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太后

 

六四屠城,聞者心酸。筆者不禁猜想,假如六四事件沒有發生,民眾很早便撤離天安門廣場,那麼事情會如何發展呢?也許爭取自由、民主的民眾不必失去性命,學生會回校上課、繼續生活,或許政治氣候和經濟環境都會有轉變……然而,事情又會否這樣發展?

在八九民運中期,戈爾巴喬夫即將訪華,官方十方重視這次到訪,原本計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歡迎儀式。可是,學生進駐了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趙紫陽主張與民眾對話,安撫民眾,說服他們撤離。在學生宣佈絕食開始時,政府立刻派出高官閻明復,與知識份子和學生領袖斡旋。學生領袖王丹等人,亦邀請有威望的知識份子,勸說學生撤離廣場。此時,這場運動已經維持了差不多一個月,民眾對運動的熱情已在迅速減退,很多學生開始回到學校上課。

民眾當時士氣低落、加上他們會顧及國家面子,因此他們或會同意撤離。真實歷史中,民眾情緒受絕食領袖鼓動,最終沒有撤離廣場,釀成六四悲劇。八九民運如果像筆者剛才設想一般,和平結束,民眾自願撤離廣場,中國以後的走向將會如何?就讓我們來看看,按照當時的局勢,假如八九民運和平結束,中國往後在政治、經濟、媒體方面將會如何發展。

 

政治:中國有希望?

 

八十年代中後期,隨著改革開放步伐一直前進,政府也開始推動政治改革。趙趙紫陽作為開明派官員,一直支持推行政治改革,他在八九前就帶頭展開許多改革上的嘗試,例如擴大黨內差額選舉範圍[1]、取消「政法委」[2]、取消「黨組」[3]等等。

然而,在六四事件後,趙紫陽主張的方法無法勸喻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因此失勢。政府「穩定」成為施政大前提,亦不想再見到民運發生。在這情況下,對政權有任何影響、有任何風險的改革,都要停止。本來打算撤銷的「政法委」、「黨組」,在六四後統統保留,其他改革也一一中斷。

如果八九民運和平結束,民眾自行撤離天安門廣場,這樣看來,趙紫陽等開明派官員主張的策略成功中止這場社會運動,在政府內部有關如何處理民運的針鋒相對的鬥爭中,或者暫時不會失勢。他作為政府的高層開明派官員,若能保持其政治力量,又是否代表有望推動政治改革呢?
趙紫陽曾在其回憶錄中提及,他理想的政制改革,是讓共產黨的執政模式變得開明,例如增加國家決策透明度、開闢對話渠道、改變黨內選舉制度,甚至推行由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在趙紫陽的領導下,前三者要實行也不無可能,只是推行多黨合作制,一定會動搖到共產黨政權。即使趙紫陽成功讓學生撤離,沒有下台,開明派在黨內的勢力也不能壓倒保守派,推行改革。當時中共的八個元老大部分都是保守派,對他們來說,趙紫陽的改革方向是「壞祖宗之法」,將會動搖共產黨政權,因此他們會大力反對。而以趙的政治力量,根本不足以推動以上的改革。

更重要的是,中共政府推行的政治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動搖共產黨在中國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即使開明如趙紫陽,他的政治改革方案,根本是為了配合改革開放的進程,他要做的只是要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而非改變共產黨的政治地位。全國民主選舉、政黨輪流執政,在共產黨統治下根本不可能發生。

 

經濟:深化改革之路

 

到了八九民運的時候,改革開放已經推行了差不多十年,經濟環境改善的同時,民生問題亦逐漸浮現,例如官倒、物價不穩等等,而民眾對這些問題的不滿和憂慮都反映在八九民運的訴求中。政府雖然以暴力鎮壓民眾,但深感必須盡快處理影響民眾的民生問題。

就以官倒為例,在六四事件之後,政府即時作出反應,在1989年11月的十三大五中全會,通過逐步解決價格雙軌制問題,先對統一分配煤炭的價格,變「雙軌」為「單軌」,以後逐步增加取消「雙軌制」的品種。在政府調整之下,官倒問題最後於1992年底完全消失。

