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視事件：四點思考

文：言

本應秋高氣爽的十月，卻因香港電視不獲發牌而鬧得滿城風雨。民眾要求政府發牌給港視，同時解釋它不獲發牌的理據。但是，主流媒體就事件的報導往往只觸及「王維基和港視員工的堅持」、「政府資訊的不公開和不透明」和「市民的熱心」。其實，整件事有不少值得討論的地方，或應該注意的地方，卻被忽視了。我們嘗試提出以下的問題—雖然可能與事件沒有直接關係，但或可為事件作更深入的探討。

1.政府明顯「出招」令港視不獲牌照，但是否爭取發牌便足夠？

在這次事件中，不少人均希望政府能公開甚至改革電視發牌制度的準則。同時，因為港視是今次事件的苦主，所以民眾亦會要求政府發牌給港視，替他們討回公道。

一場運動固然可以有數個目標。而王維基爭取的行動是提出司法覆核，循法律途徑爭取牌照，亦希望事件「去政治化」。對他而言，爭取港視的發牌乃最大的目標。（當然，他亦可能希望藉此機會活化香港頹靡的電視文化。）因此，他未必需要理會運動的另一大目標—要求政府公開甚至改革電視發牌制度，而是想息事寧人，讓政府能盡快發牌給他。最終整場運動便有機會在「港視成功取得牌照」下結束。

有教授在新亞圓形廣場一場王維基主講的講座中說過：「這不只是你的事，而是香港市民的事。」雖然，對廣大群眾而言，他們最希望看好的電視節目，故此要求政府發牌給港視會是當務之急。然而，電視發牌制度本身的改革更有益於整個香港的電視生態。若我們只停留在發牌給港視，而不是更進一步要求制度上的改變時，政府仍可繼續它的黑箱作業，喜歡就發牌，不喜歡就拒發。因此，民眾認為好的電視台亦可能沒法子將節目傳播到每家的「公仔箱」中。於是，每當同類型事件發生，我們又得上街抗議。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希望香港的電視行業能重現生機，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反覆思考。

2.發了牌就能搞電視嗎？

事件中，大眾固然有向政府爭取開放大氣電波，也有要求政府公開發牌制度，讓更多電視台能獲牌照。但即便政府發牌給很多電視台，市民能在「公仔箱」觀看到它們的節目嗎？

現時，標清電視通過大氣電波傳送，而高清電視的接收則需通過寬頻網絡來傳送。而三家正在申請牌照的電視台均有與之對應的寬頻網絡：

香港電視：香港寬頻

奇妙電視：有線寬頻

香港電視娛樂：電訊盈科（now寬頻）

這說明了甚麼？現時，香港的大氣電波全被無線和亞視霸佔著。至於高清電視方面，無.和亞視在這數年間著手興建了眾多發射站，覆蓋全港。而其餘三家電視台亦因有相應的寬頻網絡而得以進入高清市場。所以，即使政府公開發牌給其他電視台，市民仍不能真正收看這些電視台。因為大氣電波被兩台壟斷，而發射器和網絡亦只有五台擁有—除非其他電視台有雄厚資本建立自己的寬頻網絡／興建發射站。梁振英居然說「增發兩個免費電視牌照說明本港重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這根本只是寡頭壟斷下加強少許競爭，連商業競爭都稱不上，如何「重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3.在私營電視台以外，還有甚麼類型的電視台？

私營電視台由商業機構擁有和管理，以營利為操作原則。電視台為了迎合廣告商，節目往往會受到限制。所以，節目製作上傾向娛樂化，欠缺多樣性。然而，電視台與我們之間是否只有播放者－觀者的關係？除了要求政府公開發牌制度外，市民還可以做甚麼改變香港的電視文化？台灣的公共的視，或可引發一些思考。

於一九九八年開播的公視，屬全民擁有，其主管機關是台灣地區新聞主管部門，經費主要來自政府資助、企業贊助和個人捐贈。公視架構的特別之處在於它特地設立監視會以及公服及行銷部，專門處理市民的聲音。

