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維怡

這幾年,每年總有機會帶幾個中學生做〔專題研習〕。說到設定題目,現在的同學,隨口就可以數算一串「全球化、壟斷、剝削、小店要生存」等等看似有社會關懷的詞語。可是,細聽語氣就知,大部份人在說的其實是 :「既某關注社會的老師請你來的,你定想要某種答案吧」;又或顯露出:「是不是這個答案?」這時若你給予微笑、點頭之類,就等於同意以下這句話:「什麼都不重要,我就只想要標準答案!」因此,通常我都反過來示以質疑:「真的嗎?哪裡聽來的?關你咩事啊?」不一定成功,至少先打開可能性。

在整套講求標準答案的制度裡,忽然要人「自主研習」起來,自然是師生皆失措了。何況,這「自主」背後,就是一份將被評分的功課。評分,就是按照別人的標準(而不是自己的標準)去衡量自己。「學習」已長期與令人不爽的「學校、規矩、沉悶、無聊、與我無關」黏在一起,所有 「學習」不過是「買張入場卷,希望將來不用做最底層的人」,想起便叫人沒有胃口了。於是,在同學心中,似乎早已半自覺地進行拒絕,形成了一條條清晰的防衞線,不讓任何與這些「評分」相關的東西進入與「自我」相關的範疇。所有在這系統裡的知識,就只是割裂型的知識,沒有感知,沒有自我,只是可有可無的事物。

當「關心」被置放於這個評分系統裡,就失了意義。即使與同學一起想出一些他們比較關心的事,如「友情」、「性格如何形成」這類的,終於進入比較願意討論的狀況,但,我們更驚嚇地發現:由於十幾年來,每逢要用理性很認真地思考之時,就是理性認真地估計著老師要什麼答案之時。然而,在這一種語言狀態之中,顯然找不到合適的、足以形容自己感受和讓自己認真思考的方法,於是,連他們也驚覺自己對於自己想去認真的事,除了運用課本裡自己不知如何可以認同的語言外,已經失語。

問題中,有制度的部份,也有個人的部份,而制度的改變須由個人開始。最近回想這些年與教育有關的工作,發現自己不過總站在他人的心房門口敲門、蹲在門縫碎碎唸,總在找一些方法,與他人一起學習如何建立一套感知性的、連繫性的知識態度,讓知識回歸日常、回歸生命 ……雖然,吃閉門羹的時候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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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怡,19 歲開始參與基層社會運動,關心人民如何可以自主的問題。近十年主要從事藝術培育、各種基層平權運動,及與基層民眾一起搞紀錄片及媒體創作,現為錄像藝術團體影行者之總監。書寫出版結集有小說/詩/畫結集《行路難》(2009) 和《沉香》(2011)及《短衣夜行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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