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胡倩婷,劉子康

文:劉子康

 

說起社運電影節,沒去過的人難免會有點疑問:「係咪即係示威集會時會睇嘅戲呀?」、「係咪講啲人佔中架?」、「聽落似係拍比班激進青年睇?」其實,社運電影節已經辦到第12屆,年年辦,題材的確有佔領,但還有工運、教育、移民工、性小眾……電影節期望由影像開始,為本地的社會運動充當養分,口號「影像.感動.思索.行動」,也經已沿用了許多年──希望觀眾看完戲之後不是問「跟住唱k定食宵?」,反是受電影所動,開始思索出路,連結基層,奮起抗爭。

 

聽著這些好勁的目標,難免好奇到場一探究竟。但看著相當簡陋的設備,加上粗樸的街頭放映,看來又與電影節的雄心壯志南轅北轍。可是這麼一個電影節,又確實吸引到林林總總的人參與,而且不是一般會出席「文化活動」的人──見到一位阿姐映後與籌委有傾有講、另一位阿哥抱怨自己老闆無補足水、還有一位從異國遠道而來的旅人逐場追看……說要以影像感動群眾、連結基層,又似乎有些眉目。

 

選片理念──共同、覓索出路、學習聆聽

 

驟眼一看,電影節的選片來自中港台、東南亞、以至東歐都有,為何會選那麼多不同地區的電影?電影節籌委說:「若果看到地球的另一方,人們也在做相同的抗爭,面對著同一個問題,就能把那個經驗拉回香港。」縱然各地的社經結構有著一定差異,他亦希望強調某些全球也在面對的議題。電影〈粉墨登場〉記錄了台灣反高學費運動,核心訴求就是要求政府課徵企業紅利稅,以用於高等教育開支:高教一直也為企業培訓勞動人材,企業作為教育產業的最大受益者,理應承擔高昂學費。相對於許多已發展地區,甚或某些拉美國家,大學學費相當高昂的香港,迫使窮苦同學邊讀書邊打兼職,甚至為了求學而負債累累的人不勝其數,台灣的抗爭正好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開始重新審視高等教育。

 

社運電影節並不是悲觀的,而是希望觀眾看過後,可以開始覓索生活裡的出路。〈粉墨登場〉裡,縱然抗爭者爭取十年依然未果,難免會有氣餒的時候,但片中除了記錄了抗爭現場,還有在遊行前歡樂地排練著扇子舞、在小小單位裡一起看哈利波特,這些日常就在抗爭之中顯出力量。另一部電影〈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音樂.記事〉裡,樂隊走進工人當中,由編曲、作詞到演出,都與他們一起行動,以音樂連結群眾。這些人與人之間互相溝通、合作、信賴的共同感,就是電影節用以對抗冷漠現代社會的利劍。

 

看某幾部電影,尤其是在感化院內拍攝的〈壞孩子〉裡,難免會有迂迴難懂之感,這不是。但所謂迂迴,就是對抗主流媒體最常做的整體化和污名化──感化院裡的全都是壞孩子,犯過彌天大錯,所以要在這裡改過自新。但當看到一個希望成為明星的日本女孩,在鏡頭前載歌載舞;一個香港男孩朗讀自己和家人和女友上獅子山看日出的經歷,連續NG了數十次,生怕讀得不好,每一次莊嚴的NG都代表著男孩對親人的重視。看見這些我們都懷有過的、平凡不過的意願,於他們卻總是困難重重,那深陷於我們腦裡的「壞孩子」形象,才得以撼動。

 

觀映線索──藤掕瓜,瓜掕藤

 

每部電影並非完全割裂,而是在共同的議題上展述不同的面向,這就是觀映線索之必要。在其中一個觀映線索「教育還是教獄?」裡,我們在〈壞孩子〉看見感化院以懲罰教化「有問題」的下一代,〈粉墨登場〉裡則以學債負擔操控年輕人未來,畢業生被迫著投身大企業。現在的教育對年輕一代的箝制,不論是〈壞孩子〉裡的法律,還是〈粉墨登場〉裡的經濟壓迫,同樣是當權者對於下一代生活自主性的剝奪。

