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從胡耀邦到屠城

文：雷丁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發逝世，拉開了八九民運的序幕。從當天早上開始，民間出現大大小小自發的悼念活動。在四月十七日，北京的大學踏出了第一步，遊行至天安門廣場悼念他們敬重的前總書記，同時提出他們的七點訴求，矛頭直指當下的社會問題。從這天開始，廣場成為了他們的聚集地，大大小小的遊行陸續出現，兩日後已有超過十萬人聚集。

新華門事件

學生另一個請願的地點，是領導人辦公的地方：中南海。在四月十八日晚上，有約1千名學生聚集於新華門外，希望遞交關於七點要求的請願信給領導人，卻引發警民衝突。儘管市民凌晨散去，但於二十日凌晨再次在新華門外請願，希望與領導人平等對話。可是，於凌晨兩點左右，武警衝入人群，使用警棍、皮帶和皮鞋驅趕並毆打學生及至傳媒，導致他們受傷。這場八九民運中第一次的有流血的衝突，被稱為「新華門事件」。[1]

當受傷的學生回到各自的大學後，即激動地向同學描述剛發生的衝突，經過加油添醋，其他同學情緒都變得非常激動。同日，聯合各校進行抗議的「團結學生會籌委會」成立，並於翌日宣布包括北京、清華等十數間大學同時罷課，要求政府就「新華門事件」作出交代，並答應他們的七點訴求。在翌日舉行的胡耀邦追悼會，儘管不讓市民進入，但仍然有二十萬人集會看直播悼念胡耀邦。

到二十二號，集會的學生希望藉胡耀邦追悼會向領導人遞交請願書，他們選出三名學生代表要求總理李鵬接請願書。三名代表跪在人民大會堂前的石階兩個小時，希望李鵬出來接過請願書，卻因他早已離開而沒法遞交；而民眾的詮釋為政府無情不理學生，大大地煽動了他們的情緒；部分民眾哭喊「代表們下來吧」。結果代表只把請願信交給工作人員，然後回到群眾當中；翌日，學生發起無限期罷課。在這個階段，政府的態度還是溫和的。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但於四月二十六日，中央黨報《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文中用詞強硬，定性學生的示威為「一小撮人發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動亂」。社論一出，隨即激起學生極大反感，認為社論抹黑他們的愛國民主運動。他們對把他們和平的請願活動，描繪成一場動亂極為牴觸。學生們群情洶湧，決定在二十七日來一場大遊行，抗議政府的「四‧二六」社論，並重申他們的要求。可是，同時間他們也十分擔心從黨報發放出來的強硬信息，怕最終會是武力鎮壓、血腥收場。可是，同學們仍然於二十六日晚一個接一個的寫下遺書，跟大家握手道別，準備明天遊行。

在二十七日早上八時開始，學生在各大院校出發遊行。遊行中學生們高喊反貪腐、反官倒的口號，並高喊「共產黨萬歲」，表達他們並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只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整場遊行長達十四小時，而政府在當中表現極為克制，並沒發生同學一開始擔心般的武力鎮壓；參與的學生間於五至十萬，佔當時大學生接近九成；圍觀的市民更有百萬之數，是自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最大型群眾遊行。最重要的是，這天學生衝破了政府對於遊行集會的限制，走上了街頭表達不滿。這次的遊行也為學生打了支強心針，讓他們士氣大振，繼續抗爭。

態度轉變

政府的態度於二十九日來了個180度轉變，立刻安排了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為首的政府官員，與學生進行對話。但由於學生領袖不滿會面不承認「北高聯」的地位，沒有現場直播以及被阻止在會議上宣讀他們的七點要求，吾爾開希等憤然離開，並於五月一日正式否認該次對話為正式對話。儘管如此，對話的開展加上代表改革派的總書記趙紫陽結束北韓訪問回國，令氣氛緩和了不少。

直到五月二日，北高聯於召開中外記者會之後，向黨中央等遞交請願信，內容要求與中央平等對話，並應有同樣的發言時間及現場直播，否則將會於五月四日發動大規模遊行抗議。官方於五月三日態度卻又轉強硬，舉行中外記者會，指斥學生近乎威脅。官方認為學生想要跟政府平起平坐，並承認「非法」的北高聯，難以接受。於是於五月四日，學生再次遊行，但人數只有約數萬。遊行後學生宣布復課，並選出「對話代表團」，要求與官方繼續對話，氣氛轉趨緩和。及後，新聞工作者亦因不滿新聞自由被箝制，多次遊行抗議，學生則沒有大型行動。

可是，這只是暴風雨前夕的短暫平靜。

五月二十日凌晨，李鵬發表講話，正式定性學生的運動為動亂，並於上午十時宣布正式發出戒嚴令，嚴禁遊行集會、記者採訪等等。同時，解放軍開始在北京市郊出現，準備入城清場。市民聽到消息之後，開始聯群結隊走上街頭自發阻止軍隊入城。趙紫陽在黨內鬥爭失勢下馬，再也沒有出現。從此以後，政府的強硬態度也沒再改變。

戒嚴令頒布後，每天廣場都在爭拗是撤是留，而每一次都是留的人佔上風；北京與外地的學生的分歧也開始逐漸浮面，學生組織內部亦因看法不同，爭權奪利的事情也慢慢激化。在一片混亂與分歧中，六月三日軍隊進城了…

