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的天敵:獨裁政府和新自由主義 43屆莊「川」(13-14), 八九民運24周年特刊, 香港 文:黃漢彤 我們常說,學歷史是為了以古鑑今,可是當真正面對一件與我們關係密切的歷史事件時,往往就忘記吸取歷史的教訓。八九民運是一場社會運動。所有社會運動都由社會問題觸發,所有社會問題都有其政經背景。八九民運的政治背景固然為極權獨裁的政府,那經濟背景呢?事實上,內地的經濟改革走上了激進的市場化道路,導致社會問題叢生,促成八九民運。可惜,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只有深化沒有反省,飆升的GDP背後,許多民生問題益發惡化,就是因為內地沒有看清觸發八九民運的政經背景。 香港政府雖然並非極權,但在經濟制度上,和內地走上的道路其實一致。更糟的是,香港的知識份子犯上了和內地知識份子一樣的錯,沒有反思到政經制度的錯誤才是社會問題的成因。如果在紀念六四已經二十四週年的當下,我們還不改變態度,重新認識整體政經制度,解決經濟制度帶來的問題:那麼,我們就從來沒有好好認識八九民運,沒有理解到八九民運沉重的歷史教訓,不僅僅在於極權獨裁的政府,還在於二十年來市場經濟下內地愈見惡劣的民生。 反自由的新自由主義 76年毛澤東逝世,內地面對政治不穩及經濟滯脹的雙重困難。鄧小平於是推動經濟改革,試圖引入市場力量,支撐中國經濟。當時中國改革開放所追隨的政經思想,就是自80年代興起,侵佔全球諸國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二戰後,大多歐美國家富裕階級的經濟權力受到限制,相反勞工取得的經濟份額則較大。直到70年代,經濟發展停滯,股息和利潤減少,富裕階級不得不推動激烈的政經制度,嘗試重奪失落的經濟份額。因此而生的一套政經思想,就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宣稱為了捍衛個人「自由」必須減少政府干預,主張「私有化」及「去規管化」,實際上國家干預不曾減少,或者只在對富裕階層有利的地方減少干預。新自由主義的特徵有三點: 一. 透過選擇性減稅等方式偏袒大商家、放任市場形成壟斷,重構強勢的富裕階層,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也因此日益增強。 二. 打壓罷工、限制工會,削弱工人階級的勢力。 三. 由於兩方勢力此消彼長,福利又大幅削減,導致貧富懸殊。 在過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義急速擴大全球貧富差距。極力推動新自由主義的英美兩國,貧富懸殊不斷惡化,如今兩國貧富差距已倒退到30年代大衰退前夕的危機水平。所謂新自由主義,所捍衛的無非只是富人的自由,而不惜以平等及大部份人的自由為代價。 步向新自由主義的中國 新自由主義為一系統的政經思想,體現方式在世界各地都有所不同。中國不同歐美國家,原本制度並非典型的資本主義,過渡至新自由主義時有自己的特點,但大體上還是依從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削減福利等特徵。缺乏民主制度,雖然讓市場化的問題惡化不少,但問題的根源究竟在於新自由主義,例如削減福利,就是市場化無可避免的後果。 內地學者汪暉指出,中國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核心為「放權讓利」,即中央把掌控的國有資產轉移到各個地方,權力由國有下放至私有,漸漸過渡到市場。此一過程,其實和西方國家把公營事務轉化為私營十分相似。放權讓利推動了所謂「自發私有化」,地方和部門官員在轉移過程中偷偷把國有資產塞進自己荷包:比方說,利用價格雙軌制,計劃及市場經濟並行時,購入大量官貨轉售市場,賺取差價。據統計,差價的總額佔當時國民收入30%,可以想像貪污的規模之大。因此,新自由主義改革在中國生成的強勢富裕階層,是原本就手握政治特權的利益團體,即是「權貴資產階級」。 另一方面,人民公社解散、許多提供就業保障及廣泛福利保障的國有企業,不是私有化就是倒閉。工人失去福利保障甚至失業,「鐵飯碗」不再,經濟地位大幅下滑。國有企業原本掌握大量社會資源,私有化後卻從此不受政府控制,可以利用資源自行謀利,也加速強勢富裕階層的形成。權貴資產階級的出現及工人的經濟困難對比之下,貧富差距急速擴大,帶來巨大的不安定感及對利益集團的不滿。直至八九民運爆發,所有積怨隨之釋放,八九民運才爭取到全國廣泛支持。 