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我直言,我們現在誰還會在意自身大學生身份的問題?或者應該說,我們已經將大學生應該如何的問題,全盤交出去。

大學生應該是文質彬彬的,專心讀書,然後找一份好工當個中產。偶爾他們應該有激情的理想,對社會有所承擔,但不可以太過份。所以,寫詩看小說是好的,學生報有情色版就有問題;陳淑莊是一個理想大學生典型,梁國雄則不是;大學生看不懂畫展不要緊,英文不好則不行。

對比起六七十年代的大學生,我們對自身身份的執著可謂大不如前。如果我們嘗試翻閱當年迎新營的文章,這些文章都會嚴肅討論大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應該如何看待高等教育。字裡行間洋溢的信心與氣魄,都非現在可比。

這種對自身身份的執著的旁落,自然有其客觀因素。過往,大學生是真正的天之驕子,在高等教育只是留給極小撮人的時候,他們是必然的前程似錦。作為未來的棟樑,他們有資格驕傲,有資格堅持自我探究——最少在社會可以接受的前提底下堅持。

但這又是否意味著我們現在就應隨波逐流?的確,大學生的身份不如從前,但對自我身份的執著是否就應該放棄?是否除了精英,諸多低下階層就不應反省自身在社會的位置,應該如何自處?

我們相信,這種反省,是改變社會的第一步。如是,以下三篇文章,均是嘗試探討大學生應當如何的問題。第一篇〈我們從狹縫中偷光──象牙塔與服務站的迷思〉,是想探討,在大學教育日益商品化,求學只是為了工作的風氣下,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大學教育的問題。第二篇〈大學生自白〉,則是我們其中一位編輯的自我經驗分享。她在進入大學之前,也是如常人一般對大學有些刻板的想像。但一年的大學生活卻讓她開始反省自己,對他人以至對社會的責任。她改變了一路以來的平穩選擇,參加了不同的社會事務,其中面對諸多的掙扎,愛情,家庭,以至自身。最後一篇〈不能獨善其身的世界末日〉,則是希望嚴肅探討大學生對社會的責任,哪怕在大學生身份不再等同精英的今天,我們依然擁有絕佳的位置去參與社會,甚至可以說,在我們變得更草根以後,我們更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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