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爭－－不願做奴隸的人民

文：黎梓聰

1989年6月4日凌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血腥鎮壓震動了每一個人的心。當權者試圖用這樣一場殺戮警告中國人民。中共願意為了政權的穩定採取任何行動，包括剝奪人民的性命。相較24年前，中國人民今天面對的官商同謀、物價高漲、剝削勞工、貪污腐敗、打壓自由等問題更加嚴重。24年後的今天，不熟悉國情的人以為今天的內地人已是無可救藥的順民，實情卻是中國內地抗爭四起，而且不論規模頻率和激烈程度都遠超香港的遊行示威，亦有值得學習之處，究竟這些抗爭的具體情況、趨勢和預示是怎麼樣？

中國也有抗爭？

2011年的烏坎事件可謂香港主流媒體報導最多的事件，亦因而令港人印象比較深刻。其實，中國內地發生的抗爭活動遠遠不止烏坎事件。各種集體抗爭行動，如遊行示威、集會、衝擊、集體上訪等，近年在中國被稱為「群體性事件」。由於中國幅員廣大，政府仍然在某程度上掌控資訊流通，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只能作極其保守的估計。據估計，全國群體性事件由1993年約10,000起增至2004年約7.4萬起，參與人數亦由73萬多增至376萬多人。群體性事件的數目在2012年更估計至少有18.25萬起之多，即平均每日500宗。中國大陸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陳光金在《2013年社會藍皮書》指出，徵地拆遷糾紛約佔群眾事件半數(約9萬多宗)，污染及勞資糾紛佔30%(約5萬多宗)，其他糾紛則佔餘下的20%。

徵地糾紛

徵地一般是指政府向農村徵收土地用作發展用途的行為，而徵地糾紛就是政府在徵地時不依程序，甚至以權謀私所引起的。徵地糾紛發生頻密，絕大多數以村為單位，所以規模一般都約數百人。為人熟悉的烏坎事件就是由徵地糾紛引起的，當時由於村委會私下變賣土地引起村民不滿，隨後更發生村民薛錦波被捕及在關押期間死亡事件，令事件升溫，更召集了400名村民到陸豐市政府辦公大樓前上訪，據稱當天有4,000人參與遊行。各地的徵地糾紛不勝枚舉，往往出現堵路、打翻警車、燒等行為。2011年10月，湖北宜昌更發生了因徵地糾紛而引發村民自焚的事件。

反拆遷

除此之外，反拆遷行動亦值得留意。反拆遷是居民反對政府收地發展或以暴力收地的行為，常見的手法是成為堅拒搬離的「釘子戶」。2007年的重慶楊家坪拆遷事件就出現了在旁邊被挖空至離地十米的「史上最牛釘子戶」。香港本地媒體在2013年5月也報導了雲南保山市隆陽區紅花村遭政府當局出動數百人的拆遷隊帶同警犬和盾牌暴力強拆，廿多人被打傷，更有老人被推到河中，全村數千人於是群起反抗，與警員和拆遷隊對峙，最後迫使拆遷隊撤退。另一方面，有民眾自發組成「中國被強拆遷訪民聯合會」，為被強拆遷的上訪民眾爭取權益。

環保糾紛

環境問題引發的糾紛亦愈趨激烈，主要是由於工業或政策使環境受到污染而引起。因為受環境污染影響的人較多，規模一般都以千甚至萬計。環保糾紛中，近年最常見的是一眾「反PX」行動，所謂「反PX」，指民眾抗議對二甲苯（p-Xylene，簡稱PX）化學工程項目的抗議運動。生產PX會造成水污染，接觸PX蒸汽會導致中毒，而且會刺激皮膚和眼部，更有神經中樞毒性。此外，PX的液體和蒸汽均可燃，民眾擔心有爆炸危險。最大規模的要數2011年的大連反PX項目遊行，大連福佳集團福佳大化石油化工廠的防波堤被衝垮，民眾擔心工廠可能洩漏PX原料。近萬人上街要求化工廠停工，停止污染當地環境和危害當地人的健康。

