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藍翔

 

前言:八九的社區模式,到底為何?

 

如果我們細心留意八九民運的歷史,不難發現當年運動的組織與崛起速度實在快得令人咋舌。從胡耀邦之死到四二七遊行,在短短的兩星期之中,竟有超過一萬學生近乎每天參與不同的行動與遊行。然而,在20年後的香港,即使我們的資訊科技高度發達,反高鐵的運動仍需以不同行動,如擺街站和苦行等,鋪墊議題接近一年,才能於立法會通過撥款的當晚,組織起上萬人的包圍立法會行動。

 

為何二者有著這麼大的差別?誠然,大學生的精英身份令學生產生一種救國救民的情懷,推使他們更積極參與民主運動。不過,學生推進運動以及組織的方式,亦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學生之間無疑存在著一種香港社運中缺乏的社區關係。筆者翻查史料,發現大學校園的面貌,與學生生活所組成的社區環境,對於八九民運的發展其實起了不少的幫助。

大學校園相對獨立而且能自給自足,大部分同學的生活區域也離不開教室、食堂及宿舍。學生的集中容許了資訊的高速傳達:在北京大學有一塊「三角地」,正正是宿舍與食堂之間的必經之路。只要學生領袖在那裏張貼海報,訊息即能夠極快地傳遞到大部分的同學之中。同學在共同的生活中會討論政治議題,如「麻派」的同學會一邊打麻雀,一邊討論政事;宿舍之中同學會相互交流各自的觀點,甚至以舍堂或科系等為單位參與行動。這種社區所塑造的討論空間,無疑醞釀了八九民運的力量。

 

學生領袖組織遊行,初期一般只有一兩百人集與,但隊伍只要在宿舍區域繞一個圈,便能吸引數以千計的同學加入。若舍堂裡有的個別學生沒有意欲參與行動,其他同學則往往會向他施壓。在這樣的氣氛下,他們亦更積極參與行動。此外,大學間的距離其實非常接近,只要個別大學組織起行動,其他的大學都可以很快加入。八九民運初期的組織,便是在這種環境中建構起來。

反之,香港的大型社會運動避免不了依靠主流傳媒作為動員的方式。就以2003年的七一遊行為例,當年即便民怨沸騰,但若無蘋果日報等主流傳媒動員群眾上街,該遊行大概難以獲得五十萬人上街的聲勢。在這種受到主流傳媒影響的模式下,社運團體往往需要以出位的方式,嘗試吸引傳媒的眼球。反之,不受主流傳媒注意的社會運動則難以獲得社會大多數人的關注。

 

這種社運模式無疑是極不健康的,但我們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動員模式?在許多針對舊區重建與鄉郊發展的抗爭中,均出現了以社區為本的組織方式,包括灣仔利東街、深水埗順寧道等重建區,新界東北的發展等,面對這些議題的關注組與義工支援組均以社區為本的方法組織運動。

 

順寧道義工支援組一直協助該區的居民抵抗重建的壓迫。故此,筆者特意找來支援組的義工張善怡(Selina),討論關於香港社區與社區抗爭運動的現況。

 

香港的社區「動員」?

 

在訪問之初,Selina 明確指出將「動員」一詞套用在社會組織身上並不恰當:

 

「坦白而言,我對你使用動員這一個詞語有點奇怪,甚至反感。」

 

在她的眼中,「動員」就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模式,組織者高高在上,而參與者一般只是被知會與被動參與。除了被動參與,他們能否對運動作出更多的貢獻?近乎不可能。

 

「在社區組織的模式之中,我們並非「動員」居民,鼓動他們參與抗爭,而是面對不同的問題時,與居民共同合作解決。

 

Selina 續指,關注重建的社區組織,雖然很多時候需要與政府交涉,甚至抗爭,但這些組織的成立目的並非為了在短時間內策劃行動,而是令居民能夠更加團結,以一個社區的視野解決問題。因此,我們不應將它視為社運團體,而是居民組織。在得知重建計劃後,義工會向居民簡介重建的流程與影響,並協助居民成立關注組,讓他們能夠了解實際的狀況,並邀請曾受其他重建工程影響的居民分享經驗,甚至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幫忙組織行動。

 

「我們不是帶領他們抗爭,而是協助他們共同解決問題。」

 

為何我們強調社區?

對於基層而言,許多基層市民必須依賴社區的功能性。Selina以深水埗的排檔為例,因有位在附近大廈倒垃圾的媽媽,無法照顧孩子,數個相熟的排檔每天都協助照顧,讓小朋友在那裏午睡、休息或做功課。基層人士缺乏資源,自然需要依靠社區的關係來維持他們的生活。對於基層人士而言,社區其實是「必需品」,是他們賴以自救和互助的方法。

 

但作為「外人」的義工如何融入居民的社區網絡?Selina則指出義工其實沒有太刻意「融入」社區。以她有參與的深水埗順寧道重建區為例,大部分都是劏房,而且缺乏租金管制,租金有時升幅極大,居民亦要經常搬遷,街坊在重建之前並不相熟,沒建立很深的社區關係。故此,大部份居民也許會在重建程序開始時才經由社區組織認識對方。與此同時,這些居民其實對詳細的流程不甚了解。義工藉由向居民分享經驗,了解居民的想法與困難,自然能夠獲得居民基本的信任。而經過不斷的相處與磨合,義工與居民將建立更為深厚的關係。

