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問題的另類檢視

文：致中和

福島核事故兩週年、台灣的核四問題雖已解決但仍吸引民眾討論……但針對這個嚴肅的話題，當我們嘗試探究更多時，即不難發現一聲「支持」或「反對」根本不能認清誰是敵友。是故我們必須認清牽涉核能問題之中的各種利益瓜葛及固有立場，從而把被蒙蔽的真相帶回陽光下。如此，在重新思考我們於核能問題上的立足點及真正目的之餘，亦求在現今的體制內適當的自處，在能源與人類發展的問題上走得更遠。

單純的「正反二元」：缺乏討論還是無法討論？

針對核能的「辯論」又起，但和過去幾十年一樣，支持和反對的兩個陣營彷彿陷入永無止境的「泥漿摔角」裡去。

回想支持核電與反對核電兩個陣營之慣常辯論範疇與論點。「技術安全」與「技術不安全」、「燃料費用低」與「建築成本遠超再生能源」、「對核廢料有足夠監察」與「廢料被用於製作核武器」……

種種講法幾乎處於完全的對立面，似是無法調和。但其實之間有進行對話的可能。

例如針對核能的安全性，有研究指出用釷（Thorium）發電的核電站有足夠技術可以自動冷卻停機，不會有傳統以鈾發電時出現的福島核電廠等堆芯融毀之事故。此外，釷能發電的廢料又因無法轉化成核燃料，可以將「核電就是核武」的疑慮也消除。

更多對話的可能也存在於輻射與人體健康的論戰上。傳統的「線性無閥值假說」（linear non-threshold hypothesis）認為輻射不論多少皆對人體有害，不存在「安全範圍」。但
另一邊廂亦有科學家據「輻射毒物興奮效應」（radiation hormesis）指出核電站日常運作對工人或鄰近居民帶來的微量輻射不但無害，更對人體有正面作用。

奈何，正反雙方不時只是提出自己的講法並指責對方的說法或資料來源有問題，甚至因為既定立場而直接對持其他意見者視而不見，鮮有就著各種似乎非黑即白的論據做真正的討論。

或者部份因帶有既定立場而拒絕進入討論的公眾要為此現況負一定的責任，但更多時候，是「無法討論」而不是「缺乏討論」。因為，金權利益總會刻意介入局限、騎劫、利用討論。

就像針對環境問題的爭議上，持不同立場的資本家藉經費援助等方式，不但利用見解有利自己的環保團體或科學家，更使對自己有害的聲音因無法運作而從公眾視線前消失。

經典的例子是能源公司之間的「混戰」。

「反方」有支持使用煤炭的「Joyce Foundation」甚至世界第四大能源公司BP p.l.c.（英國石油，主要業務為石油及天然氣）。這些機構一邊極嚴重地污染環境，另一邊居然大叫愛護地球，為大批反核團體提供資金。作為最不環保的「環保份子」，這些舉動無非只是出於保障市場的需要，一心打擊「核能作為化石燃料之替代」或「核能勝於化石燃料」等講法罷了。

另一邊廂，「正方」是由全球超過120家業務範圍包括採礦、設備製造、運輸、安全處置等涉及核能發電所有環節的公司組成的世界核協會（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在協會本身都不肯定核能安全與否的情況下（從其官方講法得知），其任務卻居然是「大力於全球各地推廣核能發電」。實際上？當然是為會員的業務開拓市場。

如是者，「支持」與「反對」的辯論竟然轉化成了「輸家」與「嬴家」間的角力。

[註1]

政經結構下的當然邏輯：利益作為真正考慮

核能問題轉化成「輸家」與「嬴家」間的角力、利益成為政府與資本決定立場的真正考慮。這些都是現時政經結構帶來的問題。

對於資本家而言，只要符合「成本效益」，沒有什麼不能做。

所謂「成本效益」，說穿了就是「有錢賺最重要」的思維。在這樣的資本邏輯下，資金自然會為了累積而不計後果地向商品市場外的領域滲透、進逼。控制大眾注意力乃至思維的傳媒、於大眾之間甚有權威的環保團體、控制本土政策的政府甚或影響力至大的國際組織，全屬需要利用（又可以利用）的工具。

上圖表列出了一堆核問題上資本、政府與國際機構間的重大事件。

當中可見，就連聯合國屬下的國際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放射生物學部都可以因資本家施壓而倒閉，資本力量於傳媒、議會等其他領域的影響力自是不必多說。

另一方面，政府在新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角色越見複雜：服務資本、控制海外市場以外，尚要繼續大眾眼中對政府的傳統期望，即保護其本土經濟或國力等。

