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時傳出消息,確定圖書館已將清潔工作外判予勞工紀錄極差的惠康環境服務有限公司,合約於七月一日起生效。一群同學遂成立「中大反外判戰線」,與校內工會聯署要求大學重申「永不外判」之承諾,一周內集得過千簽名,叫停了外判計劃。

或者一群同學「遂」成立中大反外判戰線的「遂」字來得太過平順—這班同學究竟為何關心外判問題?甚至要成立一個組織,又搞電影會、又搞工友訪談,長期跟進下去?

對談成員:譚焜(焜)、林紀善(善)
整理:林紀善

不得不說,反外判的成員非常駁雜,新生到研究生一網打盡,畢業生也有數個。對談者之所以是譚焜和我,只因兩個都仍是本科生、沒有上莊,相對能較專心地跟進反外判的事情。當然,潛台詞就是:其他成員都需兼顧不同組織,幹事會、學生報、電台、roundtable、左翼學會……

對談在范克廉樓的307室進行。

「反思自己對改變社會不公的責任」
焜:「中大反外判戰線究竟如何開始的呢?」
善:「上年上學生報莊的時候,我因為跟進EMO工友被逼調遷的事情(註一)而與中大員工總會(註二)一直有連絡,6月18號的時候剛好有事要找員工總會的會長,她就通知我圖書館外判清潔工這件事;19號時我親眼見到人事處確定圖書館已經外判清潔工作的信件,將消息帶回學生報,找了你,於是整件事就開始了。」
焜:「對,你和我講完之後,我就逐個打電話給學生報現莊,約第二日開會商議對策。不過我們『為什麼』會開始行動呢?一般同學聽到『外判』,就算覺得有問題,也未必會馬上就搞聯署、擺街站。」
善:「我想這和我們身處報社有很大的關係。報社創造了一個很特別的環境,在這裡,大家對各種問題都有討論,而且對關注基層勞工權益有基本認同,以今次外判為例,只要一提,大家基本上不單明白有問題,而且明白問題有多嚴重,並擔心自己不行動就沒有人跟進了。再加上,準備好幫手的人就在身邊,開展行動快很多和容易很多:我同你一講圖書館十天後落實外判清潔工,你打電話,整個幫手的網絡就開始運作了。如果一開始就要費盡力氣地找人幫手,我也可能只會在FB上寫兩句擔心的話。」
焜:「但不是要有這個環境才會開始行動吧,我們成立了之後,也有和學生組織全無關係的同學主動加入。」
善:「當然,透過反思自己對改變社會不公的責任,大家都可能會決定行動。不過我還是想強調讓自己處身利於行動的環境的重要性,這其實也是同學為什麼要加入反外判戰線的理由之一啊(笑)。」

繼續下去的燃料
焜:「除了為什麼開始之外,我想同學可能也不明白我們為什麼會繼續下去。集完千個簽名,叫停了圖書館清潔工作外判,我們其實已經很可以豎枝橫額出來宣佈『成功爭取』了事。」
善:「但件事根本就未完,停了圖書館外判,還有其他外判工;中大沒了,其他大學也有;其他大學沒了,整個香港整個世界都有。」
焜:「一來是這樣,二來我自己在『叫停圖書館外判清潔工』期間,積累了很多的憤怒,校方的態度那麼漠然,同學又不理。那些憤怒成為了我繼續下去的燃料—為什麼這樣明眼人一看就知的事情會沒人理?道理一點都不難明,用錢一說就明白了:有人賺,就要有人蝕;中大圖書館外判出去能節省成本,那省來的就是從工人身上尅扣而來(註三)。」
善:「最近聲援灣仔被外判商利興拖欠遣散費的清潔工人(註四)時,見到絕大部分追討遣散費的工友已上了年紀,甚至八十六歲高齡。想起『外判制度折磨最沒有議價能力的人』,這句話中的『折磨』兩字變得驚心動魄。『尅扣』將工人工資壓低到最少最少,逼使絕大部分工友要工作超長、身兼兩職才能糊口,榨乾他們的生命,榨乾到最後一刻,直到工友病倒甚至死亡!」
焜:「走訪利興工友我沒去。和其他工友如娥姐(註五)接觸,一開始她是被上司逼得無路可走才來找我,我聽她訴苦則出於義務和責任,純粹是『幫』與『被幫』的形式關係。及至後來,開始建立到默契,我知道她有什麼想講、什麼不想講;她也不再是因為要我『幫』而講她種種工作上遇到的事,關係出現轉變。經歷這些來回,對工友的理解加深,我關注工友權益的『關注』由一開始徒具形式的狀態,慢慢變得由衷。」
善:「另外,外判所造成的壓迫深重,但要短時間之內改變又不容易,關心的人一定得組織起來長期跟進。我們真心希望可以終止外判所造成的壓迫,也預期了要作以年計的長期抗爭。要眾人的力量不至渙散,我們就要組織起來。」