[1]：這次事件真相依然眾說紛紜。例如於趙鼎新的《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學運》一書中，便提出學生對於四月二十日新華門外的衝突有誇張的成分。例如流血事件應該是同學被警察抓上巴士後，打破玻璃逃生而受傷的；但當天出現暴力事件則是無庸置疑的，《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記者被打、學生脫臼、政法大學歷史系學生王志勇被毆打等(《天安門之邊：八九民運史》)都是例子。

————————————————————————————————————————————

歷史的其他部分

外地

八九期間，北京以外也有著很多抗爭和支援。長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長沙以及合肥等城市都有著大小的抗議活動及支援遊行；上海學生上街支持《世》報、抗議屠殺；西安、長沙甚至發生騷亂；香港學聯也發起絕食支持。另外，來自各地的資金也大大支援了民運。香港單單一場「民主歌聲獻中華」已經籌了一千萬；學聯也籌到一千萬。同時，香港學生亦在廣場上負責派發物資，大大鼓舞了士氣。
————————————————
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在學潮開始時只是扮演著軍師的角色，提出有關運動策略的意見，並未真正「落水」；並且作為學生和政府斡旋的「中間人」。到學生開始絕食之後，知識份子才走到台前，發表了《五一六聲明》和參加五月十七日的大遊行。到六月初，劉曉波、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四人發起絕食支援學生，人稱「四君子」。
————————————————
謠言

運動期間，出於對政府和一些媒體的不信任，人們往往會用非正式途徑去獲取資訊，廣場上因而流傳不少謠言。這些謠言多數透過口耳相傳，另外亦有大字報和廣場的廣播站。當時較流行的的謠言有：「三十八軍副軍長自殺」、「超過兩萬平民被屠殺」、「李鵬被射傷」、「鄧小平流亡海外」等。這些謠言對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鼓動人們的鬥爭情緒，使局勢更加不穩，對運動最終悲劇收場有一定影響。
————————————————
七點要求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的作為。

二、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蒙受冤情的公民平反。

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和一切形式收入的訊息應向人民公開。

四、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五、增加教育經費並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所制定限制示威遊行的「十條」規定。

七，檢討政府重大政策性失誤，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
媒體

運動初期，《世界經濟導報》因報導胡耀邦追悼會被強行停刊後，各地記者、學生等紛紛聲援，乘機爭取新聞自由。隨著運動的發展，中共對媒體的監控反覆，時鬆時緊。當時大陸媒體視事件為新聞解放的契機，當政府控制放鬆時，不少媒體均敢於報導事件、支持學生，而從報導內容可看到傳媒對運動評價正面，在學生絕食的時候，記者甚至乎對學生種種浪費的行為視而不見，傾向選擇報導學運美好的一面。然而，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央重新奪回國內媒體的操控權。
————————————————
廣場衛生╳浪費

隨著廣場上聚集著越來越多的人，每天都製造大量垃圾；而當時學生群體互相爭權，廣場的管理十分混亂，衛生變差，當時紅眼症等傳染病頗為流行。另一方面，廣場上的浪費情況令人側目。在中期時由於物資源源不絕，而學生有著派系鬥爭，都不想物資落入其他人手中。甚至有學生打開十三包生理鹽水，喝了幾口就全部丟掉。
————————————————
學生權鬥

在戒嚴前後，撤留問題令學生分歧增大；外地學生遠道而來，希望留守；北京學生卻慢慢想撤。同時，廣場資金的不透明，亦令很多同學不滿。權鬥主要體現在廣場指揮部的爭奪上，因為當時的消息／策略發佈都要經過那裡，誰掌握了誰就有了指揮權。各個團體派遣學生到火車站，把新來的學生招進自己的糾察隊壯大實力。當時一天會有兩至三次「政變」，而在六月一日時任廣場總指揮的柴玲、封從德甚至一度被綁架。
————————————————
財務狀況

由於戒嚴令頒布後，學生失去了國有企業和政府機構的資金支持，而學生腐敗的醜聞亦令北京市民捐款減少，加上外地捐款大多都由高自聯等學生自治組織接收，在各學生領袖的互相不信任下，總指揮部得到的資金一直短缺，例如在五月二十七日，總指揮部只剩下五千元的資金，在周邊商店亦欠下大筆款項。
————————————————
敢死隊

市民對學生的運動展現了熱烈的支持，從學潮爆發之初便向學生捐錢捐物資；工人也發表聲明、遊行和號召罷工聲援學運。北京實施戒嚴令後，軍隊開始進入北京，市民和工人便組織「敢死隊」， 聯同學生設置路障、堵塞鐵路、甚至躺臥在軍車下等等， 冒著性命危險阻止軍隊前往天安門廣場。
————————————————
軍人╳ 市民

在戒嚴令頒布後，軍隊嘗試入城清場，但被市民截停。在對峙期間，市民不斷向軍人遞上食物飲品，甚至有軍人是市民養起之說。軍隊前進不得，惟有就地坐下，唱歌激勵士氣。市民也不甘示弱，坐下唱歌回敬。雙方互唱《國際歌》、《義勇軍進行曲》及革命歌曲，鬥大聲，蔚為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