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性騷擾 － 再認識、相關事件及政策檢討

文：松

引言
我想同學們自小都聽過「性騷擾」這個詞。自小學起，學校就不時辦些防止性騷擾的講座，但說來又奇怪，有些概念近在咫尺，我們與之的距離卻很遙遠。我雖不肯定世界是否真的如我想像的如此糟糕，但「性騷擾」這概念好像的確被人忽略、漠視。閒時與好友（特別當對方是異性）稍有親密的行為，旁人就會說「哎呀，性騷擾呀。」又打個比方，某人衣著稍為暴露點，他的友人可能說「你唔好性騷擾我啦」。語調總是帶點兒戲的。

彷彿，我們知道「性騷擾」的嚴重性，但又在一些無關緊要的情況下使用這名詞，不知不覺地，「性騷擾」成為日常言笑間的言語，令到我們對真正的傷害毫無意覺，在真正發生時難以分辨及無所適從。

性‧騷擾‧性騷擾
根據中大防止性騷擾委員會的出版刊物對「性騷擾」定義的界定[1]，「性騷擾」中的「性」大抵指與性有關的要求或接觸，而「騷擾」即指在雙方（或多方）權力不平等的情況下，某方面作出不受歡迎、並非互相情願的行為。

但是，上述定義都頗為模糊，有什麼該列入性騷擾的範圍而有些又不用？例如，我穿著暴露或者講黃色笑話，可能會引致他人不適（當中這些人不是我言行的對象），那我是否在「性騷擾」？為了防止性騷擾，又應該禁止ocamp裡有「毛毛蟲」之類的遊戲[2]？玩「逼巴士」難免會與同性異性發生肢體碰撞，我們又應否忌諱？

「性騷擾」有異於「一般的騷擾」，被性騷擾與被人打了兩掌的影響就是不同，「性騷擾」對心理造成的傷害尤其深。在現代社會，我們對於身體之間的距離與界線會有一定的想像：無論男女都不應隨便亂摸他人的身體。身體被極度地封閉，將之暴露則會被貶斥，特別是女性被賦予貞潔、須被保護的想像，從此規範了女性的身體，突顯了身體的特殊性，而「性」又被一定程度的污名化。在這種社會規範的氛圍下，對受害者而言，性騷擾所造成的傷害自然加倍。

然而，若無限地擴大「性」的特殊性，男女／男男／女女之間都理應授受不親，相處時永遠須保持距離－但這又是否我們想追求的？

重新認識及理解性騷擾
難以言喻的痛
人與人之間存在著非條文可以闡釋的交往，而我們不能忽略人際關係的可能性。一旦過分受法例規範，則容易使社交方法機械化，男女彼此都會互相提防，破壞或阻礙理想的人際關係。例如，對與「性」有關的言行過分敏感，動輒就指別人性騷擾，這容易扭曲性騷擾本身的觀念：「某些性關注因為不受歡迎而是騷擾」，而變質成「情慾本身就是騷擾」／「性本身就不應被談論和觸碰」。

與人相處，本來就不應把具歧視性或壓迫性的概念強加於他人身上。相處之間，又難免會產生誤會和磨擦，有意無意傷害他人的言行亦的確會存在，而人際間「溝通」可以扮演某程度的角色。相處，主動與被動並非絕對的二元對立，人們不一定永遠處於被動角色；拒絕，亦不止於「say no」。

且將矛頭撥正。在不少「性騷擾」的個案中，「溝通」的可能性卻往往難以存在，而權力、地位的不平等總會穿插其中。權力不平等，造成一些暗角，當中受害人難以拒絕、反抗，亦可能會因為感到羞恥或怕遭受報復而不敢正式投訴。比較常見的是上司對下屬的性騷擾，例如工作時會「摸手摸腳」。

下屬難以拒絕的原因在於，社會普遍忌諱「性」，「性」被認為是私下的而非公共的事或概念，當性騷擾涉及「性」時，社會又繼而對「性騷擾」存保守的態度，少作公開討論。這容易衍生出認為被性騷擾是種不應見光的恥辱這種看法，加上上司某程度上掌握下屬的經濟財脈，下屬容易覺得如若拒絕或投訴則可能面臨降職或被炒的風險，故此，下屬須承受經濟、心理、以及社會地位三方面的壓力。若沒有完善處理性騷擾的制度，該名被性騷擾的下屬則處於劣勢，困境和持續的壓力都難以解決。

大專相關事件
在校園內，權力不均的情況實屬普遍，例如老師與學生和上司與下屬等，故理應有完善的預防及處理性騷擾的制度，以防止性騷擾的發生，和及早減輕消除性騷擾受害者的痛苦。根據某個比較八大性騷擾政策的研究指出，中大的相關制度可算最為完善，惜君不見黃燕雲事件和盧乃桂事件：縱使金玉其外，實際操作上亦能敗絮其中[3]。

黃燕雲事件：
委員會袖手旁觀　校方高層亂處理
黃燕雲在中大擔任了十六年的行政工作，曾任職校長室、秘書處，當中曾經做過防止性騷擾委員會秘書多年。2010年10月26日在沙田凱悅酒店自殺，後來性騷擾事件始慢慢揭曉。