除了反PX外，也有江蘇一萬學生集會反對工業廢水排入啟東海域、北京市海淀區百多居民上訪反垃圾焚化爐、北京市朝陽區村民堵路反垃圾填埋場、廣東番禺30萬業主聯署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等。

勞資糾紛

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及1997年國企改制以降，隨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愈來愈有資本主義特色，中國致力維持「世界工廠」的低成本生產角色，企業對工人的剝削也不斷加劇，工人面對工資低、工時長、軍事化管理、缺乏福利保障等問題，迫使他們紛紛重回工人階級鬥爭的行列。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統計中國員工在2011年的平均月薪為約4134元人民幣，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約人民幣9327.7元)的一半，而北京市2013年法定最低工資只有月薪1400元人民幣。

以下將列舉數例：

富士康的軍事化管理導致工人連環自殺事件

• 2010年佛山本田車廠罷工，數百名員工不滿工資和福利停工一天要求談判

• 2013年4月摩托羅拉賣廠七千員工罷工爭取權益

• 北京千名富士康工人罷工抗議不發年終獎金

• 廣東4廠4000人罷工

• 歐姆工會106名會員簽名要求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罷免站在資方立場的工會主席

抗爭的頻率和消息都在增多，反映背後的問題漸趨嚴重，亦同時預示了它們為社會、政治帶來的衝擊將持續加劇。

制度惹的禍

近年的大小抗爭，看似只是百姓為了維護自己利益的一些激進手段。然而，百姓的利益為何可以如此輕易被侵犯？這正是背後隱伏的問題。

以徵地問題為例，地方官員未經村民同意私下變賣土地發展，除了追求發展的政績工程外，更重要的是從中取利。一來，若成功瞞騙村民，官員可以把賣地收益全數袋袋平安。二來，即使先斬後奏給予村民賠償，官員可以從賠償金額中挪用公款，又可以透過批地給發展商收取回佣，甚至發展商本身就是由官員的親屬持有。

強行拆遷問題方面，官員可以像徵地般官商勾結，大肆貪污一番。官員不惜利用武力強行拆遷也是為了完成發展任務的緣故。剷平舊有樓房，再不斷進行房地產興建項目，對於當地的生產總值和全國總體的GDP有催谷作用，可以製造經濟發展迅速的繁華假象。在中央政府置經濟發展於首位的情況下，拆遷成為地方官員政績工程重要的一環，對於升遷的前途和進一步斂財的「錢途」都有益處。

環境問題的主因是中國的發展至上主義。為了維持經濟長，中國必須要致力維護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及出口數字。因此之故，政府在法制上對工業污染的監管十分寬鬆，以致大量外資重工業和化工廠選擇中國作為生產基地，降低應付環保和安全監管所需的額外開支。大量的高污染行業進入中國，同時忽視污染處理，造成工業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有毒廢氣直接排出大氣、重金屬污染土地、釋放核輻射等環境問題。

勞工問題同樣由發展導致。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工廠」，是因為企業在中國的生產成本低，這意味著工人的薪水和福利都會遭到壓榨。雖然隨著經濟發展，工人的處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政府為了保持中國的競爭力，於企業對剝削工人的問題視而不見，情況仍然嚴重。一些保障工人的法例雖已訂立，如最低工資和工時規管，但因鮮有執法，形同虛設。有調查發現跨國超市沃爾瑪的臨時工只有時薪人民幣3元。富士康工人的工時則是每周60小時，超出中國《勞動法》規定的每周40小時，每月加班達80小時，比規定最高36小時超標一倍多。

百姓受侵犯的利益最後總是進了官員和企業的口袋。

說到底，抗爭的目標雖然暫時只停留在地方政府和官員的濫權、貪污，和企業的壓榨，百姓在反貪腐、反拆遷、反PX化工廠同時，無法避免對當今中國的政治制度作出根本的懷疑。

首先，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奉行資本主義，過渡階段的價格雙軌制讓國營企業內的幹部得以從國企低買高賣獲利暴發。以政治權力謀利而暴發的權貴，運用手上資本剝削勞動階層，使貧富差距不斷擴闊，周而復始，社會陷入惡性循環。這些專政者的權財互換手段，使說好的「無產階級專政」蕩然無存，這揭開了由官商勾結、以權謀私引爆各地抗爭的序幕。

