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世界如此狹小又逃回——這黨的模式

文：忽

單看本地生產總值數字，中國過往的確長期維持在高增長率，備受矚目，堪稱「中國奇蹟」；但這種經濟增長泡沫被盛世話語越吹越大，彷彿彈指可破。經濟增長向來不只局限於以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未來的增長潛力，在這方面，真可謂審慎悲觀。下將梳理分析三個中國現時面對的重要問題，及探討其相應出路。

一、貿易順差優勢漸失
以「世界工廠」為傲的中國，曾以出口製造業產品為經濟發展的主要策略之一。特別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及與其他國家簽定各種貿易自由平等的協議，擴闊了中國的進出口地之餘，卻使中國長期處在生產鏈的低端，定價權多數交予西方國家，則須繼續維持出口產品的低價來賺取貿易順差，犧牲了勞工人權與環境。

可惜出口與國際經濟氣候有緊密關係，當他國經濟蕭條，消費意欲下降，加上人民幣價格被逼升值，淨出口價值易受波動。2007 年中國貿易順差佔GDP 比重超過7.6%，自2008 年起大幅下降至6.6%，其後三年分別爲3.9%、3.1%以及2%[1]，國民經濟過分依賴外國市場，出口佔GDP 比例過大，在2010 年已達到了25%。反觀美國的出口只佔美國GDP 的8.7%[2]。而且，在國內外的壓力下，例如國際一直因中國
罔顧勞工權益及促使貿易不平等而對之施壓，人力成本遲早會上升，這都不利現時的貿易發展方針。

針對這困局，大致有兩個出路。第一，發展高端產業，出口高端產品。但只要國內沒有完善的消費權益保護機制和產權保護制度，中國品牌無法建立。第二，轉型，以發展第三產業為中心，即例如利潤率高的金融業等服務業。但涉及「後發劣勢」，即指後發展國家當初經濟迅速起飛的原因是可以從先發達國家直接輸入
及模仿到技術，以技術替代制度變革，亦正因如此，她會缺乏動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難以轉型。

有說因為中國金融化程度落後，變相有國企作為「中流砥柱」以抵擋金融危機的連鎖衝擊。若要金融化，交易資訊未見透明，槓桿效應低，無法如歐美國家般創造大規模資金。如要將銀行體系與非銀行體系（如資本主義市場）私有化和民營化，增加資金流通性，則會使貸款流向高回報的私企，國企放權或私有化會破壞計劃經濟，阻礙指令式的資源配置，釋放長期被扭曲的價格體系，容易造成物價飛騰，亦會增加在「利潤最大化」操作下工人被壓搾剝削的程度，造成社會不穩，民不聊生。

二、內需擴大之有限
2011 年，私人消費佔中國GDP33%，對比投資的則將近66%[3]。在中國，經濟增長太過依賴兩個輪子：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而私人消費（即民需）則長期被忽視。固定資產投資一直是GDP 最大組成部分，包括房地產、鐵公雞（鐵路、公路、基建），以發展大量基建為主。官員為官位升遷和個人權利的膨脹，粗放式的
投入大量資源過分發展無數基建，但資本浪費及效率低下等成本卻轉嫁給納稅人和銀行存款人，使其行為有利可圖。另外，由於投資回報率會因其重要性低而變低，故有關債務容易變成呆帳，不利國家金融發展。

中國的內需結構中，實為官需過多，而民需相對則極少，只得美國一半消費水平。早於毛澤東時已有壓抑消費的傾向，為集中資源發展重工業，政府嚴格控制市民工資，搾取收入投入工業生產，過分壓抑消費，強調儲蓄。而且，政府將農產品統購
統銷，加上農產品價格存在「剪刀差」，產品統購價格低於自由市場價格，形成價格損失，本屬於城市居民某部分的生活成本轉嫁給農民，農民本應得的利益轉移至城市居民，以助建立及運行工業化體制。亦因須積累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本，全國的農民與工人的收入和消費都受到長期壓制。即使直到鄧小平改革開放，除非是特權資產階級，普遍人民生活可算是溫飽有餘，但收入依然維持低位，私人消費低迷可想而知。

國內外有不少聲音要求政府退出經濟，走自由市場這套路數。少徵稅，推行民間創業，普通市民享有較均等的創業機會和較充裕的資本，藏富於民，從而增加基本生活以外的消費。可惜他們忽略了一點：中央集權與計劃經濟息息相關。一黨專政，需要強制性的政治穩定，行使中央集權，牽涉到要高度集中控制經濟資源，例如利用國家企業來規劃全國的資源分配，以完成國家計劃指標。故這種比較深層次的經濟改革，在黨的領導下應該是遙遙無期的了。

三、公共部門官員腐敗
官僚體系對於維持一國政治穩定擔當重要的角色；長時間的政治穩定容易產生特殊利益集團，他們知道、明白和懂得操縱國家的政經發展以幫助他們獲得利益。從鄧上台起，官員利用其行政權力或政治權力來謀取經濟利益，政府對這些行為睜隻眼閉隻眼。司法不獨立，沒有良好的監察制度，官員貪污成本低，另一方面，官府厚此薄彼、官商勾結等做法又帶來豐厚的利潤，衍生腐敗貪污的淨收益可以是正值，故在中國，官僚主義好像不是什麼鮮有的事。

措施上，可實行媒體透明與司法獨立以打擊及防範貪腐，但這又與黨的政權掛鉤，危害他的統治。比較治本的對症下藥方法似乎只有民主一途，放權予人民，
由人民監察官員、以至於政府。但經過六四事件和蘇聯主張政治先行的戈爾巴喬夫倒台後，政府將權力收緊，杯弓蛇影，對稍微挑戰政權的行為都會極之敏感，視之為顛覆國家政權而嚴厲打壓。表面維穩，實際專政獨裁。即使從1990 年代末以來，將最高層領導權力的交替制度化，以及將相關重要會議定期化，但新舊領導班子往往是同一特殊利益集團的人，充其量只是黨內的形式化的民主。打貪亦只會是政治權鬥的手段，人治最後往往蓋過法治的意味。

歸根究柢，核心的核心，全都是黨。根據中共的思路，若要搞政治改革，則須先搞經濟改革。然而，政經改革向來難以分割而論，改革開放已過去三十餘年，經濟發展的局限總會指向黨的利益，從而拖慢改革進度。如是者，只要一日不正視政治改革，則經濟改革難以取得進一步的成功。

[1]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2-05/08/content_2955925.htm
[2]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3/30/n3554435p.htm 中國經濟的宿命
[3] http://www.topbond.com.tw/docfiles/doc11077.pdf

參考資料
《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丁學良著。
《不可忘記毛澤東》，郭益耀著。
《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陳志武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