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俊熙

 

我們都努力投入過書院迎新營(下稱大O),想跟身旁的新生混熟;嘗試dem beat,記beat詞;一起在中大喪跑,感受群體活動帶來的興奮。有些人由始至終都那麼投入那股魔幻的集體狂熱之中,但即使是這類人,和很多其他人一樣,都應該感受過隱含在狂熱中的失落感。可能是高呼完口號的一刻,是夜話後入睡前的靜默之間,又或是營會完結時。

有些人因認識一群投契的朋友,又或覺得不能強求甚麼,義無反顧地投入集體活動的快樂之中。但更多人將失落感轉化成對大O的厭惡, 認定投入徒勞, 繼而抽離, 少數人更quit了camp。 然而,在厭惡大O同時,我們實際上要怎樣將之扭轉?當不審視這種失落感的源由時,難道歷史就不會重演?

 

回望以前的迎新營

我們很清楚,大O的問題,並不是一句「活動好無聊,都唔知玩緊咩」就可以解釋, 亦不只是「同其他人唔夾, D人淨係識玩」。要回答大O背後的問題,我們似乎先要了解它所為何物,擴闊自己的想像空間,不囿於此時此地的大O。
所謂迎新營,就是讓脫離了多年中學教育的新生,在一片模糊和焦慮之中,找到在大學的方向,探索自己的角色和責任,是為orientation。輔導員一方面讓新生了解大學,一方面助他們適應,認識身旁的人。然而,這個抽象目標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執行起來,卻會變成非常分殊的迎新營。

七十年代的迎新營有很強政治性,講反殖、國家和民族的承擔。但自從文革的理想幻滅,四人幫倒台後,大O被批為灌輸和洗腦。八十年代大O的政治色彩褪卻很多,   轉為與新生探討讀大學的目的, 以及大學生和社會的關係。那時大O以討論為主,軟性活動很少,最多只是一開始為求熟絡,辦一點小組聯誼活動。一如政政系教授馬嶽所說︰「那時書院迎新營籌委很排拒康樂營這個說法。如果有人批評他們的Ocamp是純玩的話,搞不好會反面。因為那時大學生精英意識很強,覺得自己劈低很多人才能讀大學,用了很多社會資源,所以在大O絕少提倡玩。籌委覺得大O是一世人一次,助新生理解大學與社會的關係,不會花幾個月搞Ocamp讓新生玩樂。」

大組長和輔導員也跟現在的差天共地。「以前大組長是思想型的人,能帶組討論。而輔導員會收到資料冊,內容有校史、理想、中大重要事件、社會和中國的資料,讓他們熟讀。輔導員的職責,是帶新生討論,如果本身不熟習議題的話,就肯定出事。」當時,就算是看完話劇,玩過處境遊戲,輔導員從中抽出細節,引領新生討論大學理念和社會議題,帶出主題,慢慢讓新生找到在大學的路向。

實際的轉變在何時發生已不得而知,九十年代迎新營裡討論明顯減少了,即使內容仍比現在的來得扎實,但已偏重以玩樂來讓新生適應大學。據當時參加迎新營的阿南(化名)說,活動形式不外乎大組節目、競技、環校跑等,不過新生投入程度和現在差很遠。「現在大家都有手機,增加自閉的可能,一個唔中意,就玩手機和行開,不理會大台。以前哪來甚麼手機﹖新生俾人焗住玩。而且大O以前確有佔優條件︰你只能透過它識朋友,現在無論資訊上、人際網絡上都不用依賴大O。」

相較現在完全不討論,較好的也只是交流大學計劃,或在活動後吹一兩句水, 九十年代大O的討論還算是有分量的。 阿南續說︰「我參加崇基大O。那時的主題節目嚴肅一點。其實在討論裡能讓新生明白大學和中學的不同,思考讀大學的目的,已經很好。因為有些輔導員已不特別支持討論,會hea住帶。」

講述以前的大O, 重點並非強調以往的美麗圖像, 譴責現在的貧乏。我們要問的是︰參看以前和現在大O的生態和背景,我們能夠昭示大O現存的甚麼問題?現時大O的空白,並不全是個人意志的問題,是甚麼原因以致它兜兜轉轉仍然揮不走那份失落﹖

 

