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匱乏 43屆莊「川」(13-14), 八九民運24周年特刊, 香港 文:致中和 二十四年過去,但每個六月四日仍有為數不少的香港人聚集維園,對一九八九年那場爭取民主的運動表達哀思。然而,在集會的參與人數不停上升的同時,每年的集會卻似乎諷刺地重複著不少當年運動中的不足。六四晚會除了是一場以人數宣示信念的悼念晚會之外,其實還可以做得更多,成為我們反思民主的契機,讓我們真正地承繼民主運動的火光。 天安門廣場上的不足 八九年的運動雖然以民主為重點,但其中卻出現許多與民主信念不盡相符的做法。一方面,當時廣場上的學運領袖比較輕視自己內部組織的民主參與。例如學運領袖多數並非由自己院校的同學選出,不同的學運組織之間也鮮有以民主方法討論,反而以相互奪權、排斥的做法解決問題。除此以外,「天安門民主大學」居然在佔領廣場一個半月以後才在六月三日成立,未及加強與參與者的討論、教育與交流便已在鎮壓中夭折。另一方面,儘管八十年代的中國面對極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領袖們的訴求卻全部集中在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民主方面。這種想法除了關注的領域狹隘之餘,也未能認識激進的市場改革必然與民主的初衷相違背。[註1] 今日香港:歷史的反覆 回望今日香港普遍的民主參與模式,竟又見組織內民主參與度低以及關注領域狹隘這兩大類的不足。 從活動內部的民主參與程度來看,每年六四集會相當多時間都由大會以喊口號的方法主導,公眾往往處於相當被動的狀態。事實上,香港近幾年已經愈來愈多針對六四集會等大型示威集會變得「節慶化」的批判。這種說法普遍認為公眾在參加大型集會時過於被動、似乎缺乏自覺性,以至在效果上產生出公眾參與只為提升議員名聲的不良觀感。當然,大型集會難以充分顧及每個參與者,難免會以集體行動為主,但主導大型示威集會(如元旦遊行、七一遊行)的各大政黨,卻大都鮮有嘗試在組織方面和參與者交流。對比之下,六四前會舉辦討論會、展覽及針對中學生的教育活動等的支聯會已相當不錯。 至於關注領域狹隘之說,則我們不難發現,以民主為主要主題的六四集會,基本上都只集中在香港政制改革、警權、中共越權等政治問題上,經濟議題(例如最高工時)或民生議題(例如市區重建)卻鮮有提及。過往六四集會也大都以呼籲市民參加強調政制問題的七一遊行作結,未見擴闊公眾對民主之想像的努力。強調民主的六四集會尚且如此,其他時候對民主的討論自然也難有突出之處。 八九年的運動或今日香港作出批判當然不是要否認中國公眾或香港公眾對民主理念的支持。相反,這些批判只想令我們離理想的民主參與更近。而這種理想必須要有公眾的高度自覺性以及不同領域的民主想像及參與。 自覺、全面的公眾參與 尤其需要指出香港民主中關注領域狹隘以及公眾自覺性較弱這兩種不足,是因為它們的負面影響。前者會局限我們於「政治民主」,並令我們誤以為自己無法解決市區重建、工作待遇等問題,平日只能「忍氣吞聲」。後者則會令我們不能把握自救的方法,以至面對問題時,往往只能從個案上「消除」,而不能從制度上「根除」。 公眾在民主參與中處於被動,當然不只是組織者的問題;公眾自己的心態也往往對他們的積極性有所影響。誠然,公眾不會完全缺乏一種認為包括自己在內的每個人都有能力參與民主的看法,但認為議員比自己更有辦法、影響力更大的想法則始終較根深柢固,以至民間常見遇到問題時先找議員、政客代為協助,而鮮有嘗試自行組織、自救。 然而其實公眾參與不但絕不輸議員或者政客,其重要性反而是必要的。 第一個原因,乃因為公眾可以介入的領域遠多於議員政客。