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貿易——可以有幾公平？

文：肥蚊、左翼超新星呀豐

由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女工會）主辦的公平貿易週已於一月十日一連四天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是次公平貿易週有不少本地推廣及支持公平貿易的團體參展，比方說公平點、綠慧公社、天悅心等，目的是要向大學生推廣公平貿易和社區經濟概念。

然而，到底甚麼是公平貿易？

公平貿易，就是希望透過消費者的力量，以合理的價錢去換取生產者的勞力和生產，以及透過貿易改善生產地的社區經濟、環境。它與現時大眾對貿易的理解不同。一來，在實行上，公平貿易由農民，經過合作社、公平貿易組織、入口商／公平貿易標籤認許使用者，及至消費者，減少利潤落至無良商人手中的機會。而傳統貿易模式則會由農民經過中間人、出口商、入口商、分銷商、零售商，然後才到消費者，產品所得的利潤經過中間分層後落到農民手中少至又少；二來，在理念上，公平貿易也抗衡現時在資本主義底下自由貿易的運作模式。它是以生產者為本，著重如何透過貿易以改善生產者的生活狀況。現時自由貿易的核心是確保資本能自由地流通，以維護資本主義市場的核心價值──自由競爭、利潤最大化及資本累積──也就是忽略生產者的因素，合理化了對生產者的剝削及操控，無視生產者的悲慘狀況，只以資本累積作為貿易、生產最終極的考量。

然而，所謂對抗自由市場法則的、作為另類貿易模式的公平貿易，如今卻順從了自由市場的操作，這到底又是怎樣的一回事？這便得由公平貿易的歷史說起。

公平貿易的歷史
公平貿易起源於19世紀。當時一些名為 Alternative Trade Organization（ATO）的非政府組織(NGO)為了建立一個保障南美和非洲工農的經濟秩序，構想出一套另類貿易系統，要求多國政府大力介入市場，調節市場供求，以保障生產者的生計。國際咖啡協定（International Coffee Agreement，簡稱ICA）便是例子之一。ICA由多國政府簽訂，原意是透過政府控制市場供求以穩定咖啡的價格，讓南美和非洲咖啡農免受市場波動之苦。除了限制咖啡供應，政府之間也有定期會議，商討如何建立一套公義的經濟秩序。[1]

但自80年代起，公平貿易出現了大變化，由原先的「另類」貿易系統變成了「主流」。原因是隨著新自由主義抬頭，政府對市場的監管減少，強調政府介入市場的協定如ICA便因遭到企業的反對而消失，美國政府最終在1989年拒絕簽署ICA[2]）。自此，公平貿易由企業、非政府組織（NGO）和消費者自願推動，政府的角色淪為維持自由市場的操作。而公平貿易的推動者為了擴大公平貿易的市場，亦只好讓公平貿易產品在自由市場中出售。要成為公平貿易產品，便要符合公平貿易標籤（如Max Havelaar和TransFair）：企業需要滿足這些標籤的要求（如以合理價格收購工農的產品，拒絕使用童工和資助工農的社區建設等），才可把它們貼在產品上。然而企業並沒有被硬性地規定在出售的產品中有多少部份是「公平貿易的」。[3]

現時公平貿易主要靠著兩股力量推動，一是以良心消費向消費者推廣公平貿易，二是透過NGO的幫助，連結生產者與消費者。可是此兩股力量仍受制於市場的競爭關係，故還是無法達到公平貿易的原意－改變現時不公平的貿易體制以幫助生產者。下文將闡述這一點，並說明要改變不公平的貿易體制，除了生產者、消費者和NGO的介入，還須有多國政府的介入。

良心消費的限制
良心消費是指消費者基於道德感召，選擇能使生產者受惠最多的產品。可是它對保障工農到底有多大成效？首先，良心消費的成效取決於市場需求；消費者買得越多，生產者得益便越多。可是要產生高市場需求，好的市場策劃和物流是不可少的，推動公平貿易的NGO在這方面往往缺乏資源。更甚的是，某些企業聲稱支持公平貿易，卻常掛羊頭賣狗肉。以Starbucks為例，它經常吹噓自己如何與咖啡農平等合作以推廣「公平貿易」至全球。可是它的咖啡只有2%來自公平貿易，其他都是來自剝削農民的種植場。這種情況下，消費者看似有權選擇改善生產者的狀況，說到底還是大企業聯同其媒體機器在操縱著消費者的選擇。

而且，即使良心消費所謂能保障生產者，也只能使一小部份的他們不致餓死。可是單靠良心消費的號召，就能阻止更多悲慘的生產者的出現嗎？他們與大企業／收購商之間不平等的關係依然沒有改變：跨國企業仍然坐擁大量種植場，仍然能透過種種不同的方式搾壓工農；而收購商如雀巢、卡夫和可口可樂則繼續利用對市場和市場資訊的壟斷，以超低價收購工農的產品。大部份的工農仍然過著悲慘的生活。