轉變原因,大學生身份的低落

大O最明顯的轉變,在於團結新生的方式,由關於理想和議題的討論變成集體遊戲和呼喊口號,背後隱藏著的,卻是大學生身份的旁落。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是社會精英,大學生經歷比現在殘酷十倍的入學試,獲勝人數才佔同齡人2%左右,身份認同很快建立起來。入大學等於階級流動,收入三級跳,不少人自覺耗用很多社會資源,產生一種回饋、介入社會的責任。大學生談大學理想,討論社會政治議題;學生會發表對香港前途問題的建議書,當時總理趙紫陽更親自執筆回覆。這種共同的責任感亦加強了大學生的精英認同感。新生入學,要在大O明白自己的身位,靠的自然是討論議題。

其後大學生身份的沒落,扣連著很多原因。大學入學率不斷上升至現時的18%,令大學學歷不斷貶值。大學生在畢業後要面對的競爭愈趨激烈,以前的高薪厚職已不保。由於對前景不安,再談甚麼大學理想,難免會覺得不著邊際。大學生自我地位下降,自覺平凡,不再思考自身的使命感。結果是學運在八九後沉寂,中央學生組織萎縮,多次缺莊。

故此,大學生賴以團結的方法,再不是談論大學理想,一同介入社會。大學被調侃成「由你玩四年」(university的音譯),讀大學目標被簡化成大學五件事。而大O很自然不再以討論為主軸。新生對迎新營的期望被模塑成玩樂、 識朋友,不再是思考責任和理想。九十年代Dem beat的出現,彷彿標誌著舊時大O的消逝。大學生找了新的方式來獲得認同,藉由集體高呼口號,擊打節拍來製造。

 

我們還談甚麼書院精神﹖

另外一項轉變,是源於書院價值的蒼白,使大O介紹書院的部分總是空洞無物。七十年代,新亞新生看保釣電影,唱保釣歌,呼應著新亞的民族情懷和大中華意識。八十年代初三間書院仍找講者來演講。輔導員帶領討論書院精神,讓新生融入書院。

然而,自七十年代後,中央不斷集權,逐步收走行政、財政和教學權力,書院權力只剩下食堂和宿舍事務,而教學範圍也縮小成週會和書院通識,書院價值已被淘空。書院喪失教學獨立,無法實踐理念自行制定教學課程,已經談不上有甚麼書院精神。時代更替,舊書院的特質被淡忘,新書院林立,書院間的差異只剩下宿舍位置和學生福利,精神已無人再提。

書院精神化於無形,現在我們還能夠清楚說出聯合和新亞精神的分別嗎﹖如果我們也語塞時,我們還期望輔導員談甚麼呢﹖要營造書院認同,籌委想像到的只能是四院互片。不斷吹噓自己,說自己「很醒很型」,同時開玩笑地製造假想敵,恥笑其他書院,由此建立一種似有還無的書院認同。

大O的陷落,除了宏觀的轉變所致之外,微觀操作問題,例如書院學生會不再主導迎新營,亦是大O迅速捨棄傳統的原因,唯篇幅所限無法論及,只能輕輕帶過。

 

一個大O,一次重新出發的機會

沒有人會認為將以前大O的模式直接複製過來,辦個純討論的大O,就會解決失落感的問題。重要的是,時移世易,我們已不再享有甚麼精英光環,但即使變得草根,我們首先要做的,還是反省自身的社會位置。我們還要重塑氣氛,將已被遺忘的書院精神放在當下審視,重新賦予它們意義。而新書院要確立的精神,靠的就是院生的討論和協力。我們可以做的還有很多。說到底,我們其實都明白,如果迴避思考這些問題,不只大O注定難以將新生導向明確思考路向,活動有著難以填補的空白,其實整間大學也將會是失落的。

每一屆大O都可以是一個新的開始。籌委和輔導員都應面對縈繞大O的空洞和失落,由此設計節目讓新生找到在大學的方向。2011年新亞大組穆人巷創作新的遊戲「一步一生」,製造細節讓新生思考,嘗試鼓勵他們思考社會。同年聯合的迎新營則將detective game和聯合精神揉合, 追溯已經埋沒很久的聯合歷史。這些零星的反抗,縱使有拙劣之處,但可以看到的是,我們遠遠未被時勢壓垮, 還是可以做點甚麼。從來沒有人懷疑開荒的難度,即便這樣,我們要做的,還是檢討過往的不足,踏實地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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