不難想像,面對工作待遇、居住環境管理、大廈是否有需要加管理費等許多重要的問題,議會根本鞭長莫及這些時候,我們如果誤以為只有議員幫忙才可能作出改變,我們恐怕只能啞忍這一堆堆難題。相反,能夠認識自己的力量並自發參與則能夠動搖它們。 第二個原因,便是公眾參與對建制施加的壓力其實比議員政客更強。 活在建制之內的議員受到的制肘其實比我們多。受有限資源影響,議員和政客根本不可能對市區重建等個案數量繁多的社會問題作出長遠的跟進,而只能以「跟進個案」的方式提供協助。換言之,他們其實同樣和公眾一樣,面對建制時都處於被動的位置。當然,議員身份或者可以逼使有關部門加快跟進,但他們往往不能在其他的抗爭手段上再進一步。反觀公眾不但可以集中精力對付影響自己最深的問題,更能夠突破建制,用更多方法作抗爭。 建制的缺憾 何況,建制其實往往向政經利益傾斜,有所缺憾,不能將所有希望託付到其中。 以早前葵青貨櫃碼頭的工潮為例,議會難以透過向政府施壓來介入長實的安排,但勞工及福利局卻多番拖延勞資雙方的調停工作,甚至無視社會上指出「禁止工人在碼頭內罷工的禁制令違反勞工法」的控訴。最終,政府完全偏袒資方,放縱外判商「倒閉」、拖延談判等把戲。又或者以市區重建為例,民選議員對於市區重建局的政策及運作無力制衡,但市建局卻被賦予極大權力,以至出現不安置受影響業戶就強行迫遷清拆的醜陋行為[註2]。 這種種證據皆顯示建制一方的真正服務對象,似乎並不是勞苦大眾。 面對以上種種,可見公眾的積極、自覺參與何其重要。而這種介入與參與的重點,就在於群眾的組織。 群眾組織作為出路 在議會以及個人之間,群眾透過中層組織來直接參與到改善生活的民主抗爭之中,是我們面對建制的局限時重要的出路。 所謂中層組織,是指建制以外的各種組織。小至居民互助組織,大至工會、市區重建關注組等等都是例子。 建制當然不可能無視群眾反對所帶來的政治後果,但既得利益者往往會盡量計算衡量反對者的聲勢,並在建制內壓抑反對的聲音。如果不是反對者的力量大到有可能對他們的利益帶來破壞(例如,不信任政府、某階層的集體反對),他們當然不願意作出改變。 換言之,這類建制以外的努力本身就是不可或缺的巨大力量。與此同時,它們也可以為權力失衡的議會帶來極大的壓力。簡而言之,自覺的建制外參與令公眾可以跳出既有的遊戲規則,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即所謂的充權,empowerment)。這樣的民主在達到公眾充權之理想的同時,也有功能性的價值。 重掌生活的例子 以工作待遇為例,極大多數公司在經濟困難時要員工「共渡時艱」大減人工,但在賺錢時就用上「保留資金,穩健發展」之類的講法來凍薪。這種問題一直因為議員無從觸及工作間,但中層組織又不成熟而成為公眾需要啞忍的嚴重問題。葵青碼頭工人長年的惡劣工作環境固然是這種啞忍背後最令人髮指的案例,但工資有減無增、工作量又有增無減,對香港人來說根本不是什麼「新鮮事」。 如果我們在工作上能夠開始組織起自己的抗爭力量,藉由在工作間或同業之間建立工會,我們其實可以將民主參與落實到生活之中。藉由爭取改善工作間待遇(例如休息時間及設備配套)、工會的制度認受性甚至集體談判權等等,中層組織可以成為一股改變不公義的民主力量。 市區重建是另外一個類似的,可以透過強化中層組織來找到出路的領域。由於市建局的成立本身就是為經濟發展開路,議員無法制衡之餘,市區重建的方案也完全沒有民主成分,往往只是透過暴力的「土地收回條例」來「強搶民地」。對民眾的合理賠償、以人為本、持續發展等等甚至很多時只是空洞口號。 [註3] 不過藍屋群街坊、利東街居民或菜園村村民等等卻向我們展示了無限的可能性。