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Justin、Jonathan、Reading、Wiki、希

攝影:Justin 撰文:Wiki

二十四年前,「爭取新聞自由」作為八九民運其中一個主要訴求,大批新聞工作者、知識分子和學生群起爭取,香港傳媒及社會各界亦大力聲援,希望可以推動國內社會進步。然而,六四事件後中國政府對資訊和新聞自由實行嚴格整治,自此內地新聞自由便處於黑暗局促的環境之中。

及後多年以來,港人一直非常關注兩地的言論及新聞自由空間。中港聯繫緊密,香港的新聞空間與我們無疑相關,而內地的媒體情況對兩地社會及政治進程亦有重要影響。近期兩地發生多宗具爭議性的新聞事件,內地有《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在港則有特首選舉中的傳媒取態爭議、DBC停播風波等,使新聞自由及傳媒功能角色受到更大關注。

有見及此,本刊分別訪問了三位來自中港兩地的資深傳媒人,為我們解構兩地新聞業界面臨的威脅和新聞自由的迷思。

中國

要談近代內地中國新聞自由,必要追溯到八十年代,而1989年的六四事件更可說是近代中國媒體生態的一個重要分水嶺。

八九民運期間,中國政府對傳媒的監控有斷續的放寬,當時大陸不少媒體都視事件為新聞解放的契機,敢於報導事

件、支持學生,包括被視為官方代表的《人民日報》等。然而,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央重新奪回國內媒體的操控權,積極進行「媒體整治」工作,自此對內地新聞業採取嚴厲監控。

六四後的傳媒整治

當年6月中旬剛進入新聞媒體工作的程益中表示,當時整個新聞界均處於六四之後的思想整頓階段。他加入的南方報業集團因為處於相對開放的廣東,所以政府在處理事件上沒有北方那麼嚴重,然而亦明顯感受到風氣的轉變,「上面派一些工作小組下來,就像文革期間或以前搞歷史運動一樣,要派一些人進去(媒體)接管領導班子和審查每個人。」

當時大學和報章甚至要求新生填寫「六四期間的表現」,「就是說你有沒有參加六四等等,只有我一個人是填了我參加了遊行示威,其他人都說我沒參加,這其實為南方報業集團

帶來很大的麻煩。」若曾參與運動,便被要求去「學一學《人民日報》的社論,那時候報紙的就發一系列文章去批評這所謂的『動亂』了。」

自此,中國政府對媒體的看管便變得非常緊,尤其是有關一些政治敏感的話題。對於六四事件,即使是最敢言的媒體,都不敢有絲毫鬆懈。每到六四周年前夕,報社都要加緊防範、變得異常敏感。

新聞審查嚴苛 強調「黨管媒體」

現時中國內地雖然沒有一套完整的制度進行新聞審查,然而做法嚴密,例如透過中宣部對向報章高層或總編輯就事件直接下達禁令,限制報導的範圍及立場,同時下派審讀員直接審查及刪改稿件等。

今年年頭發生《南方周末》被篡改新年獻詞事件便是一宗粗暴干預新聞自由的例子,事後中央重新強調「黨管媒體」的方針,要報章依據「黨規黨法」行事。程益中直斥這個說法「荒謬」、「無恥」,「中共首先是壟斷了一些資源,然後剝奪了一些人的個人私有財產,最後所有的東西都是中共的,更何況你們媒體?它取消每個人的思想權、思想領域,你所有的思想必須是我的。」

程益中直指現時內地整個輿論環境惡劣,中共對媒體的壓制力度愈來愈大。「中共把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視為死敵,公然站到了基本人權的對立面,就是說這些在位的人都處於自我利益的保護狀態,是一種集體的癲狂。」

新班子上場是新聞改革機會? 程:「這種猜測至少葬送十年」

然而,十八大後習近平和李克強上台,加上《南方周末》事件,會不會成為習、李一個啟動新聞改革的機會?程益中直指這種假定習、李有意主動改革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它現在已經深深地意識到自己完全去到維護自已政治利益集團的共同體上去了,雖然他們之間有分歧,但有最大的共識:『我們都在同一條賊船上,我們是賊船上最大的分贓者,絕對不能讓賊船沉了,沉了我們都活不了。』」

「還是回到剛才你那個問題,我們現在的媒體不斷要強調這一條,不能繼續集體猜測,說中共的執政習近平和李克強會是成為帶領我們走向民主自由的、法治的光明大道的偉人,這種猜測至少葬送十年!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問問自己,我們逼迫中共走向一條民主和自由道路的決心和力量有多大?你博弈大了,他才可能會走。」

中國新聞自由仍有出路嗎?

