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係打工仔

文：黃漢彤

part time、intern，這些大學生的常見話題，無時無刻提醒我們，四年大學只是人生的honey moon，接下來就是幾十年打工仔生活：朝九晚五是神話，開OT能有補水已經感恩；對著人品好一點的老闆，還算舒服，運氣差的，那就要日日受氣：即使擠光精力時間，還有半生時光要過著樓奴日子。

一般阿Q式精神勝利的想法是：不管怎樣說，這都要比幹洗碗工的幹地盤工的要舒服多，至少安安穩穩坐在冷氣房內。話雖不錯──不，或者其實在今時今日，已經錯了。畢竟手持大學文憑的，也可能要考慮一下保安或者三行工作，文職的工不但難找，待遇有時還比不上前者呢。連會計、教師、公務員這些大路工作，也是各有各辛酸。說會計吧，朝八晚十二，chur盡一至日幾乎全年無休；教師工作愈來愈難找，就算學歷夠高，也很難爭取到教席；現在的公務員連長俸都沒了，再不是當年無憂無慮的鐵飯碗。比較起來，說不定做保安要安穩多。不過這樣比較也屬無謂，反正令人心酸。

不久前碼頭罷工時，你們應該還在跟公開試奮鬥，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新聞。當時真是全港哄動，多少人又捐款又聲援的，沒有工友預料到居然能有這麼多支持。為什麼支持者那麼多呢？我想，一方面，固然是碼頭工的環境真是太惡劣太糟糕，超出我們對文明社會能想像的地步；但另一方面，或者也是因為一種同仇敵愾的心情，覺得大家都在給誠哥做牛做馬，一樣的辛酸艱難。也許有不少人在碼頭工人身上看到了自己。

我記得當時跟一名工友林生聊天，他說，每次歸家，夜已經很深了，女兒在熟睡，他就挑燈檢查女兒的功課，女兒早習慣將作業擺在桌上翻到做好的頁數，把要簽名的地方貼上label紙，這是他每晚獨個兒的作業。我當時就在想，這大概不只是屬於一個人的故事。當律師的、當護士的、當會計的，有多少人只能在加班的晚上，匆匆瞥熟睡的子女一眼，然後只能一個在深夜過自己的時光，然後睡去？

工作的沉重不是理所當然的。這些不公平的資源分配，漠視尊嚴和破壞生活的待遇，全都可以改變。關鍵在於，可以組織起多少力量，能夠施加多少壓力改變社會的結構。03年50萬人上街，制止23條立法。背後支撐的，是為了自由及尊嚴。

勞工問題，正正就是影響我們自由及尊嚴最深遠的問題，為甚麼我們又罷手不反抗呢？工會組織、關注勞工議題的義工組織，每一分微小的抗力，都需要你的幫忙。碼頭罷工只是漫漫長路上的一小步，接下來還有許多人要為自己的勞動尊嚴而戰，有我，也應有你。

集體談判權

集體談判權指，當工人集體透過工會，與資方談判工作待遇時，資方必須參與其中，而談判結果具法律約束力。集體談判權對工會的重要性，碼頭罷工一役即表露無遺。正因為沒有集體談判權，公司完全掌握談判的主導權，資方甚麼時候想開會就甚麼時候開，還屢次想繞過工會接觸工友──名為「接觸」，其實是威迫利誘試圖分化工人。集體談判權不是強化抽象的「集體力量」，而是實質改善工人待遇的制度安排。以美國為例，勞工部的數字顯示，在2009年，工會會員透過集體談判，取得比非工會會員高28%的工資。

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的立法理念本身就備受質疑。最低工資的立法，缺少「工資扣連生活」的理念，條例設定的工資水平，是就整體經濟情況、勞工市場情況、競爭力和生活水平等因素評估，但生活水平一項，只有就業收入和物價水平兩個因素，完全沒有評估僱員的基本生活開支，更沒有參照綜緩水平。所以，本來最低工資定於28元，根本不足夠。「生活工資」取代「最低工資」的概念近年由英美的民間社會推動，理由說來簡單，設立最低工資原意正是消除貧窮，確保工人有一定的生活水平，那最低工資水平因應「維持基本生活水平要花多少錢」來訂立自是理所當然。
若最低工資的收入，不足以維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後果是工人的家庭生活備受壓力，工人子女的成長和教育也必然受到打擊。不難理解，工資是決定生活水平非常重要的因素，最低工資或者說生活工資的法例，是爭取勞工權益極重要的一環。

標準工時
工時無異是另一項極重要的勞工權益。工時長短決定一個人可以投入多少餘力在家庭生活、朋友交際、娛樂放鬆、發展興趣……這些生活裡極重要的部份。工作佔用生命的時間愈多，意味其他部份必然有所欠缺。

全港僱員去年的每週工時中位數是45小時，但不少工種工時逾50小時；一些酒樓及保安人員的工時，甚至高達60小時。這麼長的工時，對工人的身心健康、工人的家庭關係等等，都會帶來不可彌補的傷害。更甚的，超過65萬名僱員在合約訂明或與僱主協議下的工時外曾經超時工作，當中48.2%沒有獲得任何形式的補償。

此時，政策介入有其必要。超過一百個國家推行標準工時以保障勞工。在法國，標準工時為35小時，超時工作可獲1.1至1.5倍薪酬，而每年超時工作有一定上限。香港要推行標準工時，大可參考各國經驗。

標準工時的落實亦有重要政治作用。大多港人不願意參與政治事務，非其天性冷漠，而是因為工時過長，家庭朋友尚無力兼顧，又怎會有餘力研究政事？往往，工時最長最艱苦的人，就是最難花時間投入政治參與的人。有如此經濟結構，民主幾無可能。民主的功用在於確保全民擁有平等的政治權力，然而極長的工時，先天地限制勞工運用政治權力，平等不免淪為空談。這也是香港民主運動長期漠視的面向。

合理的工資、工時、工作環境，是勞工最重要的權益。而要爭取到這些權益，必然要有足夠的工會力量，平衡勞方資方懸殊的勢力，加上政策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