與此同時，專制的中共政權因為缺乏制度合法性，必須致力建立經濟績效上的威權，以維持政權穩定。溫家寶主政期間曾經一直以「保八」為首要目標，即保持GDP年均8%的增長，就是意圖透過製造經濟發展穩著民心。經濟增長是社會問題和矛盾的遮羞布。經濟增長的凌駕性造成不顧人民死活、忽視人民真正需要、經濟數字先於一切的盲目發展。

人生而自由，民主、法治固然並非解決一切問題的靈藥，卻是對人的自由權利的最基本保障。中國缺乏民主、法治的約束，致使政府不受人民監督、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才會發生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的家已成平地之事，也同時是官員肆無忌憚貪污的原因之一。更致命的是專制政權與資本主義的並行，使企業和政府得以聯手剝削人民，形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利益關係糾纏不清、錯綜複雜。

經濟起飛？抗爭起飛！

引發抗爭事件的制度問題一直存在，抗爭事件雖然也時有發生，但近年數量和規模急劇上升，而抗爭的發展和結局亦與以往迴異。國內學術界不乏相關研究，簡單來說原因主要是傳播媒介和政府態度的轉變。

傳播媒介

群體抗爭隨著大眾傳媒的報導進入了公眾領域。除了傳統主流傳媒外，互聯網成為新興而不可或缺的傳播媒介。在2012年底，中國網民數目已經達到5.6億之多，是世界第一大網絡使用國家。其中，微博是重要的輿論平台，2012年底統計的微博用戶超過3億，一經轉發分享，可在中國3億用戶間激起千層浪。雖然中共政府採取了各種網絡監控措施，但在無窮無盡的網絡世界裡，處處星火使網絡監控人員疲於奔命，意見平台生生不盡。互聯網在中國的普及程度仍在上升，意味著透過互聯網組織行動的影響範圍將愈來愈廣、發表意見的渠道也愈來愈多，對抗爭事件的升勢有一定輔助作用。

名稱中性化

對於抗爭事件稱呼的轉變，反映著社會的態度轉變。各式各樣的集體抗爭行為以往一直被官方冠以「非法聚集」、「非法衝擊」，以至「騷亂」、「暴亂」等負面且帶違法指控的稱呼。中國學術界一般認為，「群體性事件」作為抗爭行為的中性化稱呼是在2004年的四川漢源事件和重慶萬州事件後正式成為官方機構、大眾媒體和學術界的用語。北京大學劉能教授認為名稱中性化意味著中央政府對抗爭行為的法律地位和地方政治責任的承認。

政府態度軟化

群體性事件愈來愈多，規模也愈來愈大，使地方政府不敢肆意鎮壓，加上資訊流通愈加迅速，一旦處理不當，消息容易引起全國的公憤，甚至使中國受到國際壓力。既然「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倒不如藉此釋放社會負面情緒，以免民怨一下子爆發，危及政權穩定。因此，比之以往的強硬態度，近年的抗爭行動常以政府的讓步告終。

以2011年的大連反PX項目遊行為例，過萬人參與示威，抗議化工廠造成環境污染、影響市民健康，結果，迫使市政府於當天決定把被列為「大連市政府六大重點工程」之一的福佳大化PX項目立即停產搬遷。

自此之後，反PX的熱潮不斷擴散，各地也陸逐出現針對化工廠的抗議行動，2012年4月於天津出現萬人反化工廠示威、同年10月發生了寧波千人示威反擴建化工廠、2013年2月的山東數千人抗議化工廠洩漏毒氣，至2013年5月昆明千人反PX抗議使市長道歉，一系列事件可見政府對群體性事件的態度軟化會導致同類事件不斷擴散，存在著失去控制的危機。

