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椰青

自4 月起,各路媒體開始傳出浸大視藝院被迫遷出啟德校園的消息。一時間,浸大視藝生的抗爭行動受到廣泛注目,坊間普遍稱許浸大視藝校園發展關注組的行動,他們亦因而羸得坊間不少掌聲。

然而,普遍的報導多著眼於政府的文化觀有多短視,以及學生的活動有多勞苦……這些觀點,當然是重要的。但是,關於學生運動本身的檢討與評論,卻似乎未見蹤影。

浸大視藝校園發展關注組(下稱關注組)自四月曝光起,抗爭近五個月,卻換來政府敷衍了事,浸大向關注組發來賀電「抽水」沾光(而此前浸大從未致函政府任一部門)。校園仍不屬浸大,長期租約仍是沒能簽訂;與校方或政府的公開討論,仍然沒有發生……四個月過去,關注組除了掙得掌聲以外,似乎沒能使任何部門確實聆聽他們的意見。四個月的抗爭換來無物,政府的荒謬政策和浸大校方的坐視姿態,固然要為事件負上最大責任,這點不用置疑;但事情發展如果如此,其實亦反映關注組的行動或有改善空間。

從是次政府與校方敷衍的態度可見,學生在建制內決策的影響力近乎零,若非關注組抓住全世界的眼球,給予官方輿論壓力,校方政府極有可能寸步不讓。在目前的體制下,學生基本上必然處於權力架構的低處,成為任由官僚(校方或政府)擺佈的貨品。今天可以繞過學生把整個浸大視藝院的校園奪走,明天一樣可在別處故技重施。故對是次抗爭的檢討,將能成為日後的借鏡,使學生面對官僚霸權時,也能倍加注意。

長期參與校政討論的重要性
是次啟德校園神奇地被告知要終止合約,而新建成的傳理視藝大樓(下稱CVA)又戲劇性地不適合視藝院使用,不可能是徹頭徹尾的突發意外。CVA 並非一天建成,大學也不可能是即日決定要把視藝院搬走。若大學進行這麼重大的政策變動,而學生事前竟全沒察覺任何風吹草動,這一方面反映學生的意願根本被學校當作透明,但這也反映學生警覺性未夠高,沒能及早明白時刻關注和監察校政的重要性。結果,學生只能永遠擔當被動角色,在政策實行時的最後一刻方被「知會」。結果學生往往來不及反應,甚至連組織反抗的機會也沒有。

浸大視藝院處於大學核心決策架構之外的事實,學生早就知道。02 年視藝院始成立,其雖為「學院」(Faculty) 卻在校董會中缺席,其話語權由文學院代理(但又不隸屬文學院)。這樣的畸型權力架構,伴以畸型的大學辦學思維,早令2年前出現視藝傳理合併事件(傳理和視藝院竟能合併……=.=)。當時傳理視藝大樓早已建造中,校方卻同時提出兩院合併,明顯是想漠視學生需要,不理兩科學術特性,只求節省資源的胡鬧方案。雖視藝生一度組織「視覺藝術院關注組」要求叫停合併,關注組卻在事件告一段落後消失,沒再從權力架構中掙回視藝院應有地位,也沒能意識到CVA 興建與合併事件間的連帶關係。可以想象,若學生早就察覺這種地位不平等,而又盡力試圖參與校政,改變視藝院長期被消音的情況,今天啟德校園之事,或許沒來得那麼突然,那麼兇狠;學生也未必會那麼手忙腳亂,應對不及。故學生在校政方面有沒長期的關注,這點是值得檢討的。

擴大議題內容的必要性
長久以來,關注組主力爭取的都是「全面保留啟德校園」供視藝院使用。雖隨著他們在媒體中的曝光率日高,他們的陳詞亦開始具政策層面上的視野,並以「千億投放在西九,視藝學院被迫走」作口號,又在新聞公告中緩引演藝學院的撥款情況,借此證明政府投放資源有所偏頗……這些觀點固然重要,但一方面容易使支持浸大視藝生一事只能訴諸同情,另一方面也容易不慎陷入疑似「眼紅」他人的表現中。

啟德校園搬遷迫在眉睫,視藝生迫切地希望保留自己的校園,這種情感相信公眾完全可以理解。但,若同學的控訴只能觸及某些政府或學校表面上的行政失當(如屢去信政府及大學部門而不獲回覆),而又只能有限地觸及政策問題(只觸及誰有較多資源),大眾只能以同情作為支持的最大理據。但這,相信絕非視藝生所希望見到的——相信沒有浸大視藝生會自認「我們在做藝術很可憐,請來救我們」。倘若視藝生真的想全盤公眾理解文化政策的不足,便應更深度地引發更多關於政策問題的討論。