深植香港的新自由主義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趨向新自由主義的一場改革,在80年代引發貧窮差距擴大、經濟混亂等問題,釀成八九民運的發生。事實上,深受美國文化影響,又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早就實施低稅率、對資本流動不加規限等新自由主義措施,說到貧富懸殊,亞洲現已沒有地方可與堅尼系數高達0.537的香港比肩。近年一些香港社運,表面上似乎針對不同個別問題,但想深一層,就會明白其實都是香港新自由主義制度的反彈。 新自由主義向來善於削弱工人、放任商家,往往導致可怕的階級剝削。就說上月才完結的碼頭罷工,只需要看看碼頭工人慘無人道的工作條件,就可以理解此一說法。再者,為甚麼這次罷工引起傳媒廣泛報導、無數港人或捐款或示威奮力支持,勞方在談判桌上卻一直處於弱勢?究其原因,香港缺少集體談判權、工會勢力單薄,既沒有足夠人數參與、也沒有法律支持,和黃因此無需承認碼頭工會,所以工人並無足夠談判籌碼。相反,HIT不但壟斷碼頭市場,背後更有整個龐大的和黃集團支撐,根本有恃無恐。打壓工會、財閥壟斷,都是新自由主義的典型特徵。 又或者說引起軒然大波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反對聲音至今不絕。表面上,反對新界東北發展的理由為抗拒中港融合、針對族群矛盾,但仔細察看,新自由主義霸道的市場邏輯才是成因。按照市場邏輯:在地居民已得一定賠償,香港住屋又有莫大需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不就是「效率」最高的方案嗎?可是,這個號稱用以解決住屋問題的發展規劃,卻僅有兩成住宅用地,私樓所佔面積更高達七成半,公屋比例少得可憐,對香港的天價樓市根本是杯水車薪,所謂「解決住屋問題」實乃彌天大謊。將房屋問題市場化,結果港人只可繼續捱貴租、做樓奴,而地產資本則藉此謀取暴利,不惜毀人家園、犧牲耕地,破壞原有生活模式及社區關係,正正是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誰又希罕這所謂的「效率」呢?不止新界東北,無數重建計劃如順寧道、福榮街或衙前圍村,都有居民因市場邏輯而受害。 新自由主義也與尚未發生,近日卻已沸沸揚揚的佔領中環行動息息相關。佔中顯示,現在連最溫和的學者也不得不採用較進取的行動爭取民主。民主似乎是純粹的政治問題,又或者說,香港民主化的唯一阻力就是「阿爺」──其實不然,民主也是政經問題,香港民主化的阻礙除了中共,還有香港的權貴。普選制度可以加強工人力量,一定程度抗衡坐大的富人勢力[1],一眾富賈又怎會贊同呢?根據美國學者Paul Krugman及Robin Wells的研究,貧分化會導致既得利益者愈趨保守,嘗試阻礙任何不利他們特權的體制改革。所以在新自由主義下,大量財富聚集在一小部份人手上,權貴也更為保守甚至寸步不讓。 把80年代至今的內地民生問題及香港現今的民生問題置入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下思考,所有問題的政經脈絡頓時明朗。激進的市場經濟引發內地及香港無數民生問題:在內地,形成了權貴資本階級,導致貧富懸殊、經濟混亂,怨憤在八九民運爆發;在香港,不單止貧富懸殊嚴重,更造成階級矛盾漸趨激烈、原有地區文化遭受侵蝕及民主發展停滯不前,促成碼頭罷工、反東北發展及佔中等社運。究其根源,中港共同之敵名為「新自由主義」,貧富勢力反差巨大,「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政經制度才是問題核心所在。 走上歧路的內地知識份子 可怕的是,不單止中港兩地的政經制度同樣惡劣,兩地不同時空的知識份子,看待民生問題時也犯上了同一錯誤:以為政治改革可以解決所有社會問題,沒有觀察到新自由主義的惡果,甚至反過來支持市場化,結果民生憂患不單止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愈見嚴重。 92年鄧小平南巡,宣佈深化經濟改革,內地知識份子沒有給予任何阻力,甚至表示歡迎。事實上,內地許多知識份子自80年代開始,就誤以為社會問題的成因在於經濟改革不夠深入,甚至八九民運時的學生及知識份子也犯上同樣錯誤。當時的社會問題正正源自新自由主義改革,深化改革又怎可以解決問題呢? 汪暉解釋說,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傾向把西方的議會民主‧資本主義制度視為國家現代化的唯一途徑,並把過往毛澤東時期的獨裁政權‧社會主義[2]制度當成封建思想的遺跡。