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W.A.L.K.

「每個月就那麼50元生活費,根本就不夠。」
「到了月底,不夠錢,每天就靠吃方便麵,一盒過一天。都這年頭了,還要挨餓…」
「我們學校有一百多名不滿16歲的同學被送到廠裡去了。」……

2011年9月10日教師節,69名「貴陽國防學校」的學生以自製短片的形式,透過網絡向社會發出「喚醒教育者良知」的求救信號。這群多數在1990至1993年出生的學生,在短片中控訴校方視學生為賺錢工具、侵犯學生權益,但當他們向當地教育局投訴時,卻被反指「懷有不良目的」 [a1] 。

這69名學生,是中國的第一批職業技術學校畢業生,也是全國每年被賣至流水線的2000萬學生工中的小小一部分;而他們的行動,正正打響了國內學生工維權的第一砲。

你從哪裡來,學生工們?
學生工,這樣的一群少年:他們進入職校,希望通過教育獲得一項技能,可卻被學校以實習名義送上流水線充當工人,同時還需要面對來自工廠和學校的雙重壓迫。他們,是中國高速發展的職業技術教育(以下簡稱職教)和全國勞動力持續短缺現象的共同產物。

職校是中國現重點開發的中等職業教育中的一部分。所謂的中等職業教育,包括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和職業中學,旨在為社會輸出初、中級技術人員及技術工人。學制方面,初中畢業或具同等學歷者,基本學制為3年,高中畢業的則以1年為主。而其課程設置分為公共基礎課程和專業技能課程兩類:公共基礎課程包括語文、數學、英語、電腦應用基礎、體育與健康教學指導綱要、物理及化學;專業技能課程則因學生所學專業而異。

自80年代改革開放,國內工業發展迅速擴張,為配合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需要,國務院決定改革中等職業教育結構,職教發展因而一度蓬勃。至90年代末期,由於國內高校「擴招」,及因國有經濟改革而出現大量國有或集體企業單位經營的職校倒閉,職教發展出現停滯[2]。然而,隨著踏入新世紀後國內的又一輪工業擴張及2002年中國加入WTO,市場對產業工人的需求大增,政府再度提及發展職教的重要性並將其提升至「科教興國」的國家發展戰略高度。其後數年間,中國政府加快職校擴張,並將其大量私有化;國務院和教育部辦公廳亦連續出台若干有關職教發展的規範性文件(部份文件見下表)。縱觀過去10年,中國職教政策正不斷因應市場情況而調整,並逐漸形成以市場、就業為導向的教育方針[3]:

年份

文件名稱

相關內容扼要

2002

《國務院關於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 l            要充分依靠企業辦職業教育,開展“訂單”培訓,加強職業教育與勞動就業的關係

l            堅持學歷教育與職業培訓並重

2005

《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 l            大力推行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培養模式

l            “2+1”模式:前兩年在學校學習,第三年到專業相對應的企業實習

2007

《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辦法》 l            明確規定安排學生實習前,學校、用人單位、學生本人或家長要簽訂書面協議,明確權利義務

l            規定了五種不得安排的情形,包括不得安排一年級學生到企業等單位頂崗實習,不得通過仲介機構代理組織、安排和管理實習工作等

2008

《教育部關於進一步深化中等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的若干意見》 「學校要…保證學生頂崗實習的崗位與其所學專業面向的崗位群基本一致。」

2010

《關於應對企業技工荒進一步做好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工作的通知》 l            將發展職業教育作為緩解技工荒的重要手段

l            進一步強調了專業對口原則下的頂崗實習、「三方協議」、實習的時間以及學校應當承擔的責任

l            規定了為頂崗實習的學生購買人身意外傷害保險和學生實習責任保險

十年以來,與職教政策調整同時出現的是持續性的全國「用工荒」。2004年起,東南沿海地區出現非季節性勞動力短缺現象,標示國內勞動力價格呈上漲趨勢;又,2010年動工的「西部大開發」新重點工程,令「民工荒」影響範圍擴大,加上2011年國內經濟回暖,企業的用工供給進一步下滑,勞動力成本卻不斷增加。

就是在國內如此工業發展擴張和經濟結構轉型的共同作用下,職校學生成為企業廉價勞動力替代品的趨勢浮現,而2005年出台之《決定》所大力推行的「前校後廠」、「校企合一」模式,更是令該趨勢迅速定型。

自此,我們的身邊多了一批「學生工」。

砧板上的「豬仔」
在缺工潮和勞動成本上漲影響下,廉價的學生工佔工人總數比例不斷上升,不少企業的學生工比例甚至超過法定限額。例如,根據《廣東省高等學校學生實習和畢業生就業見習條例》,企業內實習人員人數不得超過30%,但深圳富士康很多生產線上的學生工比例已達36%,去年罷工的佛山本田學生工比例更達70%!