 

有趣的是,今年的其中一個觀映線索「猜謎:我們在說什麼?」包括了所有電影。若果我們仔細地看,〈衙前圍村〉裡舊區街坊遭財團奪去家園、〈像個人,活下去!〉裡公共企業私有化後造成的大規模裁員、〈粉墨登場〉中把萬千學生迫進勞動市場的學債……這些壓迫本來就不是零星的事件,而是指向同一套社會運作的邏輯:漠視無數人的生活,以換來一小撮人的富貴。受壓迫的人為了保障自己,漸漸變得不信任他人、自私自利。於是,窮人漸趨原子化,愈見疏遠冷漠,拒絕溝通、拒絕聆聽。但是,「猜謎:我們在說什麼?」就是把看似零星的的抗爭事件扣起來,被孤立的人尋回伙伴,打開一條溝通、討論、從而突破現狀的路。

 

映後討論──平等、參與、溝通

社運電影節的映後討論,同時是這種平等溝通理念的延伸:一般映後座談就是導演高高在上的坐在最前,觀眾就向他請教。但在社運電影節,即使導演在場,身分也與其他觀映者無異。沒有誰比誰更有資格說話,大家都是地位平等地討論問題。不同背景的人,諸如導演、學生、或是街坊,都對電影有著殊別的理解視覺。相信討論,就是相信在溝通裡頭互相啟發。電影節籌委說:「我們不希望因為任何能力上的差異,而令觀映者難以參與討論。」為了讓討論更容易發生,籌委會在場催生討論。有時是向觀映者提供資料,有時是挑戰觀眾的發言,亦會先讓少發言者優先。

 

一般人的觀映習慣,就是在電影播完之後就散場。即使本來有許多疑惑、感覺,也就這樣溜走了,甚少會向人述說這些感受。映後討論就是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練習表達,從而引起溝通。討論會中總會有沉默的參與者,但籌委也會鼓勵他們嘗試發言。筆者曾經在一場映後討論中遇過一位阿哥,討論了近2小時也還是一言不發,後來在籌委邀請未發言者說話的時候,才開始分享速遞公司的老闆時常沒有補足水,而且許多同事都有同樣待遇,最後深深不忿而辭職。這又與電影〈半.路過.世界〉裡菲律賓移民工人的待遇雷同。影像所引起的共鳴本來就有,關鍵在於觀映者有沒有嘗試講出來。

 

電影節之所以儘量讓每一個人也發表意見,也是因為相信真切的溝通能夠撼動既有印象。在〈半.路過.世界〉,映後就有觀眾分享自己被外傭欺騙的經歷:「我一路都對佢咁好,佢咁樣呃我,真係好傷心囉!」但其中一位籌委就提出疑問:「咁你有冇俾香港人呃過?」答案當然是有,但我們卻甚少會因此而下「香港人成日呃人錢」的判斷。要是持不同觀點的群體之間有更多溝通機會,指說一個族群不老實、沒貢獻、以偏概全的觀念就不會那麼盛行。

 

若果說我們的社會就是因為拒絕聆聽、拒絕溝通,因而未經思考就妄下判斷,導致同是窮困的人互相指罵、分化。那麼社運電影節多年來的目標,就是讓這種民粹和偏執暫停──緩慢令我們得以聆聽,堅定而溫柔的解構我們頑固的觀念。以日常的語言說,就是嘗試理解他人。電影節雖小,卻又實在地發揮著力量──正如〈粉墨登場〉裡所展現的,十數個台灣青年反高學費的力量固然有限,但卻是為將來種下了因,總有一天會在哪裡再冒起來。

 

這一切一切,若果缺乏了影像所呈現的細節,在這裡說得再多都只會是空中樓閣。不親身到場觀映、討論,又不會不會有同樣的感悟和改變。總之,到時候一起到場參與,看過了,傾一輪,想清楚,收拾好自己,為生活繼續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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