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　讓我們在一首歌裡吶喊與歌唱——記國際移民/工日大遊行2012

文、攝：Kelvin

移民工（migrantworkers）對我而言，一點都不陌生，因為我跟一些香港人一樣，是被外傭「湊大」的。她在我家工作和居住了足足16年，年紀比我的爸爸還大，留在菲律賓的女兒則跟我的年紀相約。16年間她待我如親生兒子，照顧入微；她生活節儉，薪金大部分都用作定期匯款回家為女兒交學費，但女兒的中小學畢業、升大學等人生重要時刻，她都一一無法見證。跟女兒相隔數千里，她有時會打電話跟女兒談天，但因電話費太昂貴，每次都不能談太久。因為她全天候都在家工作，我父母基本上不用理會任何家務；我們住在同一間房，她教了我許多英文日常用語，也給了我一些生活上的精神支持。但16年以來，她除了思鄉之苦，其他身為外傭所受的壓迫，我也只是在她回菲國以後的這數年間，接觸勞工議題漸多，才慢慢了解。

截至2011年6月，香港已有近30萬名跟她一樣，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等國家的外傭[2]，照顧著許多雙職家庭的起居飲食，釋放大量本地婦女的勞動生產力，為社會作出重大貢獻。可是，除了很多本地打工仔女都要忍受的低工資、長工時，他們更要面對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因被迫住在僱主家裡而失去私人生活等等問題。所以，12月16日，星期天，一星期裡打工仔女唯一可稍稍喘息的假期，一大批外傭也走到街上遊行，響應每年12月18日，聯合國為關注全球化底下的移民工而訂定的「國際移民／工日」（International MigrantsDay），要求社會保障其權利、福利和尊嚴。

有頭髮邊個想做……

遊行途中，認識了從菲律賓來港工作已有整整21年的Rowvna，她形容自己為便宜的「full package」：工資很低，但煮飯、清潔、湊仔、甚至按摩樣樣都要做。她簡略地說，當初之所以來香港當外傭，是因為菲律賓的情況很糟—政府貪污問題很嚴重，榨盡窮人的錢，而且經濟不景，很多人都失業。她是單身，不用養家，但也難以找到可好好養活自己的工作。

Full package背後是殘酷的世界。世界被分為較富庶的所謂「已發展國家」和較貧窮的「發展中國家」，而後者由於政府腐化、經濟不景、失業率高企及缺乏外資償還國債，便須靠輸出廉價勞工到前者以賺取外匯。但這些「發展中」國家不能好好發展，絕非自然發生。以菲律賓為例，親美的政權自1962年起便聽隨美國，接受了世界銀行的巨額貸款，並跟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建議，將原本由國家操控進口物資來發展本地工業的模式，轉為結束國家控制，讓市場完全自由化，建立出口加工區，令大量包括美國在內的外資進入。當時經濟在亞洲區被公認為是僅次於日本的菲律賓，自此便開始跌入負債的深谷，菲國貨幣披索（peso）也愈趨疲弱。80年代，世銀進一步要求菲國開放市場，把糧食市場繼續去管制化和自由化，試圖挽回一蹶不振的經濟，結果情況只變得更糟。95年菲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後，被迫增加富國的稻米進口，再加上遇到97年金融風暴，菲國本土的農業發展再受打擊。這些政策導致多種社會問題，包括失業、工資被壓低、喪失公共服務等，貧窮也令政府濫權和貪污問題容易發生，但以美國為首的富國卻能從中獲益。與其說菲國這類國家是「發展中」甚至「欠發達」（underdeveloped），不如說是「被過度剝削」（over-exploited）；其他國家如印尼和泰國，具體情況不同，但也相差不遠。

於是，一個個生計無著的女人就要被迫變成商品，被賣到已發展國家裡一些逐漸或已經轉型為金融中心的城市，頂替一班投身金融、消費服務及其他白領工作的婦女，擔當家庭主婦的角色。一方面，因為資本家要賺取最大的利潤，把包括工資在內的成本盡量壓低，輸入國的婦女即使脫離家務工作，投入勞動市場，為老闆賣命，其勞動條件也不會十分理想；另一方面，外傭不斷面臨著來自輸出國政府和家庭的壓力，既要「謙卑」地勞動，也須付高昂的中介費及其他行政費予中介公司及政府。這裡有兩重剝削：外傭擔起家庭主婦的角色，廿四小時候命、任勞任怨，而不再是主婦的本地女性，工作時也要面對工資低、工時長、休假及退休保障不足等方面的壓迫。

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外傭千里迢迢來港辛勞工作，賺取微薄工資，卻要承受極大的剝削及差別待遇，

