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光環：抗爭者的身分與行為

文：林君穎

晨曦初露，映照血洗過後的廣場，軍隊驅散最後一批群眾，八九民運黯然結束。這場運動縱然不能促使中共改革政經制度，卻令市民為學生淚紅雙眼，深深感受他們的赤子之心。每當提起八九年的抗爭，總是聯想到學生的赤子形象，彷彿沒有任何污點，但廣場這麼多學生，會否真的全無過失？為何我們只記起美好的一面？因為領頭人是學生，所以我們格外寬容？仔細思量後，我們或會發現八九的正面印象，多少與學生身分和他們的行為道德相關。八九過後，香港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抗爭，不難發現抗爭者的身分和行為仍然左右市民對社運的評價。我們習以為常，卻忽略了這種思考模式可能會模糊討論焦點，甚至造成壓迫。八九民運作為一場深銘肺腑的社會運動，牽動千萬人心，正好有助解釋群眾對抗爭者身分與行為的期許。

八九的潔淨回憶

身分

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得到公眾擁護，學生身分是一重要因素。很多市民把學生視為自己的孩子，急切要保護他們。因此當國家面臨種種政治、民生問題，社會上的成年人尚未抗議，最先站出來的竟是一群學生，令人意想不到。學運領袖聲嘶力竭地吶喊，尤其柴玲看似弱不禁風，卻經常聲淚俱下地呼喚群眾，流露純粹、真誠的一面，觸動人心。學生其後絕食，以身體來對抗當權者的冷漠，引起很大回響。絕食宣言用字激昂，表現他們的決心；「媽媽：我餓，但是我吃不下！」等標語感人肺腑，喚起市民同情。那時的報導盡是學生絕食的圖片和倒下的訊息，聞者痛心。學生懷著熱切之心，有如此關愛國家的表現，自然感動群眾，使他們主動關注，甚至身體力行地支援。

行為

另一方面，市民對學生的具體行為有道德期許，而傳媒亦刻意不報學生的過失，使他們符合大眾期望。當時廣場內部充斥著負面訊息：衛生惡劣、政財混亂、學運領袖打算逃走，為「保命費」爭執，又有學生違反絕食規定。記者雖然得悉醜聞，但並沒有報導。[1]他們近乎一面倒支持學生，維持了八九民運的正面形象，也令學生免受公眾批評。

從八九民運所見，公眾對於身分及個人行為有些「潔淨」的期望。八九因學生身分，以及傳媒協助塑成的「純潔」形象而得到無限同情，現時香港的抗爭也擺脫不了公眾的道德期許。只要社會運動跟從民眾的期望發展，便不難獲取好感，增添動員力量。可是我們亦需小心，因為它同時能使社會運動陷入窘局。

刻版身分印象　簡化運動理念

不同身分擁有不同社會地位，公眾普遍對他們的印象也各有不同，譬如學生純潔、律師專業、工人粗獷等，身分之間甚至有高雅粗俗之分。這些印象根深柢固，使某些身分散發魅力，有特殊的感召力和說服力，得到更強的力量鼓動公眾參與社運。觀乎上年的反國教運動，一群中學生主持大局，引來熱烈回應。中學生年紀尚小，不常成為抗爭主體，比大學生的形象更為純潔，故當他們願意抗爭，甚至絕食，即牽起一時話題，深受市民愛護。對於國民教育科，縱使一般市民並非身受其害，佔領政總行動卻能號召十二萬來自不同階層、年齡、身分的市民參與，實屬近年罕見。有如斯強勁的動員能力，多少因為組織者的中學生身分。而戴耀廷提出的佔領中環未至遭受強烈譴責，除了因為其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外，還因為其律師身分。律師一向予人專業及冷靜的形象，因而得到群眾信任。倘若此計劃為一名保安員提出，結果勢必大異。雖然學生與律師的影響力在於不同層面，但簡而言之，對比工人和婦女，他們都在社會上得到較大尊重。

然而，偏重身分感召容易使抗爭理念受到輕視。以反國教為例，不少人覺得「連中學生都抗爭，我點可以唔支持」而參與行動，學生絕食後得到的回響更大，有更多人表態支持。在社會運動中，身分只是無關痛癢的一環，公眾應先了解事件才表明立場。雖然當時很多人對國民教育科有基本概念，但未必曾深入探討國教有何必要、國教以外的選擇，甚至是國民身分等話題。若偏重組織者的身分而參與社運，便輕易簡化其理念，窒礙詳細思考及討論，不利於運動的持續性。再者，這些對不同身分的刻版印象並非客觀事實：學生有不同性格、律師可以犯錯、工人也能寫詩。[2]如只重視和信任某些身分而排拒其他，便相對地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社會議題，如外傭的待遇。參與社運應基於理念，而非身分。

