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地欠左佢地——訪關綜聯組織幹事歐陽達初

訪問：Kelvin,Jeffiu

整理：Kelvin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所做的統計，目前香港貧窮人口已達到120萬人，情況極為嚴重。[1]我們這個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社會裡，衣食住行愈來愈昂貴、工作工時極長、退休沒有保障、愈來愈多公營業務被私有化（如領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而所謂「基層」，就是最缺乏社會資源、最身受其害的一群。

歐陽達初所屬的關注綜援檢討聯盟（下簡稱關綜聯）的辦公室，跟我所認識的一些基層民間團體一樣，只租了舊大廈的單位，工作空間比較狹小，貼在牆上的schedule排得滿滿的。關綜聯一直抱著「助人自助帶來希望 據理力爭帶來公義」的信念，致力組織不同地區的基層街坊，共同關心社會不公的狀況，爭取一個更合理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

達初加入關綜聯至今，已有7年。他中大社工系畢業後，大可選擇當社署的社工或到大型社福機構工作，卻偏偏選擇留在關綜聯，在狹小的單位裡每天聽基層街坊心聲，跟他們一起踏上爭取社會公義的漫漫長路。究竟是甚麼讓他堅定不移地，投身推動社會平等的基層運動？

在基關組找到新道路

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奪去數百條人命、75萬人上街反對23條……當年深受社會氣氛衝擊、就讀社工系的達初，基本上完成了本科的課程，雖讀書時已有接觸基層議題，卻有感知識和實踐的不足。解決了家庭的經濟問題後，就決定在大學多留一年。

他既讀了一些社會學系和文化研究等非本科的課程，充實自己的理論知識，也加入了中大基層關注組（基關組）：「真正開始關注基層並感到很有使命要投身基層運動，是大學第四年的時候。那年誤打誤撞加入了基關組，得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和回應基層問題。」他明白到，只靠一般主流社會服務常說的、針對個體的「扶貧」，而不改變整個社會體制，是無法解決基層問題的。他不認同一種傳統社工個案式、施與受的「你好慘我黎救你」的工作思維，認為基層運動應有理論支持，而且要將矛頭指向牽涉到社會整體的、導致貧富不均的資本主義體制。

知難而進

他的大學第四年，當時社會在爭取最低工資，他曾跟隨基關組到屋.做清潔工組織工作——探訪清潔工、做問卷調查了解他們的處境，連結不同工友支持最低工資，因而接觸到一班外判清潔工：「基本上他們是邊緣勞工之中的邊緣。即使他們受壓迫，很多工友都未必認同，我們這些大學生跟他們說：『喂你都比老闆剝削緊啦，不如一齊起來抗爭吧！』」工友的反應不太理想，使他開始明白基層組織工作的路有多難走。他記得，對他影響深遠、曾是「基層大學」[3]職員的蘇耀昌當時跟他說過：「我們（大學生）之所以要投身基層運動，唔係因為佢有得搞，其實基層運動好難搞。」

他指出，基層運動一直都不是處於歷史舞台的最前面，尤其是這十年間，可能有其他運動　（例如爭取普選）更吸引、更波瀾壯闊。「基層運動也許走一步退兩步，始終我們處於很弱勢的位置，在社會沒甚麼發言權，短期內也許做不到革命性的工作，例如組織工友佔據馬路去推翻一些東西。」他知道，若要推翻不公的、讓富人橫行無忌的體制，就很需要跟社會最無權無勢者走在一起，透過長期的互相了解、支持，做細水長流的組織工作，慢慢壯大成足以徹底改變社會的力量。

但他為何不選擇工作相對上容易、生活較安定的社福機構工作，而要投身基層組織工作？他固然也有實際考慮，「坦白講，如果這些基層團結如果唔能夠令我維持到生活，咁都的而且確係好難揀.。」大學最後一年，熟悉貧窮議題的社工系教授黃洪就介紹他到關綜聯幫忙，他接觸過關綜聯後，就知道這種團體其實也能讓他維持基本生活，「生活是你選擇的。人人要買樓，你可以不買。」能夠維持生計，加上對社工這個身份的執著，以及基於知識和經驗的、對基層組織工作的理想，使他開始有長期投身基層運動的決心。

「我唔係要批評唔喺呢啲團體工作就唔係社工，只係對我黎講，我地係呢啲地方，先搵得到自己嘅存在價值。」

基層與大學生

另一個使達初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原因，是有覺得自己對基層、對社會有所虧欠，「簡單.黎講，我地其實欠左佢地。我們作為中大學生，可能讀書好『叻』，但其實之前踩住好多基層青年上去；我們每年得到的社會資源，比基層街坊、工友、領取綜援的人多很多。」很多基層家庭也因缺乏社會資源，子女少了一些補習、上興趣班等在現今教育制度下得到優勢的機會，有些甚至要在放學後做兼職幫補家計，或要花時間照顧其他兄弟姊妹。加上考試制度本身也有不公和考運氣的成分，我們這些中大學生之所以能夠有現在的位置，其實牽涉到社會整體資源分配及教育制度上的種種問題。但既然我們已得到做大學生的優勢，不用被迫投入勞動市場，其實就有身位促進社會公義。

他稍稍停頓，然後笑說：「但我們其實沒有對社會實質生產作出甚麼大貢獻，又沒有做甚麼實質勞動幫助社會……既然有一個機會讓我們投身這些組織，我希望用我的歲月參與基層運動。」

