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物價飆升 官倒橫行

 

改革開放後,通脹一直高企,是一個觸發八九民運的重要原因。

問題是,為甚麼好端端的會通脹?事緣政府想從計劃經濟過渡至市場經濟,又得循序漸進,於是他們便容許國有企業生產比計劃多的產品,而多出的產品可以自訂市場價格向外銷售。換言之,政府實行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並存的「價格雙軌制」(見右圖)。

雙軌制下,人們要以比計劃價格高的市場價格買東西,直接使物價上升,導致通貨膨脹。然而工資沒有增長,亦沒有足夠的社會福利保障基本生活,人民怨聲載道,甚至有人以「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來調侃當時的情況。人人倒賣也使收入差距擴大,直接參與價格改革官員的收入不在話下,把握機會、靠貪污圖利的一小撮人的收入也節節上升。

有見價格雙軌制的惡果,中共欲全面轉向市場價格的單軌制,這種激進的價格改革稱為「價格闖關」。但是在「價格闖關」前夕,消息洩露了,人們都爭相搶購日用品,令通脹進一步急升至近 20%,逼使中共宣佈擱置價格改革。

 

2. 中共內部分歧

 

民運之前,中共可分為兩個派系,一主張以市場經濟改革;另一派主張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兩派皆有人身居要職,例如前一派有手握軍權的鄧小平、總書記胡耀邦、總理趙紫陽,後一派的則有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陳雲。而在市場經濟一派內,也有著不少的分歧,例如胡和鄧在政治改革上立場不同。

早在1979年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已在會上提出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暗指改革開始引入的都只能是經濟模式,西方自由的思潮應該拒諸門外。果然,改革不久,國內對開放民間辦報、民主的呼聲日增,引起鄧極力反對,甚至稱此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胡耀邦則相對較為開明,支持集體領導和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兩者的分歧日深,在1986年十二屆六全中會閉幕時更是明顯。當時要通過中央對建設精神文明決議的草案,該草案的初稿由胡撰寫,當中本無提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鄧堅持要加。幾經爭執後,胡最後妥協,然而兩人的對立已現。終在該年年底,上海爆發學潮,鄧立即指責是胡的失職導致學潮,迫使胡辭職,引起學生不滿,為日後的八九民運埋下伏筆。

 

3. 知識分子 嚮往西方

 

由於大量接觸過西方社會的留學生和學者自改革開放後歸來,加上西方文學書籍大量流入,很多對共產主義徹底失望的知識分子深受西方民主自由等思想影響,又深感西方科技先進、精良,故此不斷宣揚西方思想。一些學者更提出全盤西化,主張中國要完全學習西方的文化,甚至意識形態。

知識分子對學生的影響深遠。1988年興起的「講座熱」中,講者大事宣傳民主精神,訴說著在西方國家的各種見聞,可謂令當時的學生目不暇給。講者勇於挑戰政府,將很多在書中不敢寫出來的想法都說了出來,學生直聽得血脈沸騰。當時方勵之、劉賓雁的演講,足有5000多人聽講,相當於現在香港半間大學的人數,很多學生由早到晚只聽講座,卻不上正規的大學課程。

另一方面,電視節目《河殤》大受民眾歡迎。該系列節目由著名作家蘇曉康所寫,內容大力鞭撻傳統中國文明,對現代中國一直的不振聊以自慰,同時擁抱民主、自由等西方價值。縱然未有嚴謹的歷史引證和分析,結論粗疏,但《河殤》激昂的語調以及新型的思考方式,恰恰迎合了受生活問題所困的人民,瞬間抓住了民眾的心。

知識分子對大學生和民眾傳達的西方思想,非常成功地植根了民主自由的概念,但不得不提的是,他們對西方社會抱著過於美好的想像。面對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民生問題,他們提倡的,是深化改革,忽視了改革帶來的急速市場化和利益分配失衡才是問題根本。這些認知上的局限直接影響八九民運的方向。

 

4. 大學生的鬱結

八十年代伊始,大學生的學習熱情是前所未有地高漲的。學生見文革結束,大學重回軌道,都懷著「為祖國出一分力」的熱忱。買書的人擠擁在書亭前面,幾十隻手爭先恐後地付錢,為的是新出版的西方書籍和解禁的書本。書買回來後一本一本地細讀,這些大學生在追尋在文革中失去了的時間。

同時,大學生亦是被寄以厚望的一群。民眾將他們視作建設未來的掌上明珠,期待他們改變社會。當時,大學生張華為救一名跌入化糞池的老農,被沼氣薰倒喪命。輿論除了歌頌其義舉,竟公然指出「大學生的社會價值比老農高」,是「金子換石頭」。高舉死者而批評生者,在今日可謂令人嘩然。當時,大學生地位崇高,同時熱愛學習,準備投入社會改革。

然而,至八十年代中後期,那時的大學生即使也算是知識分子,但他們的經濟待遇卻出現了一百八十度轉變。大學的大幅擴招,令學位貶值,再加上內地經濟轉型發展集體輕工業,低技術工人的需求逐漸較高技術的大學生高。他們不受政府重視,收入微薄。坊間流傳的說法是︰「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刮魚鱗刀的」。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大部分學生對社會和大學教育頗為不滿。他們對前途迷惘,有些想出國留學,卻要面對龐大的競爭,機會渺茫。目下官員腐敗,經濟改革致百病叢生,滿腔不滿鬱在心中,因一時找不到發洩機會,所以大多以玩樂度日,毫無學習動機。大學生在當時可以分為「麻」、「托」、「旋」、「鴛鴦」四派,即便是王丹等一些深受西方思潮影響的社運積極分子,也是「麻」派的一分子。他們無心讀書,對政事議論紛紛,發洩不滿。而八九民運,就在這麼一個氣氛中靜待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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