那,為什麼學校和企業會不顧法規地將學生大量輸送至流水線?地方政府又為何任其放任自流?答案很簡單:這些職校學生,是政、企、校的共同交易品,是這三方互惠互利、「三贏」局面下的犧牲品、大輸家。

2010年的《通知》以中央政府之姿態提出以職教解決「用工荒」問題,因此把學生引入工廠似乎只是在響應中央號召,並無不妥;與此同時,在「經濟發展」壓倒一切的氛圍下,不少地方政府均以「供應大量學生工」吸引外資,故少不了用行政手段干預學校相關決定。如2010年9月,河南省教育廳下文要求省內各職校動員、組織二三年級的學生到富士康進行頂崗實習,以「保證富士康集團正式落戶河南、年內批量投產後有充足的高素質員工隊伍」[4]。為解決引資項目,政府對職業學校進行了大規模的行政綁架,結果是外資順利落戶當地,職校學生卻被政府間接賣給企業,毫無選擇地「被擇業」。

企業則自然是樂得撿了這個大便宜。這些「實習生」乃現成勞動力,可高效解決廠家們「招工難」問題。而學生們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強度雖與普通工人無異,卻因不受《勞動法》保護,企業無須為其購買社保,故發生意外時廠方可與學生私了而無需支付更大數額的賠償金。此外當效益欠佳時,廠家還可隨時要求學校召回實習學生而無須支付經濟補償金,學生們可謂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毫無任何保障。同時學生還面對沒有最低工資保障、沒有加班補償等剝削。

然最令人髮指的還是作為學生工直接輸出口岸的職校。學生實習,表面看來可賺取收入、幫補家用,但實際上學校在學生上崗前後不斷向學生收取各種名目之費用(如學費、實習管理費、介紹費等),是以學生每月收入遠遠低於原定數額;或是校方要求工廠直接將學生工資撥入學校帳號,學生每月獲發一定生活費,差額中被學校私自克扣了多少卻是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學校礙於來自政府的壓力或是在利益驅使下,只重輸出學生人數多寡,卻極少顧及實習工作是否與學生所學專業相銜接,儘管2008年的《意見》和2010年的《通知》均明確要求頂崗實習要符合專業對口原則。種種管理亂象,不僅顯示出學生受教育權被剝奪,並淪為學校的賺錢工具;學生更是不能在工作過程中進一步了解所學專業,實習結果與中央政府「工學結合」的初衷事與願違。到頭來,三年光陰和高昂學費,換來的僅僅是一紙畢業證書。

集體:刺耳的沉默
除克扣工資、以「不實習就不能畢業」強迫學生實習外,許多學校往往在開學半年後就把學生送往工廠(參照表格:《實習管理辦法》,2007),並且未按要求為學生購買任何保險(參照表格: 《通知》,2010);在工廠裡,學生往往被迫加班(如在東莞土塘工業區內某一日資電子企業的學生,曾在一個月內加班120多個小時[5])而沒有加班補償費,同時工作條件惡劣(如在需大量使用有毒化學物質的崗位工作,卻只獲配沒有任何過濾功能的口罩);此外還有專業不對口(如桂林舞蹈中等職業學校逼女學生陪酒[6]、讀駕駛專業的學生被送至車間組裝手機殼[7])等不符合國家規定的壓迫現象。

其實學生工的境遇比我們想像中的更糟糕。然而查閱各式資料,有關學生工如何被壓迫、剝削的情況,往往來自於個體此起彼伏的控訴,整個受控集體卻只說出擲地有聲的沉默。

企業將同班乃至同校學生分配至不同生產部門、廠區的做法十分常見。同時,廠方亦嚴令禁止學生在工作期間進行交談。表面看來這種做法是為確保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但這種切斷溝通的政策,其實也是避免大規模學生反抗的一種手段。社會心理學中「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一詞描述了如此情形:「群體多數成員私下拒絕一種行為模式,但是錯誤地想像其他大多數人都接受它」。這表示某些看似被接受的事物,其實是大多數人不喜歡的。企業正是利用這種心理,透過促成學生間的「零交流」,讓每個學生都因擔心將被標籤、獨自面對遭秋後算帳之風險而自行閉嘴,這個約兩千萬人口的龐大群體也因此鴉雀無聲。

