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又到春夏之交。

年復年，我們對民主、自由與公義的關注與討論，都會於此時踏入高峰期，我們坐在舞台與擴音器前。我們手持蠟燭，我們高唱自由花，我們談要爭取公義。

但隨著香港社會矛盾的湧現，我們急於把怒氣宣洩，而內地人卻諷刺地成為我們要群起聲討的對象。當我們大罵內地人不義的同時，卻雲集在維園聲稱要為他們討回公義，但又甚少關心中港兩地共同面對的體制問題，當中所展示的，到底是一套怎樣的「追求公義」指標？

六四鎮壓令人髮指，即使廿三年過去再看當年片段，作為年輕編輯的我們也難掩憤慨之情。但當回頭看看今天的香港，政黨和媒體討論八九至今的社會發展形勢間的扣連時，多停留在如軍車何時入城，或中共打壓言論自由紀事表等表面的問題，而缺少關於整個影響中港發展的體制問題探討，反而一味手持「平反六四」的「道德利劍」在高位發號施令，主宰著群眾討論的路向與可能性。我們認為這樣的「反思」並不足夠。而這，正正是我們堅持每年要出版本刊的原因。

面對社會矛盾，近年香港出現不少關於出路的主張，但幾乎都把與我們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排除於討論之外。編輯們討論出版定位的過程中，堅決不認同香港是避暑山莊，反應正視中港兩地共同面對的體制問題。與此同時，八九當年的社會問題其實不少殘存至今，甚至有擴散和深化的跡象︰但當主流政黨和媒體再談六四時，甚少貫穿時代脈絡進行完整的梳理，故我們期望透過點出當前中國問題，反思目前行動是否足夠。

另一方面，體制問題仍蔓延至多個社會範疇，除了眼見的政經制度上的傾斜與不公，政權亦在逐步從文化的「軟」方面入手，試圖縮窄我們思想的空間，並奪取話語的優先權，而文化擂台成為我們的重要戰場。在建制進迫下，探討民主實踐的可能性與局限，便變得非常重要︰因為它直接決定我們進行社會運動能帶來的影響，也能對年復年壟斷市民議政方式的官僚機構，提出嚴厲質疑。

出版過程中編輯們遇到不少難關。起始，因搜尋內地資料遠比我們想象中困難，導致時間失算，而令我們討論主題，與刊物定位過程非常艱鉅，撰文進展嚴重滯後亦使編輯們身心壓力龐大，一度士氣精神跌進低谷。但正是出於對目前社會輿論心感不妥，堅持抗衡主流論述對六四事件話語權的壟斷，並揭破偏頗而不全面的六四說法，我們堅持做下去︰直至五月三十日清晨，我們趕起了全部稿題付諸送印。

可能我們執筆多寫百篇文章，都不可能推翻建制不公，但我們深信話語權爭奪的重要性。文字，永遠像種子，隨風飄散︰我們不會知道何時，這顆種子會植入哪位正在閱讀此刊的讀者的心。然後，發芽、擴散，再擴散。

最後，願所有為公義努力和犧牲的人，都能被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