 

建構社區的硬件與軟件

 

那麼,社區是如何建構出來的?社區關係其實建基於個體之間的共同生活。她以兒時的經驗為例:

 

「在一些舊式的公屋屋村之中,每層的大堂都會有一個很大的空間。在我小時候,家人即使不容許我到街上遊玩,亦容許我與其他住同一層的小朋友在走廊的空間中遊玩。」

 

不難想像,孩童之間建立的友誼會促成家庭間的交流,從而建立起社區網絡。

 

共同的生活,大多建構在公共空間之上:樓宇的走廊、街上的排檔甚或是橫街窄巷。在開放的空間之中,不同的個體會互助、交流、甚至發生衝突,從而建立社區關係。Selina以油麻地一間餐廳與鄰近商舖的衝突為例:該餐廳會在夜深時分在舖外放置幾張餐檯,引來商鋪的東主的不滿。雙方雖然發生衝突,但亦容易從爭拗中找出共同解決的方法,而建立起社區關係。

 

公共空間之所以能夠孕育社區關係,是在於其開放性。換言之,若公共空間受到太多的規管,則會失去其意義。如果在上述的例子中,有食環署或警方的人員直接檢控餐廳東主,這種社區關係根本無法形成。從西洋菜街的行人專用區,到上水彩園村的夜市小販,針對公共空間的規管在香港屢見不鮮。正正是這些規管限制了市民之間的互動,剝奪了社區關係的發展。

 

香港社區關係的割裂,除了公共空間的影響之外,亦與我們對生活的觀念有關。面對生活困難,我們慣於透過個人的拼搏與家人的協助來解決問題。即使在生活中,我們也不會與鄰舍溝通。Selina認為香港人對這種核心家庭的概念依舊非常牢固,令我們在面對一些能夠輕易利用社區關係解決的問題時,依然選擇依靠自己或家人。以一個父母皆需全職工作的家庭為例,家長一般都將小朋友交托予祖父母照顧,而甚少利用社區托兒服務或與鄰舍互相幫忙。

 

回到社區抗爭的討論。在一般的理解下,社區組織大多只會回應社區內的事務。但在八九民運,雖然運動在大學的社區中醞釀,其所提出的民主訴求經已超越了社區本身的議題。可是在香港,這種推進可能嗎?一些以解決社區問題而成立的組織,可以釋放出在社區以外的政治能量嗎?

 

Selina 認為這個可能性的確存在,但只能擴展向與社區扣連較為接近的議題。例如,不同的重建關注組的居民其實也面對租金不斷上昇的問題,故此,他們曾聯合對於租金管制的議題作過一些研究,並向政府提交建議書,亦積極爭取租金管制政策;深水埗順寧道重建區的居民面對重建時,亦嘗試檢視整個深水埗的城市規劃,並在區內不同地方設立街站收集一千個居民對社區規劃的意見,提出與政府計劃不同的自主規劃方案,爭取市民在公共空間以及城市規劃中的話語權。

 

Selina亦認為以社區的方式推動議題有其獨特的價值。在社區層面,討論可以更為深入和生活化,市民亦能了解這些政治社會議題與自身的關連。筆者認為,以主流傳媒接觸公眾的方式缺乏了市民間橫向的討論,而社區的模式正正能夠補圓這方面的不足。以上述的社區規劃為例,如果議題由政黨或傳媒主導,直接指出政府重建方案的問題,居民就會非常被動,亦往往很難表達意見。但是,若如以上所述,以社區模式推動,居民之間便可以充分討論,表達自己的聲音,共同構築一個符合社區需要的方案。這種行動對於居民而言是一種充權:當居民與社區共同參與這些運動,亦能鼓勵自己活出更為自主的生活方式。

 

但這種社區組織所能關注的議題有其局限。現今的香港社區關係薄弱,面對與居民的利益直接相關的議題,尚且能夠自行組織;但如果是一些宏觀的議題,居民很難積極參與。正如我們也很難寄望,在當下的香港,重建關注組會積極參與同志平權的運動吧。可是,在社區關係強化後,社區模式的潛力便會大得多。Selina 舉出高雄的一個被工業區包圍的社區組織作為例子。這些社區團體除了以藝術與社區的抗爭模式,反對工業區的高速發展,亦會進一步參與就著影響台灣整體的社會事務,如核電廠興建等社會運動。

 

此外,Selina 對社區組織有著更多的期許:「經過組織內部的溝通,甚至是組織之間的互動,其實可以促成更多議題的發生。」Selina 正著手聯合不同社區團體的力量,嘗試以社區與社區之間共同合作的方式,來增加社區組織的影響力。我們或許可以期待,以社區與居民為本的組織,將為香港的公民社會作出更多的貢獻。

 

 

結語 —— 我們該如何看待八九民運的經驗

 

為何我們要檢視八九民運?這是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我們每年都在感嘆六四慘劇的悲哀,卻甚少將我們對八九的理解轉化成為一些更為積極的經驗。在主流傳媒的引導之下,香港的社會運動只會繼續受到左右。八九的經驗正告訴我們:社區組織是一條可能的出路。八九年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狀況固然與香港現今的情況有所不同,我們亦不能直接吸收一些仔細的經驗;但這種可能性的存在,本身也值得我們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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