法國政府堅持核試（兩次「彩虹戰士號」事件）及介入馬里內戰等事件看來，可見核能（核武器）對於法國保持自己的帝國力量有重大意義。

而美國在核技術上對不同國家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其實也正正突顯了政府的立場實在上脫離不開其利益所在。對反美的伊朗等國就說「搞核能只是為搞核武」，對掌握大量石油資源的阿聯酋提供核技術時諸多監管，對與中國有南海爭議的越南卻提供無阻核武器技術發展的條款……

此外，日本政府於三一一地震後調整出口食物的安全標準並聯絡世界糧食計劃署進行「送贈」，亦能見到政府重整消費者信心以保障本土經濟的意圖。

隱瞞公眾、改動國際監管組織標準、改變國家立場、發動對外戰爭、間諜活動、將科學家當作自己的宣傳工具……對於資本與政府，這一切代價在利益之前當然也就並不荒謬。

資本與權力下的科學：假稱「倫理中性」的工具

長久以來在大眾眼中，科學在「絕對的數字」前應當不牽涉任何倫理價值觀的爭議。奈何在核能問題乃至許多其他爭議上，科學顯然被當作工具並注入大堆預設，有利自己的價值觀。科學家的專業身份更大「用途」居然在於強化對既得利益者有益的說法。

自然，資本家或政府本身就有足夠的力量去設定哪種說法被抬高或貶抑。（前面提過的BP p.l.c.資助、WHO放射生物學部的關閉、IAEA拒絕公開會議文件已是好例子）。但更甚者，科學家的研究在被當作強化論述的證據時，可輕易讓資本家滲入自己的價值判斷，將科研用作謀利工具。

在將世界「數字化」、「數據化」的過程中，科研容易被注入資本的邏輯：將健康、環境、能源等問題轉化成單純的數字後胡亂演繹解讀，用一種「只要利大於弊就應該做」的效益主義式(Utilitarian）量化計算，以數字的比照消除一切質量上的差異。

比如當「香港每年平均發生五萬多宗工傷意外及約二百宗死亡個案」這項數據被工廠解讀成「有工業傷亡很正常，不應責怪資方」、賣保險的解讀成「普通的工業傷亡不需要賠償太多」，則科研數字此刻已顯然不是「倫理中性」的。

如果科學家並不警覺到科研成果及對其解說（甚至科學的前提與理論取態）可以是一種倫理觀的展現 [註2]，科學甚至不會有可能擺脫資本家與權力的工具化。

反思、批判、介入：在權力與資本下自處

顯而易見，在資本家與政府那利益為先的邏輯下，連科學家乃至國際組織都不可輕易盡信。但，雖然「反對 / 支持核能必先將資本與政治野心消除」肯定是讓事實浮現的最理想做法，我們在此之前還是要想出更多在目前的難題前自處的可能性。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介入。介入被資本與政治權力滲透的領域。因為我們的「無所謂」就等於資本與政治的「替補」。要制止就要直接參與。在議會之餘[註3]，更要在日常生活中。

民間天文台、「獨立世衛」(Independent WHO)等都是普羅大眾將科學從謀利工具的角色中解放的手段[註4]。但最為關鍵的，是大眾能夠在沒有利益影響的真相前，以事實而非固有想法參與日常討論。畢竟，只有積極參與又具批判意識的群眾，才有望將資本與政治的滲透與影響從核能討論的領域中消除。

針對核能的問題，我們必須超越現時單純的二元對立，看清楚對方立場背後的真正想法。畢竟能源問題不只是關於發展與環境，更是關於人類歷史的前進方向。

註腳：

1.參考自香港核能輻射研究會通訊

2.更多分析與批判可參考延伸閱讀：大衛哈維，《人口、資源與科學的意識形態》或者對「工具理性」的討論

3.議會對監察核能還是有一定作用。例如大亞灣核電站的核廢料去向在立法會文件有說明，但公眾因為較少關注而難以得知。

4.各地天文台的數據及安全標準多少受聯合國下的世界氣象組織（WMO）影響，但WMO又受IAEA影響。（詳見延伸閱讀：香港核能輻射研究會通訊）

至於獨立運作的相關團體則可提供更可信的數據亦可擔當壓力團體的角色，例如「獨立世衛」這個人民自發辦的團體就逼使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自己透露隱藏會議文件、關閉放射生物學部等大堆可疑
事件。

參考資料：

1. 德國之聲報導，「世衛立場大轉向」
2. 香港核能輻射研究會2013年活動資料
3. http://activistcash.com/

延伸閱讀：

1. 大衛哈維，《人口、資源與科學的意識形態》

(David Harvey,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deology of Science”)

1. 鄭聖勳，《我是核．我反人》

（明報，三月十五日）

1. 香港核能輻射研究會通訊，試刊號（切爾諾貝爾核殤26週年專題）

( http://www.greenpartypost.net/nonukes/newsletter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