組織之難
焜:「組織同學關注反外判這件事上,其中一個困難的地方是要處理同學和基層工友之間的距離感。你要我說的話,那種距離感正是大家不行動的理由。如果工友對大家來說就是很親的人,根本不用去搬一套一套的大道理出來,同學自然而然就會緊張他們的事。退一步說,如果你知道有大批同系同學做兼職被拖數都會起哄,怎會不聞不問?同學和工友的距離感是講道理無論如何都跨越不到的。」
善:「同學的而且確是不當工友『自己人』。說真的,工友從來都在我們身邊,對大家來說他們卻好像隱形了一樣,而且這種『隱形』彷彿天公地道,大家既不知,也不覺得需要知道工友的事。」
焜:「那是一種他們和我們沒有關係的那種感覺,非常疏離,誇張一點就好像是外星人和地球人那樣。另外就是好像不能互相理解的狀態,那是我們和他們面對面聊天時都會橫亙在面前的距離感—他們說『辛苦』的時候我們聽得明那個形容詞,卻不明白那內容;他們不時流露出來的恐懼,如對管工的畏懼,我們縱使明白原因也不會身同感受。那種『距離感』有時還會在旁人的目光反映出來:很多次,和工友聊天時旁邊經過的路人都會投來明顯訝異的目光。一個人和另一個人聊天有什麼可側目的呢?但偏偏就會有人側目。」

拒‧離
善:「我想我同意距離感是大家不行動的原因之一,但我實在不同意這是講道理也跨越不到的。想清楚『距離感』是如何產生的不就能作一定程度抵抗了嗎?疏離的狀態,其實不獨同學和工友之間有,同學和同學之間也會有,但嚴重到同學工友彼此接觸時都有不能了解的困擾,卻是由不同因素所造成的。」
焜:「其中一個導致『距離感』產生的原因很明顯就是共同經驗的缺乏:無論你有多想令那種距離感消除,你都不曾有十年的工作時間在清潔工作中度過,不是嗎?你多和工友聊天,能彌補一些,但也不足以完全明白。」
善:「沒錯經驗是不能完全共通,由此產生的距離感我承認有些是不能消除的。但生活想像呢?會不會因為我們學生的生活想像太過狹窄才不能理解工友呢?之前宏利保險不是有一系列叫『人生旅程』的廣告嗎?第一站是入大學,第二站是讀個MBA,第三站不知是結婚還是買車,第四站就是買樓,開店……一條直線,窄不可言。當整個社會都在鼓勵這種想像,站在這段『人生旅程』起點的大學生受影響猶深。抹除了對其他人生的想像,我們面對一個洗碗洗了一輩子的工友時,簡直什麼都說不出來。如果我們理解到人對生活的想像可以很多很闊,工友的生活想像縱使仍然陌生,卻不是完全不能理解。『距離感』也會一定程度減輕。」

我們是一個群體
焜:「減輕『距離感』之外,重建我們和工友是一個群體的認知也很重要。我們的生活實在是有賴工友的辛勞才得以建立的,我們不能沒了他們孤獨存在:如果沒了校巴司機我們平時上山多辛苦?如果沒有工友幫我們清潔,我們會有那麼多時間嬉戲學習?」
善:「這是一個循環啊。『距離感』會強化同學和工友不是來自一個整體的感覺,我們要先肯定『距離感』不是自有永有的,再承受著那種距離感和工友多些接觸,減輕了距離感後,了解到彼此是一個群體,再更加主動關注工友的事情。我想這是關心基層工友的同學必經的過程。」

註一:詳見《中大清潔工友抗爭號外》http://cusp.hk/?p=2163
註二:中大基層工會
註三:與中大校方開會時,學校表示圖書館所
選的外判商可以用同一筆錢比中大請多一倍的清潔工。若非虛言,如果中大物業管理處用二十萬請到五位清潔工,外判商用二十萬就請到十位、甚至更多清潔工了—要省這麼多錢,怎能不把工人榨乾榨盡?
註四:探訪利興工友詳情見中大反外判戰線文章〈他們的身影在背影裡越發鮮明〉及即將出版的《中大反外判戰線—藝墟號》。
註五:物業管理處一位在潤昌堂工作的工友被管方針對幾乎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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