程益中直認自己對前景感到悲觀,當初選擇到香港發展亦是出於這個原因。然而,雖然悲觀,但他仍相信有抗爭的希望和空間,力量在於民間和業界的抗衡。

「對於新聞工作者,我也不能說那麼的詩意或宏大的敘事。但是我還是會看重每個個體的自覺,對自我知識和價值觀的一種判斷。每個個體和社會工作者,做自己該做的事。這樣比較合理。」程益中說。

近年內地的媒體愈來愈多「擦邊球」[1]的報導,正在慢慢挑戰政權的底線,《南方都市報》等比較敢言的報章亦會揭露一些政制和社會黑幕。對此,作為《南都》
和《新京報》創辦人的程益中表示「所以我說不太悲觀的一個判斷點就是,長期來看它還是在往前走。一定要看清楚,這個不是中共當局主動讓出或安排的,而是因為它沒有辦法,在管不住的情況下被我們這些新聞工作者和公民爭取得來的。」

他補充,雖然中共對媒體的控制力度加大,可是效果卻愈來愈差。「就像孫志剛案[2]的報導,它對我恨之入骨,是我冒著跟他決裂的精神報導的。同一個道理,哪一件事都一樣。這包括最近的馬三家案[3],都是新聞工作者和公民冒著中共的槍林彈雨給它捅出來的,捅出來了它也沒辦法。」

現在網上有很多新媒體比如微博,很多人都認為這可能會是中國開放言論的出口,對此程益中有保留。他認為網絡是一把「雙面刃」,一方面肯定它的作用:「總體上新媒體方向的發展,譬如微博,對突破中共的極權專制和啟發中國公民還是起到了作用,這作用是大的。」

但同時亦提出警醒,指出當中的憂慮:「很簡單,它可以把互聯網用堵牆堵出來,也可以過濾、控制信息上的關鍵詞和敏感詞。…然後把對它有利的、無害的,或不那麼有害的訊息放出來,通過它掌握的利益分配權來主導一些人為它服務。而它是有組織化有利益化的,而你公民的反抗是沒有利益的,甚至是冒很大風險的,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1]「擦邊球」的新聞概念最早在1989年由創立《世界經濟導報》的欽本立提出,意指內地媒體在報導一些敏感議題時採用隱喻手法,希望籍著在禁區邊緣遊走來擴大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例子有前年中國有雜誌刊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時代一百人」,名單中包括了趙連海、艾未未、劉曉波等敏感人物,其餘九十幾號人物則可產生掩護作用。

[2]「孫志剛案」指的是2003年內地大學生孫志剛在廣東被收容期間非正常死亡一案。當時《南方都市報》對事件作出詳細調查及報導,引起社會極大迴響。官方在巨大壓力下徹查事件,最後導致18人被捕、多名廣東省高層官員被批評及處分,並在檢討後廢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不久後發生「南都案」,程益中、喻華峰等多名《南方都市報》領導層被控以貪污、行賄等罪名遭逮捕及判刑,社會普遍懷疑是由於該報有關「孫志剛案」和SARS事件的報導而引起地方政府的報復。

[3]「馬三家案」指的是2013年揭露的有關中國遼寧省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酷刑黑幕,事件先在外國網站及報章傳播,中國媒體引用報導及跟進後,引起中國社會各界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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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Freedom of the press belongs to those who own one.」區家麟引用著名英國新聞工作者A. J. Liebling之言如是說。在香港,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基礎下,誰有錢掌管媒體,誰便可以掌握「新聞自由」。而數以億計的辦報成本,往往只有商人才能負擔,文人辦報的時代早已不再,於是「新聞自由」便往往掌握在一小撮人手中。

商人壟斷下的媒體資本化

在香港,除了香港電台外其他媒體都是商營機構,靠龐大的資本在背後支撐,當中不少又與中國內地市場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謝志峰坦言:「很多傳媒的老闆或多或少都與內地有生意往來以及政治上的聯繫。」而當中尤其受內地影響的香港媒體:「《星島》是,《蘋果》不是,《成報》根本就是內地資本,亞視也基本上是內地的 。」

