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O》影評--不應停留於近藤教練自傳 文藝 文/ 未麻 《KANO》的故事改編自日治時候的一段真實台灣棒球歷史,描述嘉義農林棒球隊是如何從默默無聞的球隊成為進軍甲子園的強隊,為台灣棒球歷史揭開光榮的一章。1929年,台灣誕生了一支由日本人、台灣人和原住民組成的嘉農棒球隊,在新教練近藤的激勵之下以「進軍甲子園」為目標。原本溫吞散漫的球隊經歷嚴格的訓練和落敗的挫折后後,漸漸有了對棒球的堅持和進軍甲子園的決心。1931年,嘉農棒球隊成為台灣第一支三族共和、打進甲子園的棒球隊,在決賽雖然輸了比數,嘉農球員不服輸的韌性卻為其換來「天下嘉農」的美譽。 日本人視角下的嘉農 《KANO》表現的是運動精神可以打破種族隔閡的可能性。戲中的嘉農棒球隊是三族共和的球隊,當他們打入甲子園,嘉義的鄉親,包括日人、漢人、原住民也紛紛搖旗吶喊。連採訪棒球隊的日本記者,起初蔑視球隊中的漢人、原住民,隨著棒球隊在甲子園屢創佳績,漸漸被他們為目標奮鬥的英姿所打動,變得深深敬佩球隊。甚至嘉農棒球隊落敗後,場內的觀眾仍高呼「天下嘉農」,為其喝采。 電影副線亦營造了種族融和的景象。日本工程師、台灣工農合作興建嘉南大圳。在落成一刻,水湧之時,普天同慶,農民笑逐顏開。於是嘉義便成了一個欣欣向榮,人民純樸順從的地方。 然而,電影描繪的「台灣」對當時的嘉義農民和台灣人來說卻是陌生的,因為它是以日本人角度敘事,以殖民者視角營造一個和諧的幻象。連故事的主角也並非嘉農棒球隊,而是以近藤教練這日本人作主體。 近藤教練自傳? 電影對近藤教練的角色刻畫得非常細緻。在過往身處日本的回憶中,他未能體諒球員,亦十分害怕失敗。執教嘉農棒球隊後,他又在日本重遇師父,對棒球有一番新的感悟。因此,他信任堅持負傷上場的吳明捷,由執著比賽輸贏,提升到「不能輸給自己」的境界。而在家庭上,他亦被描述為一個典型日本男人,有威嚴、珍惜家庭。再有借糧不成的煽情場面,把近藤教練對贊助者的憤怒和無力感更是表露得淋漓盡致。近藤教練的性格刻畫得非常完美,奉行日本典型武士道精神,是個性格嚴謹而正直的男人。 相較之下,《KANO》對於片中其他台灣人和原住民的描述少得可憐。嘉農棒球隊多以一群熱血懵懂的少年形象集體出動,電影常常著力於他們在球場上的訓練和動作場面。即使是被外界認為是「主角」的吳明捷,也只是有一段與書店店主女兒平淡如水的曖昧情愫。球員不同的個性、家庭生活、在農業學校的學習,觀眾知之甚少。筆者觀畢,也只能勉強記住主將吳明捷一人。結果觀眾對嘉義和棒球隊的想像變得單一而蒼白,彷彿他們剩下的只有熱血、熱血還是熱血。 與其說《KANO》是嘉農棒球隊的奮鬥史,倒不如說是近藤教練心路歷程和訓練心得的集結。台灣人視角的缺席,使得電影中對當時台灣情況描述非常片面。 族群融和? 當時台灣人與日本人的關係看似風平浪靜,而實有暗湧,絕對不是電影所描述有了大圳,進軍了甲子園,便會天下太平、繁榮昌盛。 對於台灣人來說,種族隔閡從不是一件可以如此輕鬆打破的事。事實上,台灣抗日運動在日治時期未曾止息,《KANO》以日治時期作為時代背景,卻完全沒有提及1930年代同樣是台灣抗日運動受到嚴重打壓的年代。在日本剛開始統治台灣時,發生多次武裝抗日,20年代更是台灣住民積極參與社運,社運團體為數不少的年代。然而,隨著「同化」、「皇民化」政策逼使台灣人「日本化」,要台灣人認同殖民者優越過人,並全盤追隨,使得抗日的社運團體支離破碎。 運動精神根本沒有辦法消除大部分日本人對台灣人的種族歧視,民族不平等的體制依然存在。1930年代的日本實行的「同化」政策,打著「一視同仁」的旗號,不是視台灣文化與日本文化同樣優越,而是要台灣人「日本化」,強制台灣人認同日本的精神文明和文化。 因此《KANO》僅僅停留於描述運動精神如何打破種族隔閡的表面,而沒有真正了解歷史中的嘉農棒球隊被《台灣新民報》稱讚「超越民族的公平競賽」的真正原因。《台灣新民報》是借此批評日本殖民下的種種不公,並表達民族解放的深層思想。「公平競賽」建基於各個民族地位平等之上,唯有日台地位平等,才能打破種族歧視,「超越民族的公平競賽」的口號才有意義。 分享至: Leave a Reply Cancel Reply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CommentName* Email* Website 在瀏覽器中儲存顯示名稱、電子郵件地址及個人網站網址,以供下次發佈留言時使用。 三 + 4 = 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