政權的警號

在傳播媒體的發展和政府態度軟化的情況下，可以預視未來的抗爭事件將繼續急增。現時各種各樣的抗爭對中共政權的確沒有即時而直接的威脅，這些行動所造成的只是社會的不穩。

由於抗爭運動暫時仍然是以散亂、未經嚴謹組織的為多，百姓都沒有把抗爭指向中共政權或整個政經制度，甚至高舉著「擁護中央政府」的旗幟，長期的社會運動亦暫未形成，貌似中共政權的政治穩定性仍然牢固，但在抗爭事件的規模和頻率持續急升的形勢下，抗爭事件就會為政治穩定帶來更高的不確定性，政治穩定隨時出現變數。

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只是建立在經濟績效之上，經濟起飛造成的繁榮發展景象掩蓋了背後的政治、社會矛盾。倘若中國出現經濟危機，社會矛盾勢必爆發。然而，2012年溫州債務危機爆發、股市樓市泡沫持續升溫等都可以看出中國今天的經濟前景已經不復樂觀。

另一方面，抗爭行動只是民眾暫時宣洩不滿的渠道，是社會的「安全閥」。「維穩」在數年間成為了中共執政的頭號目標，維穩費開支按年上升，更已超越軍費開支，反映中共洞悉到民眾的不安份和不滿情緒的提高。若政府加強壓抑抗爭行動的維穩工作，即堵塞「安全閥」，令民眾的不滿情緒無處宣洩，最後將對失去制度合法性的信任和不平等現況的容忍。

可見，抗爭的趨勢為中共的政權敲響了警號，只要現行制度不作出改變，社會問題引發持續不斷的抗爭，長時間的頻繁行動會令抗爭者趨向組織化，高度組織化的抗爭將造成更大威脅。日積月累的民怨也有可能令抗爭更趨激烈，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危及中共政權的穩定。

抗爭才是硬道理

中國的問題根深柢固，固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正。抗爭湧現，卻令當權者不得不停下來思索未來的路向。專政者總是傾向於維持現狀，要迫使他作出改變，必須展示人民抗爭的力量，使他意識到他的權力是從人民手裡而來。引用司徒華先生的話：「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民眾每一次出來抗爭未必可以即時改變社會，但每一次抗爭都代表社會向前邁進了一步，是為社會的改變作出了貢獻。

在專制統治下，中國人民抗爭的成本是自己和家人的前途、自由、安全和性命。大連反PX遊行後，防暴警察到場驅散群眾，拘捕多名示威者，卻阻止不了反PX的浪潮。2008年的王帥案是青年王帥在網上發文揭發河南靈寶市政府違法徵地，結果被「跨省追捕」，網上揭露政府不當行為的行動不曾終止。經常有不同的異見人士「被失蹤」，如陳光誠、艾未未、趙連海等，但反對政府的意見未止。面對國保、城管和公安等國家武力的執行者，中國人民都時有反抗。2012年末，廣西發生警車撞死人，群眾怒燒警車的事件。2013年5月中，福建泉州有村民示威抗議反對貪官私吞拆遷費、強行徵地被捕，近千名村民圍攻村委會，擒獲特警和關押鎮長、縣長等幹部。內地人在打壓之下仍積極「勇武抗爭」的精神值得佩服。

香港人受到的壓迫比之內地，或許是小巫見大巫，但面對無處不在的資本霸權、官商勾結、貧富懸殊、畸形政治制度、被閹割的議會、政治檢控、言論和集會自由收窄，種種社會不公，也需要我們透過行動去改變。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當權者亦不會主動自我監督。每年出席六四晚會、七一遊行固然可以展現出港人對社會的關心，但當它們已成為春秋二祭式的例行活動時，單只參加這些活動並不足夠，我們需要的是更積極地投入各種大小抗爭和公共事務，例如參與或支持工會行動、參與居民組織等，而非保持「趁墟」式的運動心態，我們才能奪回監察政府的權利。

參考資料

《農村群體性事件緣何發生？——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羅強強、李晟贇 (2011)

《「群體性事件」：抗爭政治學的視角》 高旺 (2011)

《中國的群體性抗爭行動》 應星 (2012)

《社會藍皮書：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 陸學藝、李培林、陳光金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