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曾憲冠先生這篇文章,寫於年多年國際化論爭的高峰。文章以「中大理想」為引子,單刀直入拆解所謂「英語教學」的謎思。最後部份是對應當時的抗爭氣氛而寫成,現在重讀,當可成為另一可供參考的資源。轉載自: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1682&group_id=16)

 

文:曾憲冠

安徒說我跟他是約莫同期的同學,真是愧不敢當,我其實一直以他為可敬的學長,並非能與之平起平坐的。不過,我們「都有頗長一段日子以『中大理想』作為自己的理想」,倒應該算是事實。然而,安徒也許早已反省到「民族回歸」上面去了,只是我至今仍然堅持這一點。至於「今日要認清的是,這是一種在甚麼前提下形成的理想,以及,那究竟是誰的理想」,我並無異議。我給《中大四十年》寫過一篇文章,涉及有關問題,忝列安徒鴻文《廢墟中大》之後,有興趣的話,可以一讀。

我大概要來裸露我的靈魂了。

也許因為年事漸長,看事情也就疑心越大。隨便舉個例子,我從小即已知道香港是個「中西文化匯聚」的地方,可不是嗎?每逢到大陸探親,一比較便瞭然了,我們鬼佬鬼婆比人多,我們還會說英語呢。但是,大家只須清一點,便不難發現這種「中西文化匯聚」的說法,其實製造了多少迷障。安徒愛引述魯迅談香港的幾句話:上面是洋人主子,下面是一群奴氣的同胞,底層則是辛勤勞作的人們。「中西文化匯聚」大抵便是處在中間的高等華人的事情,因為他們可以穿梭於鬼佬鬼婆與華人社會之間,英語中文均無障礙。這幅圖畫,到現在已經大為轉變──主子換了,而奴氣的同胞更多,辛勤勞作的人們彷彿更辛勤了。

香港是近代中國國恥的開端,中華民族在其後一百多年,飽受西方列強侵凌,幾至亡國滅種。因此,我們又有了「民族的苦難」。然而,這其中有多少是帝國主義的罪惡,又有多少是我們自招的呢?尤其所謂的「中國」,不過是近代才形成的觀念,是在所謂「西方的挑戰」之下的產物──我們得趕快建設成現代國家,以禦外侮。「中華民族」也很令人疑惑,元和清兩代,實施的是種族統治,而且是血腥統治,漢族統治的時期,則與「外族」戰爭不斷。「五種共和」好像是孫中山先生才提出來的。

由此觀之,「中國文化」也就十分可疑。我的感覺是,「中國文化」是一種逆向構造,即以非西方文化來界定自己,以期在面對西方文化的過程中,確立自己的身份。在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傳統文化成了攻擊的對象,中國的悲劇似乎要由傳統文化負上全責,然後是五四的推波助瀾,繼而下開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於是,「中國文化」與反傳統相頡頏,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不相容。

信仰往往比懷疑更難。語言後面,波譎雲詭。倘若其中僅含虛幻,倒也易辦,難就難在虛幻中含著真實,真實中又含著虛幻。語言那麼單一,而現實那麼辯證。所以,在我們面前有兩條路,一是否定一切,走向虛無,一是擇善而從,擁抱現實。還是魯迅的說話:「無論愛甚麼,飯、異性、國、民族、人類,只有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二六時中,沒有已時者有望。」

我的小學和中學都在一間英文書院渡過,前幾年香港政府推行母語教育,其後不久,又另列出一百間特許英語授課的學校,我的這間英文書院,幸亦不幸,即廁身這百大之中。那時和幾個校友聚頭,談起這事,他們竟異口同聲的說:「掛羊頭,賣狗肉。」

