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現場shall we talk

文：珍奶

相信每個人走出來，也是由上街開始，我們用自己的雙腳為自己所爭取的走了一步又一步，然後用盡嗓子把我們想要求的改變喊出。無可否認，遊行的確是一道最易進入所謂抗爭的大門，一個介入我們關心的議題的發聲渠道。當中我們可以向路人及參與者宣傳自己的理念，如外傭組織便常以一星期僅有一天的假期上街。遊行的確是一種方式，讓大眾為自己所相信的而發聲。

但是久而久之，遊行示威在鎂光燈下變成一種形式化、常態、例牌的演出，口號夾雜汗水，然後大台歡呼今年又有幾多萬人參與，人來人往，身邊除了幾條出名搞事友之外，皆面目模糊，相識但陌生，你依然一再走出來，行嚟唔知為咩但又覺得需要走出嚟，結果渾身無力感。

如何回應無力感？
在這種無力感的驅使下，09年七一大遊行開始有更多人不願行完就算。示威者在遊行後留守政府總部要求對話，最後警方抬走示威者清場。直接對話沒有發生，但對於當時行完就走的文化帶來衝擊，更多人開始思考遊行示威外的直接行動。

直到09年尾，連串反高鐵集會發生，大量年輕人走上街頭，大大小小的自發示威出現，跟以往由團體政黨帶領的示威大為不同。然後問題是，如何促使在行動現場似是相識但又陌生的伙伴，先是互相認識，繼而互相交流理念對世界的想像，最後組織起來成為一股更強大的力量。

來吧讓我們自己組織起來！

行動現場的討論
當然，其實討論在遊行示威中也不是新鮮事，好多時零零星星的遊行完結後都有自由發言時間。在那open mic環節中，大家可以任意走出來拿起咪抒發己見，可能一個人發完言大家未有消化好已經繼續一個接一個，有時可以做到即時回應，有時不。這種討論雖然能令遊行人士表達意見，但卻難以在討論上做到累積，更莫說加深大家互相了解。而下面所列的就是一些在行動現在發生過比較進步的討論：

一、民主自治實驗
2010年反政改集會，曾蔭權與余若薇在電視公開辯論政改問題，多個團體在立法會外集會及直播辯論，要求政府撤回政改方案。集會尾聲時有個討論會叫「民主自治實驗」，題目是「一人一票是廿一世紀中的法西斯」。大概十人一組，每組都有「討論促生員」（facilitator）。由此，一班原來毫無關係的人互相認識，得以交換對社會的看法和走出來的原因，大家各自提出對民主的想像，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運動裡走下去。其後，在南生圍舉行的「尋找我誠黑鷺音樂會暨民主自治實戰討論會」，也做了一次相似的討論。

具體來說，民主自治實驗的設計，是希望參與者能在一個相對人數少的平台上深入討論。每組的facilitator，基本上須要盡力不把個人意見帶進組內，理由是facilitator擁有相對更多資源（如事前準備），若然共同參與討論會容易主導討論，其個人意見也會因其角色變得比其他參與者重要。另外，facilitator其中一個功能是使討論運作暢順，他會作意見整理和基於少數發言者優先原則，嘗試平衡各人發言次數。當組上有不同意見時，則嘗試討論製造共識，取代簡單的投票表決。討論到一段時間，每組會派代表到另一個小組匯報討論情況，然後代表再將其他組的意見向自己的小組報告，繼續下一輪討論。上述討論形式的設計，是為了少數人能被尊重，而且盡可能處理各人差異，而不用投票表決抹殺少數人的意見。

二、緊急商討行動
2011年3月6日多個民間團體和不同政黨，以反對財政預算案為主題發起遊行，聚集在政府總部示威。後來，約二百名示威者集結在皇后大道中堵塞馬路抗議，示威者在該處唱歌、發言、呼喚口號，部份人要求稅制改革，部份人要求曾蔭權下台。同年的七一遊行也如是，當時很多人在現場留守，合共超過一千人在中環拒絕散去，以進一步行動抗議政府，在干諾道中堵路，最後大概有90人被捕。

以上兩個行動，都曾經出現過緊急討論行動。當時有人開始嘗試和在場行動者開始小組討論。這樣的討論要面對時間不足，人手人足，準備不足的限制。但是難得的是，行動者開始排拒以往行動由政黨／領袖帶領，展開一個由當場參加者透過討論，認識身邊的行動者，共同去商討一個實在的直接行動。當時，大組約每十多人一組討論下一步行動，然後有人在各組不停奔走傳遞別組的討論情況和現場警察部署的改動，每次收到討論結果再回到各小組匯報。雖然時間緊急，全場大概得出相似的決定和路線便要決定行動，但在場人士都嘗試確保所有抗爭者知道下一步方向。

後來有很多反對聲音，對這類陣前民主表示不同意。緊急討論固然限制重重，但在隨時被警方拘捕的關頭，依然堅持作有限討論，正正體現了參與者對直接民主的堅持。源自代議政制的不滿，參與者嘗試把直接民主帶到街頭，尊重和嘗試揉合每一種意見，思考與說服每一位。拒絕快速表決，決策不從大佬，大家在示威現場自己組織起來，正是這兩次緊急討論的意義。

三、唔想齋行可以點
今年四月一日的抗議中聯辦亂港大遊行，參與者在中聯辦正門前舉行一個公開討論會，名為「唔想齋行可以點樣」，以討論現時示威形式作用，和大家對日後抗爭的想象。事次討論會主要為佔領中環朋友主辦。當日大家一圈一圈圍起來，每組設有「陪傾員」，性質不同於民主自治實驗的facilitator。陪傾員的角色其實和一般參加者無異，同樣會進入討論並一同分享。分別是陪傾員會嘗試整合意見，並作文字記錄累積討論。

這次討論的特別地方在於，當時中聯辦現場，正好有示威者不斷嘗試越過警方防線抗議。負責討論會的朋友一邊討論，一邊匯報行動的即時狀況。參與者在討論期間不至於和現場資訊隔絕，令未有準備行動的人也可隨時考慮參與行動。

尋找代議以外的出路
一次又一次的實驗告訴我，行動現場討論不同於民間發生的討論會／研討會。前者的討論是先讓大家互相認識、然後討論、最後就是組織，讓遊行的朋友告別齋行，從認識身邊的人開始，自發地組織起來。在上述討論的經驗中，我們每人代表自己，在匯報及傳遞訊息上的代表沒有比其他人掌握更大權力。無論是狹義的政治還是日常生活，我們也習慣被代議，小至班長，業主代表村代表，至議員特首，我們似乎從不習慣為自己作決定。拒絕被領導被代表，在行動現場的我們，嘗試共同組織行動。在討論上我們說出個人立場，反對行動由小撮人帶領的常態，正是一種跳出日常經驗框架的練習。跨越代議民主想像，透過體驗直接民主，思索日常代議政治的荒謬和無力，實行人民自決──就讓我們在代議政制外尋找另外一種權力運作的出路。

不滿一如以往行完就算的示威者，根據上年七一經驗來看，今年七月一日的行動現場也有很大可能會發生關於行動的討論。如果想思考下抗爭的可能性或正想對生活作出改變，就嘗試加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