行為道德規範　造成個人壓迫

公眾普遍對抗爭者的行為有道德要求，認為有些行徑不可為。他們期望參與者保持嚴肅、受害的模樣，以符合抗爭者的身分。此外，又期望抗爭者謹言慎行，盡量符合社會規範，抗拒任何「越軌」之事，包括飲酒、吸煙，形成「運動潔癖」。抗爭者了解這些期許，被迫迎合，碼頭工人罷工便是一個好例子。大部分市民體恤碼頭工人罷工，可是工人卻擔憂一些個人生活習慣會影響工會以及運動的形像，而有所避諱。罷工得到廣泛報導後，有工人特意減少抽煙，飲酒時又會把酒瓶用報紙包裹，或以礦泉水樽掩飾，更誇張的是一些工人連在碼頭內火鍋也避忌三分，恐怕影響罷工形象。工人並非過慮，因為網上的確有圖片流傳，拍下工友閱讀馬經、火鍋和慶祝生日的片段，並指罷工為「歡樂晚會」，諷刺工人並不辛苦，對抗爭者的個人行為存有嚴苛的道德規範。

這些不切實際的想像，造成運動參與者的壓迫。他們為免失去公眾支持，遂扭曲個性，迎合主流的道德規範。碼頭罷工並非一、兩天，而是四十天之事。工人需要承受的壓力不輕，尤其在局促的環境被鎂光燈和公眾監視著。他們不單要承受輿論批評，更有家庭和經濟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已被牢牢束縛，輕鬆一下何罪之有？工人並非機械，不能二十四小時擺出抗爭模樣，他們有感覺、情緒，偶爾以不同方式來放鬆乃人之常情，並非代表輕視抗爭。況且，吃蛋糕慶祝生日、以火鍋慰勞參與者本很平常，而以抽煙、飲酒減壓乃個人選擇，亦不為過。若以虛無的道德光環凌駕真實人性，只會令運動參與者在抗爭過程雪上加霜。

群眾對某些抗爭者的身分尚且有強烈的道德要求，加上抗爭行為的潔癖，會造成進一步的壓迫。例如公眾對學生的行為規範比工人更嚴格，他們或能接受工人吸煙飲酒，但當學生作同樣行為，便會遭受道德譴責。可是說到底，這些又與抗爭理念有何相干呢？

傳媒推波助瀾　模糊討論焦點

從以上所見，群眾對社運和抗爭者存有期望，但令這些期望植根於心底的，是傳媒。觀乎今天的傳媒，他們大多基於商業模式運行，為了銷量，他們不惜譁眾取寵，製造話題。由於讀者較容易接受簡單的資訊，他們便以標題和圖片，含混地表達複雜的概念。在反國教運動裡，黃之鋒因一條訪問片段走紅，媒體順水推舟把他捧成新生代學運「明星」，強調其中學生身分，卻甚少提及他對國民教育及國民身分的看法，抹殺了討論機會。另一方面，媒體亦經常以獵奇的手法報導社運，如在匯豐銀行總行.營的佔領中環運動，有雜誌報導現場酒樽滿地、關係混亂，以片面的說法營塑成員「搞搞震」的形象。[3]又如碼頭罷工，有報章指李卓人與職工盟總幹事及碼頭業職工會總幹事在太古廣場的意大利餐廳用膳，暗諷他們丟低工人，說一套做一套。[4]這些報導跟運動本身毫不相關，只會分散讀者的注意力到一些不著邊際的「花邊新聞」，而忽略了運動理念和抗爭模式的討論，更會鞏固公眾對抗爭行為的「潔癖」期望。

傳媒能控制資訊傳播，既能不報負面消息，又能搜刮醜聞，反映他們有能力刻劃社運形象，影響市民的感觀。由於傳媒的報導未必能反映運動的全貌，因此讀者應提高警覺，審慎閱讀。

結語

群眾對抗爭者的身分和行為有所期許，若社會運動的走向符合市民期望，便能獲到更大的動員力。然而，透過傳媒的渲染，這些期許被放大，便可能模糊運動焦點，並且造成壓迫。故此，公眾有必要明白僵化期望導致的問題，並打破這重障礙，以免重蹈覆轍。群眾一方面應審慎處理和分析傳媒的報導，另一方面應把社會運動的討論焦點重置於理念和手法上。在參與行動前，他們應釐清自己與組織者的立場，經過深思熟慮才決定。譬如近期討論得熱烘烘的佔領中環行動，與其受律師身分及「和理非」的道德手段所感召，不如重新思考香港需要怎樣的民主制度、「和理非」的合理性等，才決定參加與否。

[1]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香港：香港記者協會，1989。

[2] 2007年扎鐵工潮出版了《扎鐵工潮文集︰鋼草根扎鐵花》，收錄了不少工友的詩詞。

[3] 〈U仔烏托邦 佔領.豐變hea竇〉。《Face週刊》，2011年11月30日。

[4] 〈政情：李卓人餐廳擦鋪勁？〉。《東方日報》，2013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