由於誤以為兩種制度乃唯二的選項,非此即彼,他們因而毫無保留地擁抱前者,忽視新自由主義化的危機及議會民主制的不足,未有理解市場力量反民主的特質,未有注意社會主義與民主共生的可能。 該想法的成因有二。80年代,學生及知識份子的訊息來源相當狹窄。當時接觸西方資訊的渠道,主要是中國知識份子到訪外國觀察而來的訪問報告,報告往往把西方描繪成完美社會,公平而機會無限[3],讓學生及知識份子對西方制度有太美好的想像。並且,他們僅僅觀察到美國、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市場化後經濟起飛的一面,忽略市場化在各地帶來的困境,譬如墨西哥自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開始,由1983至1988年,人均收入每年下降5%,勞工實際工資則減少了40%至50%。貧富分化通脹急劇,都是激進市場化的典型惡果。 更重要的原因是文革以來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恐懼。50年代,新中國成立,許多知識份子都付出努力投向共產主義,然而接下來一連串政治運動及文革,慘況令許多知識份子痛悔不已。絕對國家權力的恐怖經驗讓他們成為了驚弓之鳥,以至1988年中國經濟陷入危機,中央嘗試用行政手段調整經濟,就馬上被指斥為「左傾回朝」。首先要說明,我不認為恐懼極權政權有任何不恰當:由文革至六四屠殺,至現今打壓維權人士,誰都理所當然對邪惡極權的國家機械有深深的恐懼。可是,如果將此一情緒上升到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甚或完全支持新自由主義,顯然是過猶不及。我們需要認知到在良好的民主制度下,國家干預市場並不損害大眾自由,相反在新自由主義建立霸權的現況,唯有政策干預才可抗衡龐大的資本勢力,讓人民奪回應得的經濟及政治權利。 視議會民主‧資本主義制度為唯一現代化道路的謬誤自80年代開始,至今仍在中國知識份子界佔一席位,譬如說劉曉波起草的《零八憲章》,第14條主張農地私有化,難道不知道一旦土地放諸市場,就會馬上讓大資本吞噬兼併嗎?要農地自由買賣,有得到農民的同意嗎?又或者是第15條主張放鬆金融監管,但憲章起草的同年,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就因為監管不足而爆發。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及《零八憲章》的聯署者,其建設理想社會的願景固然無可質疑,可是過度樂觀地擁抱市場,只會惡化既有的問題。 看看新自由主義下的中國:1978年中國的堅尼系數為0.317,至今已升破0.47。這個自詡社會主義的國度,現在貧富懸殊的情況比歐美等資本主義地區更嚴重,城鄉差距尤為惡劣。農村貧困加劇,地方政府巧立名目橫徵暴斂,七千萬農民失去土地,被迫穿州過省到城市工作。城市也不好得哪裡去,消費文化滲透各大城市、炒賣住屋造成樓市泡沫、工作條件惡劣、拖欠薪金及養老金的情況儼然已成常態,工人慘受剝削。還有極其嚴重的水污染、空氣污染、大量伐林,自然資源漸漸消竭。所有禍害,全都是不加管制、任由資本勢力坐大的惡果──新自由主義或可粉飾不少問題,譬如稱工人離鄉背井為「勞動市場彈性化」、樓價上揚為「財富透過土地累積」,可是自身卻明明白白是問題的元兇。走上歧路的中國,教訓竟如斯沉重。 八九民運的歷史教訓 香港人記念六四事件二十四年,卻從來沒有吸取此一教訓。香港不少知識份子犯的正正就是內地知識份子犯的錯:沒有認清社會問題源於政經制度,誤以為民生憂患僅僅是沒有議會民主的錯,任由新自由主義橫行無忌。 同樣受恐共情緒影響,資本主義又一早於經濟起飛時期深深扎根,幾乎沒有與之相抗的思想,新自由主義因而一面倒地入侵香港政策及港人思維,把極低的稅率等傾斜大企業的政策及「白手興家」、「自食其力」等獅子山精神包裝成香港的成功之道──當然這神話在經濟發展停步不前、流動性下降及民生問題惡化的當下已然破滅。時至今日,香港還是對政經制度沒有多少認識,當有人提出最高工時、全民退保等有利低下階層的政策時,永遠有批評指他們搞「共產主義」、「福利主義」,彷彿這些字眼都是不証自明的論點,其實根本沒有具說服力的內涵[4]。 香港的政治討論往往流於純政治,少談經濟議題,討論抽離民生。即使偶爾接觸到經濟層面,亦限於單一議題,未有進入宏觀意識形態的討論。譬如全民退休保障,本身的非常重要的經濟議題,牽涉無數人退休後的生計,更可補救新自由主義殘缺的福利制度,重申財富再分配的重要性。