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逸夫書院校巴關注組：公開回應粉筆事件

粉筆出現至今近一星期，雖獲校園各方火速關注，事情亦將近解決，但本組留意到不少對塗鴉牆壁的指控，現撰文回應。

可以試想像，若我們循「正常」途徑去表達，後果會是怎樣：貼一張紙在民主牆，民主牆沒人看，繼續沒人知道；向學生會反映，學生會與校方閉門會議，進展完全不知，學生完全無以發聲，最終繼續無人知道……到翌年一覺醒來，一切已成定局，唯有認命每天早一小時爬起床。我們可見該行動之成效：原從不知校巴方案的同學立即關注起來，原懶理學生會要求的校方，願即召開會議。

不過，其實懷疑成效的同學不多；反而，批評多有幾個指向：此方法不理性、不應畫牆、麻煩了清潔工。

對於「理性」的定義，我們似被官方定義局限。理性應指以理說人，不訴諸個人情感去分析事由——這正是我們一直在做的；而訴諸粉筆字，則是我們理性考慮過後的答案。雖學生會已曾提出要求保留圈圈巴，但竟被校方捏造成「從沒提過」（而會議紀錄有所記載），從理性考量上故很難相信再循建制「正常」途徑去發聲，會得到任何成效。

而且，行動除引起關注外，還在於作為校園民主試驗，鼓動學生參與。普遍學生對校政冷感，即使是飯堂校巴等切身議題，也鮮會發聲；就算校方安排諮詢會，出席人數都寥寥可數。但其實作為校園最多的持份者，我們理應可決定自己想有的校園模式，而不僅限於官方定義和局限好的「溝通」模式和空間使用模式。校園民主非僅在投一投票，而學生的直接參與亦很重要。

有人說牆不應被畫，我們對此存疑。牆非必然塗鴉或張貼不得，如柏林圍牆便畫滿政治標語和漫畫，不單沒被批評為破壞，反成見證歷史的筆跡。對錯不應單以行為本身帶來的觀感作考量，例如地盤打樁也很吵，但大家能忍受，因為明白那是城市建設的過程；而學生自發的粉筆運動，本身就是校園民主與學生運動建設的過程，其比行為本身有更深遠的意義。

而且，畫牆本身也是對上層定義的規範進行的疑問。受家長式管理主義教育思維的長期薰陶下，我們對打破規範存恐懼，結果埋沒了推動變革的可能性，許多應有權利因而拱手雙相讓。畫粉筆其實也是一個對奪回空間使用權的試驗，試想象同一堵牆能掛滿校方橫額宣傳，甚至塗上壁畫（在女人腳下），大家不會說「畫花了」，只因它是官方許可；但問題是，為何對空間的使用權只能得一種形式，只能由一小撮人決定？若逸夫真是我們的「家」，我們理應可對我們的牆的使用模式達成另類共識——例如訴求未必一定要貼在民主牆，而是可以流動地使逸夫校舍就是「民主牆」。

逸夫是我家？
「家」的說法，我們不敢否定，但也不敢認同家即畫不得。一起表達、交換對逸夫事務的意見，正體現了「逸夫是我家」。塗鴉當晚，不少同學經過，其中幾個素未謀面的交流生見到我們，很是興奮，向我們要了粉筆並參與塗鴉。我們以有限的英語對談，知道了國際生很喜歡熱狗皇，還知道有人希望西藏自由，有人還建議我們用其他材料代替粉筆。也許我們以後不會再見面，但短短十數分鐘的、陌生同學的交集，卻令我們很有家的感覺。在過程和事後，逸夫人就同一議題有了交流，在書院的牆壁上有了對話，不再是單純的「陌生宿生」，這本身就使逸夫更像一個成員有所交流的家。「家」的定義，並不應僅定義在牆壁的潔淨與否。

當然，最惹爭議的莫過於加重工友負擔，雖然最表面看這說法無誤，但這非問題的癥結。試想，我們真是對他們的直接壓迫者嗎？試想像，即使他們不用抹粉筆字，也不見得他們在上班時的下午，會變為躺在海灘裡喝椰青；又例如若學生會突然成功迫校方連開三十場諮詢會，工友一樣突然要搬三十次椅桌，但我們不會因而說「學生會害苦了工友」。決定他們要抹的是官方合約，而不是由學生共治共識下強加於他們身上，若校園持份者具對等的話語決策權，他們大可協定工友不用清潔。顯見，學生並非壓迫的施予者。

我們不可能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既要校巴得到改善，但又要一切安好原狀；又希望有人為我們爭取，但又希望抗爭者別打擾到我們。學生會多次接觸校方不果後，還遭校方歪曲會議，但畫牆後卻旋即獲得解決，這已足已證明這場粉筆抗爭本身有它的意義；尤其，上文已交代此表達形式是溫和、合理，且能促進逸夫人交流。

出於對這家使用模式的參與和決定權，我們將在校巴事件獲完全合理和妥善解決後，自行清理相關的粉筆跡；而這，僅僅是出於校園民主的概念——我們參與繪畫，然後我們決定在一定條件下抹去。

最後想說的是，不論工友同學，在校巴議題下均是命運共同體，在我們行動期間，一名工友亦表示：「我都搭校巴返工，校巴改成咁，我都要簽啦！」。顯然，我們非但不是壓迫他，更是在為他爭取，但在他的身位，他沒可能如我們般抗爭。這場運動可能無可避免地影響到一些人，但它的價值和意義值得被肯定。

逸夫書院校巴關注組發起人
Matthew
二零一二年三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