2007年頭，黃被上司梁少光（中大主管之一兼校董會成員，亦是防止性騷擾委員會委員之一）多次性騷擾，曾經向防止性騷擾委員會前主席馬麗莊求助，而馬卻沒有給予專業意見，反而主張黃在沒有向委員會正式投訴的情況下，向楊綱凱副校長報告此事，除此更質疑黃的做法（「點解你咁傻你唔走？」），沒有照顧到黃受傷的心理。4月21日，黃遞交辭職信，並向楊及校長助理口頭報告，及留下了親筆簽名的保密正式報告，當中黃表示「唔想任何人知道呢件事」及容許他們與劉遵義校長討論此事（楊亦有告知沈祖堯此事）。

然而，校方高層沒有專業訓練和處理經驗，維持黃的保密意願，沒有啟動性騷擾機制去處理黃受害的事件。不久黃雖被挽留繼續工作，但已經有抑鬱症症狀，因為工作關係會經常碰見梁少光，這亦是黃進一步壓抑自己感受的原因。可惜掌握資料的高層依然沒有直接處理黃性騷擾事件，亦沒有妥善照顧黃的精神健康，反而諸多安排調職，加上新舊人事問題，終令黃選擇了結生命一途。

盧乃桂事件：校方對性騷擾者處分太輕
本年上半年，教育學院盧乃桂教授經防止性騷擾委員會調查後，被校方裁定性騷擾成立，盧被沈祖堯書面警告，後來盧接受明報訪問時表示因此辭職抗議，以示對結果的不滿。

另一邊廂，在盧辭職後，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推薦盧成為榮譽教授（Honorary Professor），可以繼續擔任博士生共同指導導師（co-supervisor of PhD and EdD students with colleagues）。在此，實在看不見校方對於「性騷擾」案件的重視，只作出書面警告，而警告後居然能繼續被推薦為榮譽教授（且看學院有否膽識通過），實在匪夷所思。

處理性騷擾制度的建議
黃燕雲雖然曾在防止性騷擾委員會做過幾年秘書，理應知道中大處理性騷擾的制度，但她遭受性騷擾時沒有按照機制去投訴梁少光，可見其機制之不可靠。其中，制度上至少有幾點須要改善[4]：

一、除了書面投訴外，亦應接納口頭投訴。並應該制訂政策賦予委員會主動調查權，調查沒有作出正式投訴的性騷擾案件。
二、須確保調查會被獨立公正地處理，而求助人事後不會遭受報復。例如防止性騷擾委員會的成員與涉事者有直接關係或利益關係，不應處理該案，以免官官相衛。
三、制訂精神健康政策，照顧及保護患上精神病的中大成員。
四、檢討對於性騷擾者的處分，提高性騷擾的威嚇性。

結語
黃燕雲死因研訊告一段落後，除了表示會在校友評議會會員大會和校董會會議討論外，校方一直鮮有對外再提起此事及交代跟進情況。甚至在八月中，筆者出席過「防止性騷擾大學論壇」，卻不見任何校方高層出席該論壇，致使筆者一度認為校方不在乎對於性騷擾的處理。

直至八月中，才發現校方一貫閉門造車地成立了「處理性騷擾事宜檢討委員會」[5]。其委員會聲稱由熟悉相關議題的「專家」來組成，惟校方沒公佈委員在反歧視或性暴力的往績，委員是否稱職有待質疑（例如利順琼女士為人事處副處長，獨立性成疑）。其工作又欠缺透明度，未見到該委員會有清晰詳細的時間表，未知會否公開諮詢和舉行論壇，並於會後公開會議議程和紀錄及日後的公開報告等。至於校方是否真的願意檢討及改善處理性騷擾制度，則要讓時間來證明了。

[1] 中大防止性騷擾委員會所出版的《預防及處理性騷擾》小冊子，封面列有標語「性別平等　互相尊重」。
[2] 明報：應付校園性騷擾　林煥光：主動出擊
http://hk.news.yahoo.com/應付校園性騷擾-林煥光-主動出擊-211919271.html
[3] 教協報：從中大職員死因研訊　檢討大學處理性騷擾機制
http://www.hkptu.org/mainindex.php?content=bulletin/2012/bulletin-1206.htm
[4] 參考香港教育學院專任導師莊耀洸律師的意見，詳見〈就黃燕雲事件的建議〉，2012年6月6日。
[5] 中大通訊：處理性騷擾事宜檢討委員會成立http://www.iso.cuhk.edu.hk/chinese/publications/newsletter/article.aspx?articleid=53684
延伸閱讀：
1. 還生者公道，讓死者安息 ──中大性騷擾事件聯署聲明（GoPetition）
http://www.gopetition.com/petitions/還生者公道，讓死者安息-──中大性騷擾.html
2. 《性侵害性騷擾之性解放》，何春蕤編，國大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
3. 莊耀洸著「以檢視清單評鑑各大學性騷擾政策」輯於陳潔華、蔡寶瓊編著
(2012.7)《教育的性別視角—課堂與教學實證研究》。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頁149-177。
4. 《反歧視實務小冊子》，新婦女協進會出版。
（如欲索取，請聯絡婦進。電話：27200891／電郵：aaf@aaf.org.hk／網頁：www.aaf.org.hk）

註：雖然中大防止性騷擾委員會和平機會的政策、機制及處理情況仍有很多改善之處，但除了要一直推動對方改善之外，同學職員們若遇上困難，仍必須勇敢站出來求助。
中大防止性騷擾委員會
熱線：39438716
電郵：pash@cuhk.edu.hk
網頁：www.cuhk.edu.hk/policy/harass
平等機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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