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改革的永恆阻礙：警察 ──兼試答國家機器關你咩事？

文：笑希嬉

也許你會覺得警察作為一個國家機器與否，實在與你無關，因為你充其量只是七一、六四上下街，然後和平散去，不會上街抗爭、堵路、或者參與其他「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行動。但，國家機器真的與你無關？雖然激進行動（包括革命、公民抗命……）與建制內的爭取，在推動社會變革方面，何者優何者劣未有定論。但不得不承認的是，激進行動作為一種相對不受大眾接受的方式，在過往的歷史中，都一次又一次為社會帶來重大的改變，大大改善人民的生活。大家關心的高樓價、官商勾結、功能組別問題，最後很有可能因激進行動在香港被警察打壓，而得以苟延殘喘。以下將援引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和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抗爭的經驗，指出激進行動對改變社會的重要，和警察如何本質地阻礙這些改革發生。

南非：武裝抗爭促成的民主和民族和解
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抗爭的代表人物是曼德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他在大眾心目中一直是一個謙讓君子，甚至被誤以為是「非暴力抗爭」的代表，殊不知曼德拉正是最明白非暴力抗爭的無力，才創立武裝派系抗爭。換作今天，恐怕他不過是另一個恐怖份子吧！

1944年曼德拉已經加入主張非暴力抗爭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積極地投身政治。可是問題一直沒有改善，1960年南非軍警更在沙佩維爾向正在進行示威遊行的五千名抗議示威者射擊，導致69人死亡。有感非暴力抗爭的無力(1)，曼德拉前往埃塞俄比亞接受軍訓。軍訓完畢，曼德拉回南非後隨即創立武裝派系：「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並任總司令，從事破壞活動。

不到兩年，曼德拉就被捕入獄，其後再被判無期徒刑，罪名是「企圖以暴力推翻政府」，但民族之矛的活動持續。破壞活動（炸彈襲擊、在公路埋地雷、游擊隊……）成功令外國撤資、南非外債增至$210億美元，成為國際問題。面對這種局面，政府開始了跟曼德拉的談判，最後才達成了憲法自由民主。可以說，武裝抗爭成功促成了南非政府與曼德拉的談判。南非抗爭的成功是由廣泛的暴力所引領的。(2)

美國：持續的公民抗命改革社會
另一個同樣獲諾貝爾和平獎、形象正面、卻又屢次被捕入獄的人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他終其一生，不斷參與公民抗爭，不斷與警察衝突、被捕入獄。面對「激進」、「教壞細路」的質疑，他坦言「直接行動的目的就是製造危機及張力，令這些一直被略和無視的社會問題變得不可被迴避，令談判／解決這些不公變得可能。」 (3)

馬丁路德金於1955、1960、1961、1963年多次因發動罷乘、餐館靜坐、參與未經許可證遊行被捕入獄……當時八名白人牧師向馬丁路德金寫了一封公開信，勸他用合法渠道解決社會不公，不要呼籲公眾公民抗命／犯法，金的回應是「所有人都有違反不公正法律的道義責任。」(4)出獄後，金發表了I have a Dream 的知名演說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他沒有放棄公民抗命，佔據舒適的道德高地指點江山，相反，金1967年再一次因參與未經許可證遊行入獄。一年後，金遇刺身亡。

改革=危害社會穩定=警察阻止
不管是曼德拉式的暴力抗爭，還是馬丁路德金式的公民抗命，無可避免地示威者都是在「危害社會穩定」，所以必然會觸動維持社會穩定的警察的神經，惹來一次又一次的拘捕監禁。韓農的反世貿示威、紮鐵工的抗爭、反高鐡包圍立法會、巴士的士小巴維他奶國泰工潮、守護菜園村的巡守、反財政預算案的堵路……你可以不參與這些「激進行動」，但你不能否定激進行動一次又一次將社會的問題突顯，擴闊我們的公民意識和融聚改革社會的力量。

這是最壞的時代，這可以是最好的時代
當功能組別繼續存在，普選遙遙無期；當地產繼續霸權，產業繼續單一；當政府一邊減稅、派錢，一邊自稱負擔不了公營醫療和全民退休保障的開支（！！！）時， 也許是時候認真審視一下大家的雙重標準：如果我們尊曼德拉、甘地為聖人，為什麼視香港的上街者為暴民？我們接受不了街頭或議會內的衝撞，又為何可以對影響每一個人、每一天生活的制度暴力視而不見?

(1)Mandela, Nelson (1994). Long Walk to Freedom.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 Tom Lodge, “The Interplay of Nonviolent and Violent Action in the Movement against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1983–94,”
(3)(4) King, Jr.,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16 April 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