是，grant loan的審查日趨苛刻，要求申請同學呈交大量繁瑣文件，再加上其不合理的申請條件，大有逼使同學申請高息non-mean之勢，甚至將他們趕進由各大金融集團操控的私營貸款市場。

在貸款之網下，讀大學還是不是基層青年晉身中產的階梯？以下是兩個有血有肉的負債例子，且讓我們看看在神童升學的光輝傳說之外，大學還有如何陰暗的一面。

廿一世紀放數網絡：訪借貸大學生

一人一句

「之前我每季都要還六千幾蚊grant loan。」
（馮同學，2002年畢業，畢業後在非政府組織工作，月入5000元）

「連幾十蚊銀行轉帳都要我交單證明，邊度搵得返？Grant loan申請手續搞到一半，我都煩到寧願唔搞。」
（黃同學，政政系二年級）

「我梗係mean同non-mean都借啦，唔駛生活費呀？銀行知你借左non-mean，你一畢業佢就打電話問你借唔借乜乜創業貸款，成六十萬借畀你，用佢咪還清non-mean筆數囉。」
（R同學，四年級）

挺在城大唸創意媒體，今年是三年級。還記得幾個月前見面的時候正值二年級學期末，他為了一份來不及交給教授評分的功課呼天搶地，生人勿近。

少交一份論文兩份報告有甚麼所謂？不合格大不了重修——或許一些大學生會這樣想，但對於家裡欠債二百萬的挺來說，萬一明年他不合格的那一科不開班，要多讀一年大學的話，那絕對不是他所能承擔的。

欠債二百萬，再怎麼說也合資格申請grant loan救燃眉之急吧？可是現實的荒謬已超乎常理想像。「阿爸阿媽欠的是街數，不是銀行數，不能算進去。」挺從土瓜灣前往九龍塘也不乘車，在烈日下邊走邊說：「做生意的，總得留些固定資產，結果就超過grant loan的資產額上限了。」

挺的母親每天從長沙灣的批發處買些衣服，再運往北河街街市擺攤。所謂的「固定資產」究竟有甚麼東西，不難猜想。

從前家裡做的生意可不是這種芝麻綠豆規模，無奈生意失敗，只剩一身債。申請grant loan不成，硬著頭皮申請non-mean，又添一筆債。

暑假重遇，只見挺一身廉價波衫短褲裝扮，貌似一般青年，身上卻多了好幾處泥灰，褲頭的扣子還穿上了膠索帶，用來掛螺絲批。原來他現在於地盤打工，舖設上網的LAN線，日薪三百。

「Non-mean不同grant loan，雖然它也是畢業後才要你還錢，但grant loan的利息在你畢業之後才計算， non-mean卻從借錢那一天起就開始起釘。」挺不顧口乾，越說越投入：「假如我畢業之後不能馬上找到工作還錢，肯定仆街。大學畢業生現在到處都是，甚麼技能都沒有，能做甚麼？」

如是者，挺正考慮一面讀書，一面從學徒做到取得師傅資格，視做建築工人為後備出路。二十年前，大學畢業生或許會思量如何取得美國的綠卡；二十年後，眼前這個大學生卻打算考取建造業訓練局的綠卡。

或許挺還算是幸運的，至少他不用付錢養家，只須應付自己的生活開支。這些生活開支，挺都靠自己賺錢撐下去，申請信用卡借貸的話只會債上添債。然而，即使他自己不用信用卡，他仍然有一卡在身，而且欠下五千多元卡數。

「家裡曾有一段時間要著草逃避債主，要錢應急，就用我的名義申請一張信用卡借錢。」儘管要自行還款，挺還是泰然自若，畢竟較諸二百萬欠債和十多萬學費，五千元的確算不上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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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下巨款，下一步也許就是破產。刀仔就讀樹仁歷史系，隨著樹仁升格為大學，他也升上了二年級。九十年代，香港樓市風起雲湧，刀仔父母捨身炒樓，結果焦頭爛額，破產告終。

於是乎，刀仔的升學生涯一波三折。父母要他幫忙養家。中五畢業，他做過社區中心，做過書局倉務，晃了幾年再讀預料。預料畢業，到九廣東鐵做了幾年站務員，月入近九千，卻覺得沒有大學學位很難升職，除非靠人事關係。一次被喝醉的乘客毆打後反遭上司斥罵，刀仔憤然報警驗傷，瀟灑辭職，跑到樹仁重投學生生涯。

