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七刀

特首選舉結束,梁振英當選。全城忽然憤怒,大叫香港民主已死。然而,香港的民主從來沒有出現過,唐梁之爭,以至梁振英當選,背後的象徵意義亦非香港民主已死這麼簡單。那麼,除此之外,我們還能談什麼?

這涉及到兩個層次的討論:一)這個小圈子選舉代表著什麼;二)一方當選的意義是?

唐梁代表的集團產生的矛盾
我們不妨看看唐梁的基本資料:唐英年,前政務司司長,本來是上海逃港的大資本家的富二代;梁振英,前行政會議召集人,1970年代被中共挑選參與大陸土地使用制度改革,1980年代成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

那就是說,唐英年與資本集團有密切關係,而梁振英則與中共官僚集團淵源深厚了。他們兩人能夠上台,也就是他們背後這些人落力支持的結果。那麼,唐梁兩人之爭,背後反映的,實際上就是反映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也即一國兩制的內在矛盾:一方面維持內地公有制和官僚獨裁,一方面保留香港的私有制和有限度的資產階級民主。唐梁兩人所分別代表的社會力量,就是支撐「一國兩制」的兩大集團:唐代表人數極少、政治力量薄弱但壟斷香港社會經濟的華人大資產階級,梁則代表以工聯會和民建聯為核心的親北京基層和中產群眾性團體。這兩個團體,就是坊間稱為「土共」的一批人。

從歷史來看,香港的華人資產階級,就是1949年中國革命後,逃往香港的大陸資本家和香港本地紳商的綜合體。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末期,這個階級收購了不少英資財團,結果與英國金融資本,例如匯豐、渣打,並駕齊驅,主導香港社會經濟。中共從1967年拋棄香港反殖反資的抗爭開始,就以華人資產階級作為抵制英國勢力的主要聯合對象。到1980年代中,更以《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的確定,在主權回歸後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保留英殖政府的國家機器和司法體制,並實行一種有限度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為了使香港繼續發揮中外金融貿易樞紐的重要角色,香港的華人大資產階級,就在中共在香港的群眾性組織的支持下,成為了香港事實上的統治階級。這種讓中共支配的基層團體支持香港的大資產階級,進而鞏固中共在大陸的官僚獨裁體制的做法,中共官方叫做「愛國統一戰綫」。因此,華人大資產階級,便成為了在特區體制中最大的得益者。例如,在1990年代末國企「抓大放小」[1]的市場化、私有化改革中,香港的華人大資產階級提供了不少的技術和金融的支援,也獲取了大量的利益。而唐英年,就是這個階級的代表。

另一方面,中共支配的群眾性組織和政黨,在回歸之後也有很大的發展:工聯會繼續保持最大的基層勞工組織的地位,民建聯也成為了香港黨員人數最多的第一大黨。在回歸之後,民建聯同親北京的中產專業人士團體合併,並提出建立「跨階層」政黨的主張。除了工聯會和民建聯領導的這些群眾性基層和中產團體外,在香港沒有其他完全忠於中共政權的社會力量了。這兩個組織,本身就是由香港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立的。梁振英就是這個陣營的代表。

在香港社會的體制暫時穩定的情況下,親中共勢力及資本家,能勉強地「攜手合作」:一方面,本港資本家能在香港保持既得利益;一方面,又維持了中共官僚對香港的操控和其在內地的統治。然而,當社會矛盾日深,亦即,階級矛盾激化、仇富情緒加劇、貧窮懸殊、經濟民生日益惡化的情況下,資本家就不能再與中共官僚統一合作,而利用諸如「香港核心價值」之類的口號,來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2003年七一遊行,有五十萬人上街後,田北辰及自由黨轉軚便是一個例子:自由黨本身就是中共為扶植華人資產階級的政治人才,和加強他們對群眾的影響力而成立和發展的政黨,但當社會矛盾加劇,他們需要爭取群眾支持的時候,就只能轉軚,以免流失更多群眾。

唐英年在電視辯論中質疑梁振英要為八萬五、打壓商台及鎮壓示威人士的政策或言論負責。說到底,其實就是指控梁振英破壞香港的自由市場、言論及示威自由。這些指控,最根本的,是指出梁振英破壞香港的法律。而這些法律,是維持私有制,維護資產階級利潤的保證。唐向梁提出這些指責,分明就是人民印象中,中共官僚在大陸常做的事。唐英年說這些話的原因,就是為了維護香港的資產階級法律(包括自由市場)。如此一來,梁振英所代表的中共官僚集團,便被拒諸門外。

另一邊廂,以基層、個別小資產階級親中人士和團體為基礎的親中共勢力,由於香港矛盾加劇,為了保住群眾支持,便會和大資本家保持距離。工聯會在過往立法會關於勞工福利保障的立場一向搖擺不定,是因為如上所述,中共官僚有意扶植香港的華人大資本家,故此其支持的組織會偏向維持他們的利益;與此同時,當社會危機深化,這些組織又要跟資本家保持距離,維持其群眾基礎。

如今梁振英參選,從其一部份提名人的背景可以看到:52名民建聯成員、57票漁農界、29票勞工界選委提名他參選特首。而他並沒有得到四大地產商,亦即本港大資本家的支持。投票前的意向調查,民建聯的票將全數投給梁振英。而本地的華人大資產階級,則大多提名唐英年。由此可見,兩個集團在社會問題日見嚴重之時,將會從合作變成鬥爭。

誰代表我們?

答案顯然易見:誰都不代表我們。無論是唐、梁誰人上台,也必然是在維持自己的得益集團的前提下,符合維持香港華人大資本家的利益,和中共官僚獨裁這兩項原則。梁振英上台了,並不代表香港的華人資產階級失敗。而是,香港將會更堅實地維持在中共設想的位置之中,亦即,作為中外貿易的金融樞紐。

梁振英上台後,大多數人所表現出來的恐懼,是害怕香港的「一國兩制」崩壞。然而,這個說法,即維持香港的一國兩制,是沒有辦法解決香港目前面對的困境的。而這個制度的矛盾,亦會因社會矛盾深化而加劇,最終甚至會趨向崩壞。從歷史可以看到這一點:1951-1959期間,中共在西藏實行「一國兩制」:除外交、國防歸中央政府管轄之外,西藏神權農奴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一律維持原狀。但隨著中國內地消滅農村宗法制的土地革命運動在當地發展,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中共勢力在神權封建制的西藏的紮根和發展,原本被統戰的西藏神權統治階級的主體,也要為了保衛其階級的利益和存在,而同中共決裂了。

所以,問題的重點依然是,當人民生活的基本權利,例如教育、醫療、房屋等等,被撥到私營市場,這些權利就會變成有錢人的玩意。當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劏房戶、露宿者便相繼出現。回歸特首選舉,我們的焦點固然不能只集中於候選人的花邊新聞,其訴求也並不能只去到「普選」、「維持一國兩制」,而是要考究:普選是否萬能?維持一國兩制是否就能倖免於難?現今香港發生的問題,其根源又是什麼?這些問題得到解決,才能真正開展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1] 即重點抓持國有大型企業發展,令它們在國際市場有競爭力,而放任中小企業,也即私有化、市場化中小企業,讓它們自行謀求出路,不再由國家「包養」。

參考書目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
周奕:《香港工運史》
吳仲賢:《大志未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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