然而,六四事件發生後,人民見識到政府的屠殺鎮壓,自然會噤若寒蟬,政府推行甚麼政策,已沒有人敢再抗議。因此,政府便藉此「良機」,就在六四的僅僅三個月過後,開始全面實施價格改革,集中調整日用品價格、匯率和利率。往後的幾年,物價持續上漲。須知道,在1988年,政府就曾經嘗試強行「價格闖關」,怎料引起物價大幅上漲、民眾大規模地搶購日用品,逼得政府最後擱置這個計劃。
假如八九民運不是這樣告終,民眾自行撤離天安門廣場,而撤離是政府與民眾對話所得的結果,政府就應該會知道,民間依然有反抗力量,民間對價格改革的反對力量也得以保存。於是,政府在推行價格闖關時會顧忌人民的反應,這些阻力就可能會延緩價格改革。政府為了安撫民眾,說不定要改善福利政策,以福利來收買人心,一些社會保險制度或會更早出台。

可是,不論有沒有六四鎮壓事件,其實也不會影響改革開放進程。官員甚或知識份子都認為,改革開放在80年代末已是不可逆轉,政府早已大規模向國企下放經營權,難再收回;各種市場經濟的體系和運作模式都已成形,難再扭轉。在十三大五中全會上,政府決定深化改革,例如擴展對外貿易;同時亦加強國內企業管理,深化企業內部改革,改善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說到底,即使民眾撤離了天安門廣場,改革開放依然會深化,而改革開放的問題,例如城鄉差距、工人下崗等亦會繼續存在。

 

媒體:全面整肅

 

六四過後,政府大肆整頓全國報刊,尤其曾於八九民運期間正面報導六四事件的報刊,均遭整肅。政府更於10月宣佈,凡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特別是在這次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中錯誤嚴重、影響惡劣的報刊」要被撤銷登記。結果光是在1989年,就有接近200份報刊、超過500份學術期刊被迫停刊;1990年單在廣州就有一千多家印刷企業遭政府整頓。政府對媒體的打壓,由此可見一斑。

除此之外,1989年11月,即六四事件後半年不夠,江澤民就發表了有關全國新聞工作的講話,提出新聞宣傳不可能脫離政治,要求「新聞宣傳在政治上必須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從此以後,全國新聞報導都跟隨政府的說法和論調,新聞自由受到極大限制。

政府這麼雷厲風行地打擊媒體,其實是因為中共政府認為,新聞媒體報導八九民運的情況,是將這場運動的消息傳開去,令更多人得知這場運動;以正面的論證來報導,就更似是在鼓舞民眾,激起了民眾的情緒。既然新聞媒體的報導是這場民運的動因,那麼六四過後,中共顧忌傳媒對社會運動的催化效果,殺雞儆猴,以絕後患,便容易理解了。

如果民眾當時願意在政府頒戒嚴令前撤離天安門廣場,情況又會如何呢?那時趙紫陽未失勢,他作為開明派官員,一向支持開放輿論,容許民間獨立辦報。在這情況之下,他應該會反對整肅新聞媒體。但面對剛剛結束的民運,中共對傳媒必然會有所顧忌,加上中共黨內保守力量的推動,政府無論如何都會整肅媒體,頂多不趕盡殺絕,逼使報章停刊,但可能會以罰款、逼使報館總編輯辭職等等的手法,收阻嚇之效,甚至在報館、出版社內安插一些黨員幹部,直接控制報導、出版的論調。

 

結語

 

假如八九民運沒有像現實般終結,民眾在戒嚴前自行撤離。政治、經濟、媒體三方面的發展或者都會稍有不同:政治方面,雖然可能增加行政透明度等等,但始終不會改變共產黨的統治;經濟方面,價格闖關可能有更多阻力,但深化改革卻是事在必行,而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問題亦必會繼續存在;媒體方面,中央可能不會大肆整肅,但依然會對媒體加以打壓、暗中加強控制。誠然,以上只是筆者的猜想,大可一笑置之,六四事件對中國的即時影響固然不容忽視,但即使歷史改變,中國往後的發展也不會有太大差別。

 

 

 

[1]共產黨內一直進行「等額選舉」,例如有100名候選人參選「競逐」100個職位。但自從十三大開始,就將「差額選舉」引入新一屆中央委員選舉,允許提名略多於當選人數的候選人數。
[2]「政法委」全面是中央政法委員會,直屬中共中央,可以領導各級部門的司法工作,實際上即是干擾了法律運作,司法不能獨立於行政之外。
[3] 中共政府的各級部門,都設有黨組,負責貫徹執行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討論和決定該部門的重大問題等等,是共產黨全面控制政治的標誌,而取消黨組,則代表中央政府希望實行「黨政分開」,共產黨所制定的路線不能影響政府部門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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