可是,關於拉布的報道,數量卻比起討論政策可行性的研究多了多少倍?又譬如像佔領中環這麼大型的民主運動,竟完全沒有任何經濟改革的要求,譬如增建公屋、立法保障集體談判權等。相反,討論僅限於要不要簽同意書之類的策略檢討,完全不中要害。事實上民主本身就是政經問題,不討論經濟議題,一方面即使政制改革實現,我們也不知道可以怎樣運用制度解決民生問題,另一方面不緊扣民生問題,也難以吸引基層市民參與運動。 05年領匯上市,不單止自由黨及民建聯一眾建制派投票贊成,連民主黨都表示同意,泛民只有少數人反對。結果釀成大錯:公共資產私有化,租金連升幾倍,小商戶從此無立足之地。歷史的教訓說:不認清問題根源,便有千萬人受苦受難。 結語 香港常把民生問題簡單化為沒有議會民主的錯,漠視新自由主義化的危機,這種錯誤的思維和我們錯誤看待八九民運的看法其實一脈相承。就是因為對政經制度毫不認識,我們才以為內地幾十年的民生困境都是極權中共的錯,沒有看清激進的市場化在內地造成的慘痛教訓;我們才以為八九民運僅僅是極權政府下的悲劇,沒有發現自己也同樣身受新自由主義之害。要以古鑑今,我們就要改變自己看政治的態度,別光把注意力投放在普選和議會民主,因為唯有結合政治和經濟改革,民生才有出路──或者說,唯有如此,真正的民主才可實現。重拾一度忽略的經濟議題,建構健全的福利制度、爭取集體談判權及強化工會勢力、重奪私有化的公共資產,推動政經制度的根本扭轉,乃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六四以後,內地要求宏觀政治改革的聲音從此沉寂,新自由主義得以順利推行。主張撤去國家干預的新自由主義,偏偏藉由反自由反民主的國家暴力推動實踐,在歷史上根本並非孤例。譬如美國在70年代支持智利政變,推翻民選總統,其後推動私有化、開放自然資源予外資開發而對剝削不加管制等新自由主義改革,自1976至1983年令智利的破產企業急增七倍,失業率推高至30%;美國又在03年出兵伊拉克,其後強行推動大規模私有化,限制罷工及工會,甚至推行均一入息稅率等實驗性政策;英國戴卓爾在1985年下令武裝警察鎮壓礦場罷工,過萬工人遭到拘捕──全都是新自由主義給「自由」一詞最惡劣的玷污,彷彿天安門廣場的坦克無情碾壓反抗的人民,拖出一道歷史的血痕。 我們怎可以不警惕新自由主義,一如我們警惕極權獨裁的中共?不為新自由主義畫上歷史的句號,自由民主怎樣才得以實現? [1] 當然,縱觀世界,即使是成熟的議會制度往往也難以制衡強大的資本力量,譬如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巨頭一手促成全球金融危機,千萬人承受他們金錢遊戲的惡果,卻反過來要美國政府花費千億美元注資救助〈此時「小政府大市場」的信條已不知拋到何處〉。香港殘缺的議會制度只是進一步惡化問題而已。 [2] 有論者認為,當時中國實行的根本不算是社會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 [3] 譬如方勵之的講座就在當時非常熱門,方勵之本人甚至成了學生心目中的英雄。試錄一段方的演講:「西方的年輕人和中國的年輕人是不同的。西方是自由社會,年輕人的機會很多,有很多人已經完成了自我訓練。因為機會多,人們的競爭性很強,所以他們只需要採取行動;沒有人會找不到機會。所以,那裡的學生首先鍛鍊了自己的獨立性和創造能力:只要你有能力,你就能做任何事情。」 [4] 偶爾伴隨非常粗糙的論述如「歐洲福利國家經濟衰退」,實際上經濟衰退的國家僅限南歐幾個國家,問題成因複雜,而福利更健全的北歐國家經濟一直相當穩健。 參考資料: 汪暉/1989社會運動與“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 許寶強/罷工、佔中與本土運動的政經根源 劉字凡/國家的鐵靴和市場的拳頭——評零八憲章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 *1973年美國支持智利政變,推翻民選總統——社會主義者Salvador Allende。圖為當年軍人處決智利平民的情況。 *共同刊於聯校編委2013年六四特刊。由於聯編送印時間較早,上文較之聯編版本略作修訂。 分享至: Leave a Reply Cancel Reply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CommentName* Email* Website 在瀏覽器中儲存顯示名稱、電子郵件地址及個人網站網址,以供下次發佈留言時使用。 九 − = 4 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