他亦清楚自己不算是狹義上的基層，「不過我可以有基層意識。我選擇（畢業後）不要做社會的精英。不做專業人士、不去不斷向上爬，係唔洗死的吧。」因為對一級踩一級的社會現況感到不滿，他反對大學生認為自己高人一等：「有些大學生覺得，自己畢業後的待遇理所當然地要比基層好。記得去年實施最低工資後，一個訪問裡面有大學生說，覺得自己跟基層的薪金差距太少，因為一個大學畢業生可能只找到薪金一萬元的工作，但做保安都可以有八九千元，很不公平。但我們其實太習慣，這社會容忍甚至歡迎這種貧富差距。其他很多這種差距較小的地方，社會可以更平等更團結。」可見他不認同個人主義，希望人人都可以追求社會整體的改革。

重複　但刻骨銘心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達初畢業後便全身投入關綜聯，與基層市民一起打拼。在關綜聯工作的7年間，達初認為最深刻的，是一種重複。有別於很多政黨、商業機構和社福機構，他們接觸的人和事不會很新鮮。例如，他們習慣每當政府發表財政預算或施政報告，他們就要做一些行動去回應，平時則要持續落區為基層市民搞組織、搞小組、搞學習班。年復年，日復日。「雖然工作重複，但其實不會令人很厭倦。因為，我開始覺得重複或有點悶的時候，當一些工友或街坊有血有肉的生命歷程放在我面前，使我看到資本主義對人、家庭關係和社區所造成的異化和剝削有多大，這些故事就會刺激我重新走下去。」

即使如此，他也直言自己沒有從這種工作得到特別大的滿足感，既因基層團體想爭取的東西，可能做很長的時間都未見成果，也因他們的工作不是如反高鐵般「決一死戰」，容易動員很多人參與。唯一推動他們繼續投入下去的，是工人和街坊受壓迫的傷痕和反抗壓迫的力量。「街坊都知道，這種工作的目標未必一朝一夕就可以達到，而且他們付出的東西比我們多很多。我們是受薪的，可以有假期，但有些街坊和工友沒甚麼機會放假，如一個基層母親要照顧小朋友，根本不會有停下來的時候。而且一起開會傾政策，其實是頗精英的工作，跟他們的生活經驗有一段距離，但他們都願意來參與組織工作。若我們不繼續做下去、不回應他們，或不在他們面前表現謙卑，是說不通的。」說到這裡，他特別咬牙切齒。

不可分割的理論和實踐

這7年間他在關綜聯的工作，與一般社福機構很不一樣。除了做長期組織基層的工作，他還致力實踐與理論結合。「理論和意識形態可以幫你定位，思考運動的方向。在基層團體裡固然很需要理論支持，但就算是只作為一個人或一個大學生，有能力和機會接觸理論，就很應該思考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理想社會，以及要以甚麼方法達到這個理想。」活在右翼（主張個人利益最大化）思想當道、充滿荒謬及不公的社會，就更需要理論去支持社會改革，把矛頭指向資本主義體制。「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很多左翼理論讓我們看到，很多事看似不可能，但其實是可能的。這刻我們並非理論的發明者，但我們是理論的使用者，需要理論去指導我們的工作。」筆者於訪問之前，就讀了他最近發表的一篇政經評論文章，名為〈新階級新形勢 新抗爭〉。他從自身基層工作經驗（如他參與過的最低工資運動）出發，以左翼理論分析香港的階級政治，勾勒香港「工人階級」所面對的處境，最後提出將福利運動與勞工運動聯合起來的的基進社會運動方向。[4]

談及將來，他也不太肯定，只說自己有機會再去讀書，然後回來繼續做基層團體的工作。

「但我想，作為左翼知識份子，要清楚知道，就算去學院搞論述搞理論，目標都是為了改變世界，而非解釋世界，要確保自己理論是建基於群眾，或能夠真正協助群眾運動。」由始至終，他心裡都把群眾放在第一位，把個人放在後一點的位置。

結語：社會其實寡情薄倖

相比起每天辛勞工作但仍朝不保夕的基層，我們有很多資源，很多選擇。我們可以只關心玩樂、成績和個人發展，但也可選擇付出一些時間，令社會——你和其他人的生活——變得更好。現在大學生的精英光環漸漸消失，畢業後未必找到保證生活安枕無憂的工作。

但這正如達初所言，正正是我們與基層同行的理由：「當現在你都不能夠確保自己畢業之後，能否過比較好的生活，這就代表，這世界並不如你想像般優待大學生——你其實同其他人一樣，今日社會話事.係資本家，佢地覺得你有地位你就有地位，但聽日佢就可以話唔要你。社會就是那麼寡情薄倖。很多人都覺得你是準中產，但當你知道你都不都能夠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命運，你會選擇脫離基層，還是做多些事，趁最有條件的時候參與公共事務？」

註：

1. 〈社聯回應2012/13年度財政預算案〉(2012/2/1)

2. 有關關綜聯的詳細理念和工作，可瀏覽http://www.cssa-alliance.org/ 。

3. 成立於2001年，成員主要是大專同學、基層團體成員，以「蓋搭基層與學界橋樑，鼓勵同學關心基層、參與基層工作；開闢討論園地，交流基層文化、基層自主、基層運動的看法」為目標的組織，當年與中大基層關注組交往甚密。

4. 詳見左翼民間團體左翼21出版的季刊《左岸》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