幾經轉折，回首已是百年身。長得一副娃娃臉，個子又不高，刀仔顯得很年輕，實際上卻快到25歲了。25歲是一個分水嶺，皆因grant loan申請人必須是「25歲或以下的本地學生」。

設立這個年齡限制的理由何在，教人費煞思量。說廿五歲以上人士自有經濟能力交學費嗎？環顧全港，恐怕不是每個廿五歲的青年能夠隨手拿出十多萬元，尤其是那些沒有大學學歷的。

好不容易才進了大學，馬上又被封了支付學費的門路，惟有自投non-mean羅網。「一年學費要四萬三千，樹仁又是四年制大學，堆單一共十七萬。」刀仔呷著凍奶茶計數。雖說他讀書是因為相信有了大學學位前途比較好，但問及畢業後預期找到一份有多少月薪的工作時，他亦坦言大概只有八千元左右。

八千，亦即他目前在服飾公司打工的收入。刀仔現在半工讀，幸好與老闆談得來，才能把工作時間編配得稍為彈性一點，遷就上課時間。畢業後能否找到如此好相與的老闆？天曉得。

家人十分反對他讀書，害怕因此失去其中一條經濟支柱。對於破產家庭而言，別人再怎樣推銷「升學就是投資／自我增值」都是枉然。手停口停，哪有閒錢「投資」？

談到信用卡，刀仔就有好幾張，但全部都不是他自願申請的。話說他父母自從破產後無法向銀行借錢，就叫收入穩定的兒子申請信用卡，再用兒子的名義借錢。「天下父母心」只不過是神話，刀仔的遭遇就比挺坎坷，一卡蓋一卡的，家人要他借的錢接近六萬元。

這是甚麼意思？意思就是，學生資助辦事處審批grant loan時將你家人的資產當成你自己的資產，方便把你踢出門外；銀行簽發信用卡時不計算你家人的債務紀錄，方便將你招進門來。在這個雙重標準下，政府花公帑在行政手段上刁難學生，無異為金融財團招攬生意。
從以上兩個例子，可見學生資助辦事處現時審批貸款的規則起碼存在三大漏洞：

一）「經入息審查助學金或貸款」計劃只計算資產而不計算 債務，漠視負債家庭，使之進一步陷入債務深淵；

二）「經入息審查助學金或貸款」計劃將25歲以上人士拒諸門外，剝削不同年齡人士進修的機會；

三）「免入息審查貸款」由貸款日起計算利息，忽略就業市場環境，與大學畢業生還款能力未必相副。

當你走進學生事務處拿取grant loan申請表，踏出范克廉樓門外又發現游說你申請信用卡的攤位，請不要覺得奇怪。Grant loan和信用卡，政府和商家，本來就是共生關係。

債務下的自問
文：尤里安
（原載於《中大學生報》2007年9月號）

如果讀大學往往招來鉅額債務，難以清償，那麼我們不得不捫心自問：倘若不是存心自討苦吃，我為甚麼要讀大學？

大小神話

對於這個「為甚麼」，歷來有兩個神話提供答案，一個是小我的神話，一個是大我的神話。

小我的神話告訴你，讀書升學是一種個人投資，以今天的小財摶取明天的大財，花十多萬買一個學位回來，畢業後立即高薪厚祿將學費連本帶利賺回來。

真是一種投資嗎？我們選科的時候，心對某大學某學位某課程的回報率，真的有個譜嗎？縱是那些似乎有「公價」可言的所謂專業學科，亦充滿不確定性：在一筆過撥款下，準社工隨時同工不同酬；在縮班殺校之下，準教師隨時要準備轉行。以動機論之，入學前未曾把回報放在心上，云何「投資」？以結果論之，英國近年一項調查指大學畢業生平均要到33歲，薪酬才追及中學畢業即投身社會的同輩，這種回報遙不可期的舉動或可呼曰「投資失敗」。

大我的神話告訴你，讀書是為了貢獻社會，皆因社會不斷進步，越進步就越需要先進技術，於是個人必須接受更多學校教育，否則香港就會失去競爭力，經濟掉進谷底云云。

這也是假的，學枚教育既不代表技術提升，也不代表經濟增長。美國社會學家Randall Collins搜羅醫學、法律、商業等各行各業的資料，發現技術大多從工作之中而非學校教育得來，與此同時，若把世界各國接照國民平均收入分成四組，即可發現每一組裡面的教育就學指數與國民生產總值並非必然相關。