NGO在自由市場的限制
如上文所示，隨著各國政府放棄介入市場，透過獨立的貿易系統來保障生產者在80年代後已成為神話（如ICA的消失），很多NGO轉而在自由市場出售公平貿易產品。可是公平貿易產品的市場份額和其擴張潛力十分有限，NGO為了生存，一來要互相爭奪市場份額，例如NGO為了取得更大的市場份額，不惜透過大企業如Green Mountain和Procter & Gamble出售公平貿易產品。但隨著大企業的加入，公平貿易的理念能否堅持也成疑問。這些企業為了改善形象，往往只是象徵式地購買公平貿易咖啡，並非真心支持公平貿易；而且這些企業只是以追逐利潤為己任，跟公平貿易的理念完全相悖，因此無助推動公平貿易的發展。更甚的是，正是由於市場競爭，這些企業要具競爭力的話，就只能壓低咖啡的採購價格，無論是不是公平貿易的產品。二來為免公平貿易產品在市場供過於求，他們會減少向生產者採購，因此實際上生產者所得到的保障也會減少。

香港，又如何呢？
說了那麼多關於全球公平貿易的情況，回到香港又怎麼呢？

在香港，我們仍然見到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團體支持公平貿易。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的是，為何公平貿易有諸多限制及缺陷，它仍會被推廣？筆者曾就公平貿易在香港的情況與舉辦是次公平貿易週的女工會的負責人胡美蓮（胡）交流一下。

胡對公平貿易抱支持的態度，她認為公平貿易運動的理想是改善由生產至消費整個環節中層層剝削的不合理之處，比方說現時跨國企業透過其在市場的壟斷地位，把貨物囤積以控制市場價格，使生產者得不到合理的報酬；而推動公平貿易就是要抗衡這現象。她又認為以良心消費作為公平貿易的「賣點」實在有不足之處，因為「良心消費」重點放了在消費者身上，但運動是希望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連結，並且抗衡在收購背後和零售層面的壟斷和操控價格。「良心消費」的講法是從道德層面引起消費者的關注，但推動公平貿易的人是希望消費者知道生產者的狀況之餘，也要關注造成生產者貧窮的社會因素。不過在現階段突顯「良心消費」的概念也有其作用：讓消費者明白公平貿易產品的價格比一般貨品貴，其實是由很多因素造成：一來貨品的流動性低，運輸費較貴；二來是希望讓生產者有較合理工資；三來部份所得利潤會被用作改善生產者的生產設備、教育、發展社區經濟等。

縱使公平貿易有其好處，胡亦指出在香港做的公平貿易推廣有其不足之處。例如，沒有朝著改變政策的方向進發，消費者除了參與良心消費以外找不到可以介入公平貿易的位置，就如女工會在推動售賣公平貿易產品時也未能同時提出「希望消費者也參與對自由市場作出批判和反思、以及一起重新審視生產者的勞動價值」等。女工會在現階段對公平貿易也只是推動其概念和從銷售層面零售公平貿易產品支持生產者以及接觸或試圖教育消費者；據知，推動公平貿易的機構也有舉辦講座等去分析及批判跨國貿易與各國政府的勾結及壟斷，但未就政策作出倡議。

對於公平貿易的推動，女工會除了舉辦展銷，也嘗試在機構內推動婦女生產環保再造產品，希望既實踐合作社也加入公平貿易的理想，讓婦女在投入生產賺取收入的同時也與婦女重新思考勞動的價值，例如如何重新定義車工及剪線頭的工資標準。女工會的體會是，如果推動公平貿易只是宣揚消費者對生產者單向的幫助，而忽略了要在過程中建立婦女互助和決策力量的元素，那就意義有限；胡補充說公平貿易要求生產者在生產的同時也要顧及生態環境，而消費者購買公平貿易產品同時也是在支持環境可持續發展，達至生產者、消費者互助的局面。

最後，對於公平貿易要如何發展，胡也不肯定，可是她認為現在的宣傳以良心消費為重點是發展公平貿易重要的第一步，提升消費者的消費意覺，對其消費行為有多一層的考慮。至於要在香港的政策上有所改變，則要視乎時機、策略及發展的大方向而定了。

政府的介入是必須的
筆者無意否認良心消費和NGO的工作對保障生產者和教育消費者的作用。可是如上所述，他們確實無助改變不公的全球貿易制度。要挑戰此制度，單靠NGO和消費者是不夠的，還需要各國政府的力量。文章開首提到的ICA便是個好例子。ICA在1962年由咖啡出口國（南美和非洲多國）和進口國（美國）首次簽訂，透過隨市場供求變化的出口限額系統來穩定咖啡的價格，以保障出口國農民的生計。雖然ICA有諸多問題，但咖啡價格在60年代確實得到控制[4]。故此，今後世界公平貿易推動者應該團結起來，給各國政府施加壓力，逼他們介入市場，而非繼續視市場去監管化為理所當然。

[1]Fridell, G. 2006 “Fairtrade and Neoliberalism: Assessing Emerging Perspectives” pp.10
[2]同[1]
[3]Fridell, G. Fairtrade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the limits of Market-driven Social Justice, pp.81
[4]Fridell, G. 2006 “Fairtrade and Neoliberalism: Assessing Emerging Perspectives” p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