雖視藝生對文化資源傾斜有所質疑,但筆者卻認為其未能正中核心。批評資源傾斜只能算是第一步,但傾斜的原因,以及傾斜的問題是需要解釋的。傾斜本身不一定是有問題的(有些傾斜可能是需要的),但若未能精準指出傾斜的問題所在(例如藝術教育普及化與重點藝術產業投資兩思維的矛盾性),學生的申訴便易淪為孩子氣。

目前政府每年撥備予康文署在文化方面的支出達20 億,但當中6 成是用於行政及常費開支(如圖書館、博物館),當中實際落到藝發局手上用於實際支援藝團的卻只得2%。不是說圖書館不用開燈,但例如為何藝術教育的開支會與圖書館開支同轄於康文署之下?民政局獨立於康文署另設藝術基金,在政門多出的情況下,到底造成多少不必要的資源耗費?到底有沒有對文化資源調配的全盤中央統籌?目前在滴漏下僅剩的資源,結果人人都為那餅碎爭個頭破血流……這些結構性上的文化政策疏漏,比資源誰多誰少,或許更值得去探討,更值得去指證。目前除藝術院校的學生外,其實不少前線文化工作者亦苦不堪言,若視藝生能將各項零碎議題有效地整合起來,並聯合文化各界行動,掀起對文化各方面政策的討論,將比目前狀況為佳。

運動想像的可能性
是次學生行動,以文宣攻勢為主,談判討論為副。此舉的確有效地為校方製造校內外的具大輿論壓力,但其抹殺了運動的眾多可能性,使關注組只能長期作為一個「牙力」相當有限的反對組織。

關注組採取的「溫和態度」並非偶然下的決定,而是有意識的。筆者因有長期跟進此事,而與關注組內成員有長期接觸,瞭解到他們對和平形象的渴求;一次,當筆者提出「若校方霸王硬上弓,有想過佔領嗎?」,對方卻指「我們不是搞社運」。從這句說話中可感受到學生仍希望為這事去政治化,甚至以自己正在參與運動一類說法為懼。但問題是,校方與政府的粗暴決定,正正就是政治嘛!

「政治」不應只停留在議席之爭與政黨口水戰,任何來自權威決定下,對個人生活進行介入與操控,都是政治。而且,「社運」從來也不是一門職業,沒有人生來有責任去搞社運,也沒有人義務去為誰吃胡椒噴霧。這種去政治化的意識,可能便是造成學生未能長期有政策層面上的意覺的最大原因。同學應該明白的是,社運不一定等於激進,激進也不一定等於錯。香港公民意識普遍停留在「有公德」、「要投票」等的層次,但欠缺對社會運動的探討,使社運無故成為「激進」的代名詞,受盡污名化。

倘若建制結構是公義,而建制途徑又是有效的,循建制途徑解決問題當然沒問題。但浸大事件表現的卻是恰恰相反——政府啞了,校方聾了,最終還硬塞了套爛方案迫學生接受。學生意見遭當透明,正反映學生在整個建制結構中根本被置於邊陲位置,學生再循建制途徑怎樣申訴,也無以撼動權力核心。

直接地說,學生手上根本沒有什麼本錢可以使校方認真平等地與學生對談,更莫說答允學生的要求了。而建制外的運動,正是可以補足學生的話語權。運動(例如佔領校園、罷課)作為一種建制外的行動,可直接繞過層級的制度枷鎖(這等於不用跟對方的遊戲規則,一個單方面彌定的遊戲規則),甚至能癱瘓它的運作。

迫使對方立即面對,立即回應。
繞過建制直接進行運動,不一定等於暴力激進。論暴力,學生手無吋鐵,罷課佔領,又為誰帶來實際的肢體傷害呢?物理上的硬暴力大家千方百計想要避免,但制度上的軟暴力又有誰來抵禦呢?論激進,為何不問事件內容,旦凡繞過建制進行的直接行動,不問是細節就必然是激進?難道我們看見有人要搶走你的錢包,你不是立即動手阻止,而是下筆寫信,再對小偷好言相勸嗎?政府奪走啟德校園一事,未必全然能與小偷類比,但筆者其實想指出有些事情,是具緊急性,並需要用一定的強度的反應才能及時阻止的。在我們對運動那麼快予以拒絕,予以判斷的同時,許多細節可能早已遭到忽略。結果,關於運動的可能性,因而被堵住。

浸大同學,任重道遠啊!
口說都夠多,讓我做個小收結。
無論如何,這次政府與學校的行政手當,以致政策短視等的各種問題,是必須要憤而指證的;而學生興師討伐不義之舉,也不可能不予以支持。可是,在支持學生的同時,我們不應停止檢視行動本身是否有值得改進的空間。因為,在目前制度氛圍不變的狀況下,這種學生任遭擺佈,被徹底忽視的情境,只會一現再現。

但是,請緊記,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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