儘管這些居民不能像工人罷工一樣直接透過癱瘓經濟來逼使資方投降,但他們在重建問題上自覺地組織,提出「啞鈴方案」、苦行、守村等方法向建制方面提供極大的壓力,甚至可以破壞建制方面的野心。[註4] 藍屋的爭取就是成功一例 [註5],利東街最後雖然無法打倒市建局,也至少向全港市民暴露了制度的腐敗。 重新前進的動力 顯而易見,有公眾積極、自覺參與的中層組織並不是在「政治民主」之外錦上添花、可有可無的部份。相反,要實現民主的功用價值並在同時認識到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改變自己、改變世界,公眾參與是民主必需的重要部份。但觀乎香港過去與現在,這方面的努力始終少之又少,不受重視。 自然理想和現實容易出現衝突。普羅大眾的生活壓力使他們難以抽時間介入,或者會在組織工作上有心無力。但我們表示體諒的同時,也必須嘗試突破這種難處。 毫無疑問,將我們抗爭的可能消除並意圖令我們因為力不從心而因循,就是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計維護自己利益的手段。 衝破這個框框當然需要勇氣與某些犧牲,但至少,我們都應該先讓這種想法進入我們的意識。由思想開始,努力實踐民主,以超克不公義的現況。 改變世界/改變我們的民主 固然,是否要完全否認建制內的努力是另一個此處未有深入觸及的問題,但自覺、主動、不狹隘的民主意識在功能作用以外,更能令我們在實踐中認識到自己的尊嚴,認識到自己是主人不是其他人的附庸。制度與權威並不因為它們彷彿高高在上就有權命令我們、箝制我們。換言之,我們在改變世界的同時,也改變我們自己。 回望歷史,無論是一九八九年的中國還是在那以後的香港,我們彷彿長期陷入一種「民主的匱乏」之中。對於民主,唯有認識自己有直接行動的力量與正當性,對制度、對權威、對社會問題作出批判,我們才可能明白民主的功用與內在價值,並且將這種匱乏徹底拋棄。這才是我們對六四晚會深刻的反思,也是八九民運留給我們的提醒與意義。 註解: 註1:請參考特刊文章,《自由民主的天敵:獨裁政府和新自由主義》 註2:香港的土地最終擁有權屬於政府,所謂「買地」其實只是「長時間向政府租用」。市區重建局有能力申請的「土地收回條例」,可以直接宣佈收回土地的最終擁有權。然而,更恐怖的是,這項條例沒有民主成份,只由市建局當方面公怖,市民大眾無從介入。 註3:市區重建局對外表示自己一大理念便是「以人為本」。然而,他們向受影響業戶提出的賠償並沒有統一的計算方法,導致過往經常有「高價收購以賄賂個別業戶」、「與受影響業戶完全沒有談判」等令人厭惡的做法。 註4:所謂「啞鈴方案」由利東街重建項目的受影響業戶提出,是香港市區重建的第一個「民間規劃方案」。對比市建局只顧建住宅、無視「囍帖街」生態及灣仔區街坊生活水平的原有方案,「啞鈴方案」兼顧原有生態及基層街坊生活之餘亦能配合社區發展。「啞鈴方案」最後獲得香港規劃師學會頒發銀獎,備受肯定(學會未曾頒過金獎),但仍被市建局拒絕。 註5:灣仔的藍屋建築群是有多年歷史的舊式建築,極具歷史價值。2006年,市建局意圖改造整個建築群,但因為會破壞整個社區而引起大批公眾反對。最後,公眾努力瓦解了市建局的意圖,完全保留了整個藍屋群,成為了本地「保育運動」的一項範例。 分享至: Leave a Reply Cancel Reply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CommentName* Email* Website 在瀏覽器中儲存顯示名稱、電子郵件地址及個人網站網址,以供下次發佈留言時使用。 7 − 五 = 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