就是她們要趁「國際移民／工日」上街遊行的原因：

• 中介公司濫收費用。印尼政府規定，印傭必須透過中介公司尋找僱主，而中介公司往往收取$21000至$30000的中介費，分期7個月從薪金扣除，來港首七個月每月被扣起$3000，最後只得幾百元作月薪，幾乎是無酬勞動；試想想，如果你去麥記當三個月暑期工，頭一個月的薪金要被公司抽掉九成，你能夠忍受嗎？她們因而多年一直爭取印尼和香港政府批准直接僱用，免於中介公司的剝削。

• 擺明歧視外傭的「兩周條例」（two-week rule）。1987年開始的外傭新逗留條例，竟規定外傭主動或被僱主終止合約後，如不能在兩星期內找到新僱主，就是逾期居留，須被送回國；遊行時認識的另一位外傭Fenny指出，很多外傭因而不敢得罪僱主，唯有加倍拼命工作，無奈忍受僱主的不合理對待。可是，其他在港工作但並非家務工的外籍勞工，卻沒有受到類似的嚴苛規限……

• 超低工資、超長工時。因為政府認為外傭「工作情況獨特」、需要「隨時候命」、「無法確定實際工作時數」，她們從來不被納入香港勞工法例最低工資條例所保障的範圍，只有按所謂經濟環境而隨時可加可減的「最低許可工資」（一個月＄3740或＄3920）[3]。如此將本地和外籍傭工分開處理，既是赤裸裸的歧視，也突顯了外傭的工作時數有多可怕—跟本地家務工不同，法例規定外傭必須住於僱主家中，廉價提供隨時候命的居家服務，工時難以釐清，導致大量外傭經常超時工作。Fendy甚至提到，有些僱主竟不讓外傭在星期天放假休息，要她們放棄私人生活，徹底承擔這些家庭的家務和育兒負擔。外傭照顧家庭的家務工作及情感勞動（emotion labor），對僱主來說是一種利益；政府不好好規管外傭的工資和工時，豈不是任由僱主從工人身上榨取最大的利益，要她們成為現代的奴隸？

因篇幅所限，以上只是外傭的部分訴求，但已足以反映出一個我們要正視的事實—人人都要打工，但她們因是「外」傭而打得特別苦。如此，就不難明白為何每次外傭有遊行，都會高呼：「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 ！」

我們的鬥爭

12月16日遊行當天，有兩條大隊分別浩浩蕩蕩地從中環遮打道以及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出發，前者主要是來自菲律賓、泰國和尼泊爾等移工，途經菲律賓領事館；後者則主要是印傭，途經印尼領事館，各自遊行然後一同在灣仔政府總部集會。我和其他中大基層關注組成員，下午跟隨前者先到中環被國際名店包圍的遮打道集合。有些菲傭戴了聖誕帽和印有總統面孔的面具，馬路中心有一用花紙和鐵枝製成的「聖誕樹」，下面擺放著一些貼了「失業」、「飢餓」等字句、用彩色花紙包成的送給總統的「聖誕禮物」，實在很有心思。而等待出發期間，她們安排了有唱歌、跳舞、戲劇等藝術節目，不少路過的港人及遊客也不禁停下來拍照。

表演以外，也不同的團體出來發言，其中最令我感觸的，是在港菲律賓移民工聯合會（UNFIL）的發言人說，他覺得資本主義下的壓迫（「the oppression under capitalism」）不只影響外傭，例如香港基層工人也得不到足夠的教育機會和醫療保障，很多人超時工作也沒有補回工資，所以很希望跟本地工人團結鬥爭。

那時我想，大多香港人談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時候，可會想到一大群外傭的處境？一想到那個發言人自信、理所當然地就「工人要團結」，作為港人的我就不禁有點愧疚。幸然，整個三四小時的遊行和集會裡，都見到少許本地團體參與，如「佔領中環」帶著「我們都是工人 我們都是移民」的大字橫額到來；有社民連、職工盟、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工）、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和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等較大型的組織，也有些大學生團體，其中中大左翼學會的橫額就寫著「we are many but with ONE STRUGGLE」，呼應遊行時大家叫喊的口號：「long live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Beyond一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歌《光輝歲月》，有兩句這樣的歌詞：「可否不分膚色的界限／願這土地裡 不分你我高低」；我想，活在權貴愈來愈橫行無忌、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的地方，追求平等，爭取工人應得的待遇，反對僱主和資本家的制度性剝削，終究從來不只是「他們」／移民工的事，也是「我們」／本地無權勢者的事吧。

[1]這句是印尼的抗爭歌曲《工農學生，還有城市的貧民們》的歌詞。[2]數據摘自《印尼籍外傭在港工作狀況調查》（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2011）。[3]2012年9月20日前受聘之外傭的最低工資為$3740，而當日以後受聘則為$3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