曾任亞洲電視高級副總裁的程益中,去年三月便因不能忍受亞視拍共產黨馬屁憤而離職,直言香港傳媒資本化的情況嚴重。他指出大部分集團的大老闆都非以傳媒為主業,投資傳媒是為打好內地人脈以便進入生意市場:「這些人投資媒體事業是將之作為跟這個社會制度相處的一個戰略。」

他舉例道:「也就是說,張曉卿(註:明報集團主席)作為一個馬來西亞的華僑,也僅是一個富人而已。但是如果你是《明報》和《亞洲週刊》的老闆,那情況就不一樣,有很多的省委書記或者中國的權力部門就有可能跟你談生意了。」

欲蓋彌彰的政商默契

至於商人與政客間的關係同樣欲蓋彌彰,謝志峰指出,香港長期以來對傳媒的控制是一種「默契式」的。九七以後,政府對傳媒機構雖沒有制度上的規限,但會私下以暗示、明示方式提醒「你踩左界」。

「例如我們會與新聞處的主任級人員定期有飯局、茶聚,以及與老總們Briefing。他們所用的是陰柔的方式去告訴你如何做,再加上中聯辦亦會與各級的老總、主任和記者有一定的交往,用這樣的方式去達到誘導輿論的希望。」謝志峰透露。

「只要你聽話,佢就放料俾你」

另一方面,政府高官與政客藉放風拉攏傳媒,順勢利用其作宣傳工具,幾乎是公開的秘密,傳媒亦表現受落。「只要你聽話,佢(政府)就放料俾你。」他舉特首選舉時的形勢為例:「在唐英年要選特首的年代,大家也知道《星島》是完全偏向他那一邊,《星島》九七之後都被行家叫做『憲報』,是政府的口舌 。」

那麼傳媒如何與政客建立關係去得到「放料」的恩寵呢?「當然首要是你與他『有計傾』,你想他放消息出來,同時亦要完成他希望你幫忙的事情。」謝志峰指出這種政客與傳媒間的利益關係在在行內可謂常見。

新聞自主?

這樣的情況之下,很多傳媒機構都有自己的內部立場,皆因一方面有其政治人脈考慮,一方面又要倚仗廣告商,讀者利益考慮變得次要。如此一來,屬下的編輯和記者的自主性便有很大限制,只能報導與預設立場不相違的新聞,「自我審查」隱約已是行規。

「你長期與老闆對抗的話,好命的就無職升無人工加,不好命的兩下便解僱了。社會的經驗和接觸告訴我們,記者寫文章要自我控制,盡量不要嘗試踩老闆的界,不然你就『知衰』,這就是自我審查。」曾任職記者和香港電台編輯的謝志峰指出。

區家麟亦提及到,相對於內地傳媒在擠壓的環境下打「擦邊球」,現今香港傳媒很多時在玩「閃避球」,不願去追究事實根據而失去求真的精神,例如只引用一些權貴所說的話而忽略其謬誤,甚至不管是非對錯。「其實絕大部分記者都明白(求真精神),但是為甚麼有時候做不到呢? 因為傳媒機構的老闆有意無意、有形無形的限制有很多。」

新聞自由的可能?

面對香港的傳媒現況,謝志峰認為縱使環境侷促,但新聞工作者仍要堅守立場和專業精神,而他自己亦始終抱著一股傻勁去對抗:「我們做傳媒應該是不畏任何權勢,這些所謂正氣,一定要有人care out。」提及前陣子政務官鄧忍光空降港台強推政治任務,謝志峰更是語氣堅定地說:「就是『有前無後,打死罷就』,該做的事就要『砌』過!」

話雖如此,又能有多少人做到呢?他選擇將希望寄託在新一輩身上:「我們(港台)招請新人時會故意去找這一類人,首先要有獨立思考能力,我們不要刷鞋仔。」另一標準是不畏權勢:「他們的責任是擊倒自己的老闆,而不是迎合他們的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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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益中

內地著名報人。內地著名報章《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創辦人之一、前總編輯。2011年起先後任職香港亞洲電視高級副總裁、香港陽光國際執行總裁及《陽光時務週刊》總編輯,現已離任。

謝志峰

香港資深傳媒工作者。1981年加入新聞界,曾先後於《東方日報》、《天天日報》和《亞洲電視》任職。現職香港電台高級監製兼節目主持人。

區家麟

香港新聞工作者。1989年加入無線電視新聞部,先後擔任記者、編輯、監製及節目主持。現為信報專欄作者和香港電台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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