其實,持平的說,我的這間學校,老師的英語水平並不差,在十多年的中小學裏,我也的確遇到過好些英語了得的老師。我還記得,在中學階段,一周四十八節課,英語一科獨佔了十二至十四節,而除了中文和中國歷史外,其他科目都用英語教授。我們接觸英語的機會不可謂不多了,然而我們的英語是否就很出色呢?不錯,的確有很多同學成績優異,不少還進了香港大學。有的同學現在是醫師、律師、講師。只是我時常記得當年在課堂上有這樣的一幕──大家想老師用中文把授課內容講解一遍,結果老師徇眾要求破了戒,同學竟然鼓起掌來了。在我們心智發展最為強勁的階段,英語消耗了我們多少時間和精力。我的同學現在無疑是社會的中流砥柱,如果你跟他們談甚麼語教育,他們大抵一時無以回應,因為這對於他們是不言而喻的。我算是同學之中運氣較好的一個,因為還不至於命喪在那個教育制度裏,但有更多的同學他們彷徨沮喪的面目,卻還是歷歷如昨。精英份子是脫穎而出了,然而更多的人卻是陪著一起作犧牲。

近年,大凡聽到人家討論問題,沒兩三句,八九不離十便要來「反省」,這樣下去,只怕我們都要變成「反省的巨人,戰鬥的侏儒」的。而香港也是十分奇特的,我覺得這個地方很會尊重少數,然而卻不尊重大多數。香港有百份之九十以上是華人,而大多數是在陪著精英份子作著犧牲。因此,不管「中大理想」是「誰的理想」,我的意見是為了大多數人的福祉。

我不知道「雙語並重」、「兩文三語」是甚麼東西,我在這裏申明我的立場,我的主張是「一文多語」──「一文」是中文,「多語」是一種以上的外語。

我已經不清楚中大「國際化」問題的情況了,而我一直不以為問題應該局限在中大的範圍內考慮。因此,我有幾點看法:

(一)與中大戰:中大的「國際化」是垃圾,增設英語授課組別不但沒有文化自覺,連「雙語並重」的意識也付諸闕如。我認為,應該提出「一文多語」,與「親英派」、「親國際派」針鋒相對。如果中大校方強硬推行英語授課,大可考慮開展「不合作運動」──你說英語我照聽,我說中文你也沒我奈何。

(二)與社會戰:中大的問題首先涉及其他大專院校,不知道為甚麼其他大專院校的學生和教師竟然沒有聲音。如果中大人認為他們所堅持的中文是毫無疑問值得堅持的,那麼便沒有理由將這中文據為己,卻應該推而廣之,聯同其他大專院校一起奮鬥。

社會上抗拒中文教育的勢力很大,語言政策為商界所主導,政府左搖右擺,董建華去後恐怕連鄙陋的中小學母語教學也不容易維持。然而,政府政策對於人心所向始終是一種宰制力量,長遠而言無法不指向政策。

中文在香港雖然是法定語文,但卻受到種種歧視。中大人拿出大學條例與校方理論,採的是守勢,但對手的籌碼似乎不少,中大人的籌碼卻不知有幾多,要看對手的底牌唯有增加本錢,否則他一擲千金,你便要鎩羽而歸。平等機會委員會是否一個可行的途徑?語言歧視有沒有可能立案?

早前有人在獨立媒體轉述了壹周刊所載的一篇文章,說這篇文章提到有些「中環人」不滿中大學生會,要把學生會幹事列入黑名單,永不錄用。這是十分嚴重的問題,涉及幹事們的人權,這種事情不知道私隱專員會不會理會。即使不要求「中環人」交出有關的個人檔案資料,也應暴露這種人的醜惡咀臉。我有過一個經驗,某專欄作家曾在其欄內寫到王丹母親,說她其貌不揚,不過一個家庭主婦,語帶譏刺。我於是傳真到報館,告訴她王母是知識份子,北大畢業,研究中共黨史。過了幾天,作家在專欄裏半遮半掩的給人家恢復了名譽。有用的,寫信傳真,都有用的。

(三)與自己戰:不要讓人看扁,鞏固中文基礎,除了英文之外,至少多學一種外語。倘若還在學,不妨就著自己的學科範疇,試做些翻譯,給自己製造文化撞擊,國際化可以由腦袋開始。

我期望第二次中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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