在處於權力優勢的企業以切斷溝通造成「多數無知」情形時,學生個體也往往因害怕負上抗爭代價而選擇沉默。在這種實習制度下,學生面對的是同時來自政府、企業及學校的三重強大力量,不僅抗爭成功的機率極微,一旦失敗,用學生的話就是「別想混了」。這對於無一技傍身、希望日後尚能維持溫飽的職校學生,無疑具極大威嚇性。個體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量,為避開抗爭代價而最終選擇接受不公。也正因如此,壓迫得以繼續猖狂,受壓迫群體卻一直缺乏有規模、有組織的抗爭行為。

然而,這些還不是最壞的。個體在不斷的壓迫中尋找合適的「心理位置」,調節自身心態以至能心平氣和地面對、接受壓迫,那才是最令人擔心的。因為這從思想上抹去人們的反抗意識,徹底扼殺個體說「不」的可能。在一些訪問中,不少學生認為在企業實習能「在痛苦中鍛鍊意志」、「見識世面」;此外,亦有學生覺得富士康13連跳中的死者「在心態上、人生思想上有問題」,責任出在個人而非校企二方。這些觀點,令學生面對剝削,選擇的是留下而非反抗。學生們順應現實而進行心態上的自我調節,的確能讓自己於實習期間在心理上好過些,可最終造成的對不公的麻木,卻使得整體對壓迫見怪不怪,並停止為自己爭取權益。

一起還學生們一個公道
政府推行「校企合作」的中職教育模式,或許原意是好的,但由於落實時缺少具針對性的細緻規劃(如未能設立專門的監管部門、欠缺全國性監管條例等),政策推行結果是一團糟。壓迫下的學生工看似離我們很遠,可他們卻是存在於世界每個角落(例如在日本及韓國都有以實習為名而進入工作的移工),也存在在我們的生活中(例如本港許多本科生均要按課程要求進入企業實習,卻只獲得遠低於最低工資的酬勞,有的甚至不獲分文)。全世界的學生工可謂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都面對著各式各樣的壓迫。而普羅大眾,對他們卻是肩負著一定的責任,因為我們的許多消費品,如Apple和Nokia,都是生活在層層剝削下的學生工的勞動成果。

面對無良企業的侵權行為,現階段的香港還未見任何消費者與企業之間的有效對話,社會上也不見出色的消費者運動,更多地還是依靠一些關注工人權益的團體的相關報告及揭發行動,靠這些組織在相關議題上的「批判性參與」,通過給企業造成壓力以改善工人的處境。雖然市民與企業的資源、能力不對等,港人仍能通過聯署、捐款予有關團體等行動向企業表達抗議。

我們往往很快能留意到普通工人的權益是否受到侵犯,但卻十分容易忽視那些更容易受到傷害的群體,比方說,學生。學生工現象是打著教育旗號的赤裸裸的剝削和壓迫,是校、政、企三方只顧自己利益、罔顧學生權益所造成的悲劇。停止這一現象,要的不僅僅是監管體系上的完善,同時也需要你我等普通市民的一份綿力,哪怕到那一天之前,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參考資料:
[1] 〈教師節呼籲行動:喚醒教育者良知!〉,優酷網,2011年9月
[2] 梁淑美〈中國學生工──全球供應鏈下的廉價勞力〉,苦勞網,2011年12月22日
[3] 〈電子業學生工調查報告:職校與工廠聯合壓榨學生〉,網易科技,2012年5月8日
[4] 〈「倒賣」學生工——富士康「團購」職技校批發〉,南方周末,2012年5月8日
[5] 〈「廉價」的學生工〉,每日經濟新聞,2011年2月16日
[6] 〈藝校逼未成年女生陪酒續:仍有學生在酒吧街實習〉,央視國際,2007年1月9日
[7] 〈學生工亂象:成生財工具 侵權現象嚴重〉,工教網,2010年12月26日

特別鳴謝:Debby Cheng Yiyi,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成立於2005年6月,一個主要由大專師生組成的香港民間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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