既不是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別人，虧老本唸大學，究竟是為了甚麼？

大專債網　請君入甕

可惜，香港尚未脫離神話時代的蒙昧，這個「為甚麼」，恐怕不太多人懂得追問。證據可見諸我們政府的施政──2000年，前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裡倡議在十年內將專上學額加倍，「讓香港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到百分之六十」，配合「知識型經濟」，而這個目標在2005年已經超額完成；到了2005年的施政報告，六至廿四歲青少年的升學松會又被視為解決「跨代貧窮」的關鍵。
專上學額爆炸性膨漲，是否代表攀上中產地位的青年亦成正比例增長？事實勝於雄辯，八十年代初的專上學額僅佔適齡人口不足百分之工，但從1981年到2006年，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卻從0.45升至0.53。得到專上教育的人多了，貧富差距卻越拉越大，大學生晉身中產的機會日漸渺茫。

誠然，高地價、冷戰結束與中國開放市場動搖了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間人的優勢，是基層市民難圓中產夢的重要原因，可是，專上學生貸款的重擔說不定亦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左手擴大專上學額，右手收緊升學貸款，等於是以高等教育的幌子將更多青年人推入債網。九八年金融風暴的餘波，零三年的SARS，將不少中下層家庭打進負債累累的谷底，現行的專上學生貸款政策卻對他們的子女落井下石，《廿一世紀放數網絡》一文的兩位被訪者堪作見證人。家裡欠款過百萬卻不獲一文資助，年青人惟有背負上一代的業力向下沉淪，政府就算是處理了跨代貧窮問題麼？

這不是無心之失。學生貸款本應用以幫助貧苦學生應急，可是政府有計劃地逐步推卸自身的「資助者」角色：先是在九十年代初大幅抬高大學學費，再在九十年代中設立利率隨市場浮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non-mean），進而提高經入息審查助學金或貸款（grant loan）的申請難度並延長審核時間，驅使學生借高息的non-mean。如此一來，政府推廣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財政責任，便輕鬆轉移到平民百姓身上。

故事到這裡尚未完結。2005年底，政府打算將出售及外判non-mean，交由金融機構負責，涉及金額達三十四億元。倘若此計得售，政府甚至連提供貸款的責任也推卸到市場，公共服務亦變質為私人生意。此舉被各界懷疑是進一步用市場機制調高學生貸款利率的前奏，私營金融機構會否以暴力手段追數亦成為一時話題，政府在強大輿論壓力下惟有暫時擱置外判。

貸款可以是商機，可以成為一盤生意。私營金融機構沒有資助高等教育的義務，政府製造了龐大的學生借貸需求，各大銀行又豈會錯過這一大塊肥肉。甫開學即有銀行長驅直入走進校園推銷信用卡，如斯光景正是上述脈絡的產物。與大學關係密切的銀行甚至會在宣傳上獲得特別優待，中大在1999年就在學生證上印有恆生銀行的標誌，後因同學強烈反彈才中止。

長久以來，大學生欠卡數多被歸咎於年青人浪費成癖，沉溺消費文化。不過這種經營夾雜道德指控的解釋，卻忽略了香港專上教育的發展與學生貸款制度的變遷，不一定對應現實。《廿》文裡兩合位被訪者都欠下卡數，但他們信用卡透支的原因都不是為了滿足個人消費，而是為了還債──別人的債。無論原因為何，用信用卡透支現金，實際年息率達三成，甚至超過四成，處理不善可能後患無窮。

墮落之後的光明

基層家庭的經濟狀況尚未復甦（像扎鐵工人，十年來有減薪無加薪，加的只有屋租），債網卻迎面而來，大學生──特別是基層出身的大學生──無可避免從天之驕子墮落成黎民。只是，為甚麼大學生一定非得是天之驕子不可？憑甚麼？

Ivan Illich在Deschooling Society一書直指學校教育不是技術技能的基礎，以學歷評定每個人的工作收入是不合理的，而且限制學歷低者進入某些實際上作獲取技能，這種篩選是一種歧視，應予廢止。香港既有的四、五十歲中產人士經歷教育普及與經濟起飛同步並行的時代，深信「讀書 = 上位」這條公式。Illich的觀點與他們的信念可謂背道而馳。可是，當上述公式不再成立，這也許是一個好機會，讓我們重新反思在金錢之外，讀大學究竟是為了甚麼；用學歷決定所得分配的社會，又是否合理。

說穿了，要問的問題是你想做一個怎樣的人，你想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大學，只是人生眾多階段之一，只是社會諸多運作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