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卡

八九年中國的社會氣氛

六四黑暗的一夜過後,在五月十九日所頒布的戒嚴令沒有隨著解放軍清場的行動而結束,整體社會氣氛非常嚴峻。官方人員為了搜捕和清算當晚在天安門的參加者,甚至到校園和工廠誘使人們互相舉報。被拘捕的都受到嚴刑拷打或是受到不公平的審訊後被處決。當時的中國,到處人心惶惶。

面對戒嚴令,社會上仍有出現零星的民主運動出現,不甘於沉寂;十二月九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生手持「自由民主」的旗幟在長安大街遊行示威,抗議戒嚴令持續。當時路經的民眾哀求學生散去,看到學生被毆打和帶走,甚至更有人當場哭泣。社會上的氣氛在半年過去後仍然緊張,民眾都害怕進行民主運動。

在九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國撤銷戒嚴令。對外,此舉向國際展示著結束鎮壓的姿態;對內,卻展示著戒嚴令的結束並不代表打壓結束,就如當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所說:「解除了戒嚴,並不意味天下太平。國際反動勢力亡我之心不死……要及時、有力地打擊敵對勢力的破壞活動。」這奠定了中國日後對民主運動的所持的態度,廿四年後,中國對民運人士的打壓的行為無日無之;社會上對民主運動亦仍然避忌。在星星之火未燎原之前,火種就已速速「被熄掉」。

六四過後中國對傳媒的打壓

中國政府在六四過後一直進行祕密逮捕行動,在二十四日內,就已經有三千多人被捕。由於當時所有敏感的消息都被極度封鎖,所有的數字都只能在零散的資料中整理出來。當時中國為了隱瞞在六四後對學生工人進行的政治審訊,官員甚至曾在記者拍攝法院門外的案件通告時,當場撕下通告禁止拍攝;另外被要求評論案件時又表示「這類問題是不容許問的」。當時政府已經開始控制消息的傳播以及打壓傳媒的報導。

此外,中國戒嚴法中亦有對傳媒設下限制,嚴格的要求傳媒跟隨新聞檢查規例,取締了「反社會主義著作」,開展了一場全國性的整肅。在十一月,江澤民更發表對新聞界影響深遠的發言:「一些新聞單位不但不去揭露和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反而為動亂的策劃者提供了輿論陣地……當然,要求宣傳及大眾傳媒和黨中央保持政治統一並非機械式的重複政治口號,而是要求大家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以不同的方式,正確的反映出黨的政治觀點、原則和政策。」這反映了時至今日,中國政府仍然嚴格操縱新聞報刊言論,不讓傳媒發表有關民主言論(即其所謂「反革命」言論),使今天中國的新聞以至言論自由都受到極大的限制,為的就是不讓民主思想像六四前般散播全國,以免再發生六四事件(即中國政府口中的暴動),就如二零零七年,《成都晚報》錯誤刊登悼念六四廣告後,其多名編輯因此相繼被解僱便可得知。

六四過後整體經濟環境的略談

在八九六四後,中國政府黨內某些高層認為事件發生的原因之一是改革速度太快。所以在其後三年,中國經歷了過渡性的中央調控,改革速度因而放緩。

在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時,其主張的經濟改革方針再次重燃,深化中國的經濟改革,向資本主義靠攏。此舉為中國日後經濟發展定下了基石和方向。與此同時,在後冷戰時代,全球化商品主導世界各地的經濟,而中國正正靠著資本在全球各地的擴張,實現了經濟急速增長,打造了所謂的「世界工廠」,並讓中國在國際舞台展示了其雄厚的經濟實力。然而,風光的經濟發展背後所犧牲的,正是推動民主進程遙遙無期,社運繼續被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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