公視不會在節目中間加插商業廣告，節目播放更能一氣呵成，片長自由度更大，亦更以教育大眾和反映大眾意見為依歸。其新聞專題節目（像港台的星期日檔案）比台灣的私營電視多，幾乎每天就有一個專題節目；其文化節目會播放音樂會和舞台劇，甚至有一節目類別為「銀髮族」，專門播放為長者服務的節目。種種因素下，公視的節目品質較佳，屢獲殊榮，單從零一到零六年，公視的節目已獲得二百多個獎項。

當然，它亦會受到制肘。譬如，轄下的華視和原住民電視台會因為不能達成政治上的共識而出現人事紛爭，更會受到政黨和民眾的抨擊；由於董事會和參與媒體公共化運動的團體中的成員主要來自政界、教師、學生與媒體界人士，大眾的聲音往往難以被呈現。雖然如此，我們看到電視台也有公共參與的可能。當然，香港也有港台，但民眾並沒有監察渠道。公視的監察制度雖然仍有很多漏洞，但仍可作為香港電視行業未來的參照。

4. 人人都可搞電視台?

大家可能會認為這距離我們很遙遠。但是，要「民主」，除了上街，還有很多可能；要看好電視，自己也能出一分力量。例如容許民眾參與媒體制作的媒體，即草根媒體。

與公營媒體（如公視）一樣，草根媒體的組織者同樣認為官商媒體不可靠。他們傾向相信社會上存在各種不同的聲音的角力，而媒體的掌控和解讀能力，也是公民政治能力培養的重要一環。他們的主要目標為：協助草根人民掌握傳播所需的意識、技術、器材和渠道，期望草根民眾能發展出自身的網絡，自主傳播，達至媒體真正民主化。

委內瑞拉的草根社區媒體已發展多年，更有政府資助。故民眾參與度相對地高。據統計，單是委國首都卡拉卡斯的二百多萬人口中，已有近半住在大城市邊陲的基層社區（Barrios），當中絕大部份是窮人。委內瑞拉的組織者自九十年代起開始在基層社區建立社區媒體。及至一零年，全國持牌社區媒體總數達288個。現時委國約有十萬名草根社區媒體工作者，多於400個社區電台、40個電視台、以及800個正在醞釀建立的社區媒體。

社區媒體的工作重點不在於製作節目（事實上，它們僅制作15%的節目），而是在居民組成獨立視聽小組時給予組織層面的培訓和支持。大多數的影片便是由視聽小組製作而成。位於委國首都的CatiaTVe的口號便是「別看電視，來做電視！」。

他們的節目內容非常多元，同時緊緊扎根社區本土，除了公共服務告示和文化報道外，更有當地政治運動的紀錄片。譬如由一所藝術學校學生組成的「yoawe」小組拍過一齣名叫《瓜亞瓦爾的鼓》的紀錄片：小村落瓜亞瓦爾由逃離種植園的奴隸們組成，在村民慶祝了奴隸解放周年紀念後，小組成員記錄了一個非洲鼓劇團的公開排練，呈現了平時不為人注意的角落。又例如，新聞節目《社區的集體創作》既沒有華麗的包裝，也沒有記者穿套裝出鏡，採訪對象亦非社會名流，而是貧民窟裡的居民、孩子和行動積極分子，通過詳細的答問，讓他們的聲音得以傳到大氣電波中。

此外，電視台職員平日的主要事務就是接受社區居民的投訴。居民會透過電視台提出投訴，主要針對政府領導人和政府規劃的不足之處。有時候投訴人更會對著攝錄機直接向總統說話，因為他們覺得電視媒體是可以連接總統的通道。人們對政府的批評會隨著節目播出去。同時，因為不少基層教育程度不高，常有口難言。所以，參與草根媒體能讓他們訓練說話的能力，令他們更能完整地道出自己在面對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