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敏

去年十月,《Book Review》出版,是香港少數以嚴肅書評為主題的刊物。今年一月八日,黃靜主編收到「被離職」的通知。以下是她在面書發佈的「被離職 . 啟事」節錄:

「在桌上工作了幾天,也在我接近完成第二期《movie xtra》編輯工作之際,突然收到「被離職」的通知。……尚未推出市面時,我被告知「製作思想性、前瞻性等俱備的嚴肅刊物」這個初衷不過是「自high」的行為,也不合符「經濟效益」——雖然說這話的人士當時並未讀過第一期的書評別冊。……當我們苦思如何在維持內容的深度上爭取廣告、又如何在和機構合作以及獨立性之間得尋求內容上的平衡時,原本雙月刊的兩份別冊又突然被改為季刊。祭出「經濟效益」說辭的下一步,便是進一步裁掉別冊的成本,除了出刊頻率,稿費,便是人。」[1]

因為經濟問題而消失、妥協的文化刊物,其實不少——我在意的,是它們被記住的方式。我們往往以同情心態﹝sympathy﹞來記住事物的價值,某某作者的稿件被突然抽起,或整份刊物被停刊,之後便有「維護XX自由」的說法湧出。將事件說成「被打壓」而喚起關注非常容易,也非常危險,因為這樣事物本身的價值反而被忽略了。

於是《Book Review》裏編輯的高度、尖銳而多元的編輯考量,便很可能在同情之中被忘記——如果我們無法明確說出自己失去了甚麼,無法為所重視的事物有效辯護,我們還憑藉甚麼去言說重視呢。於是下文希望評論《Book Review》創刊號,指出其中有別於主流、值得留意部份。於是我們得先對現時香港書評所呈現的面貌有個概略的理解。

Part 1:簡論現時香港書評,與其閱讀耐性

專門刊物之外,九十年代香港報紙曾是書評興盛的園地,設有書評的固定版面,如大公報的「讀書與出版」、文匯報的「圖書」、新晚報的「書話(開卷)」等等,然而今天大多已經消失。今天仍有部份報紙留有書評的欄目,如信報、經濟日報等仍保留一兩頁書評專欄,明報的「星期日生活」亦有「讀書」的欄目,其他報章亦偶見書評,如文匯報、明報世紀版。

粗略點說,目前的書評生態,偏向內容介紹而缺乏分析、注重靈活和輕巧、但忽略框架和結構。譬如依筆者翻查報章時,不時見到「十本最xx的書」這類將十篇約二三百字的書介輯在一起的做法,譬如〈明報.星期日生活〉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歲未回顧 2014好書推介——讀書所何為事」、經濟日報逢星期三的「打書釘」版面。就書評的重心而言,部份著重於該書是否值得購買、另一些以介紹為主的書評,則甚少超出書本的內容,稍微尖銳的批評則幾近不見。

上述報章注重方便、普及,未嘗沒有推廣閱讀的理想,但如果完全沒有其他面向的書評,那就需要小心了。如果書評是其中一個我們閱讀的起點,那主流書評的質素的,多少也決定了我們閱讀水平。尤其今日傳媒的工具發達,我們的愛好與興趣就越容易受控制、牽引。

正如也斯曾於〈書的「非書化」〉一文提出,今日我們對書的觀念已有所改變[2],以前是作者主導:作者寫了深刻的作品,經出版社採納而出版,讀者讀完後有所啟發,以後有可能反覆閱讀。但今日連鎖書店壟斷書業市場,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出版社的市場經理擁有壓倒性權力,以他所預測的消費對象的口味為方向,找適合的作者完成寫作,再行銷至各連鎖店。當書籍被視作產品,首要目的便是用以消費而非閱讀,方便消費者一兩個星期後再在連鎖書店購買另一批書——而今日的書評,正正趨近這種鼓勵消費的作用。

我也不敢說強調消費的書評沒有提升閱讀氣氛的效果,但即使有亦有其後果的。偏重短篇幅、迎合讀者合味的書介,會培養出某種閱讀習慣和人格態度:失去閱讀長篇文章的耐性,喜歡一概而論但缺乏分析深度,以及崇尚專才而拒絕陌生範疇的書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同意這個觀察——今日校園整體的閱讀耐性已日趨崩潰,如果不是已經徹底崩潰的話。不同學系也許情況有異,但就我所讀的中文系而言,把指定閱讀材料讀完一半已算勤奮的了,更有教授開課便開了一微帶感傷的玩笑:「我知道大部份人是不會把指定閱讀材料都讀完的,我已在課程簡介上標誌其中兩本讀閱材料,當給我個面子,至少把這兩本書讀完吧。,」

我始終認為,鼓勵消費不應是書評的核心。我曾經在英語的書評刊物裏讀過David Harvey的“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的書評,採用了另一套分析框架,撼動了我初讀時以為理所當然的部份,也提供了切入同一問題的不同角度。譬如“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第一、二章以「新自由主義」,概略地分析全世趨勢:資產階級以「市場自由是最大的自由」為假設,實行一套通過跨國的資本累積,去加強資產階級的勢力,並舉出不同國家運行新自由主義後一一衰敗的例子,如阿根廷、希臘等﹝當然衰敗的後主要為基層負擔,譬如削減福利開支﹞。[3]那些政治分析工具提供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思考框架,使我幾乎認為,那是不可動搖的——及後讀到Michael J. Thompson的一篇書評[4],才意覺到David Harvey不是沒有沒有縫隙的:僅以資本累積的機制去解釋政治和文化現實,難免有簡化問題之嫌,然後補充文化認同的角度、以及提出群眾運動的面向。由是我理解,書評應該是關於閱讀和分析,撼動固有的定見,思考文本之間或文本與文本以外事物的關係。

Part 2:釵於奩內待時飛:《Book Review》

去年十年出版的《Book Review》,採取了有別於上述書評生態的編輯方針。《Book Review》A3大小,隨著《號外》附送的十六頁書評別冊,封面是兩個手持書盾的女子。今天報章常見的短篇書介,在《Book Review》十六版裏只佔一版(其中還包括極其冷門的香港文學大系)。評論的書籍幾乎是完全不迎合讀者的——哪怕看過帕索里尼電影的人,也沒有讀過他籌備十年仍無法完成電演《聖保羅》劇本吧。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為《Book Review》篇章作文本細讀,但仍希望勾勒出幾個值得讀書留意的地方。一是書評形式的嘗試,二是對長度和深度的包容及重視。

書評形式的實驗:我們所錯過的閱讀層次

《Book Review》裏面有些比較接近傳統書評,就著書籍內容發揮,譬如黃念欣<關於學生、政治、文藝與自由>,但有些則不:譬如Cover Story的佔領專題雖說是分析政治書籍,但文章的終點是放在現實層面的,別冊末頁馮晞乾的〈未來的書〉裏甚至沒有一本實際存在的書,反而有點像文藝創作,寫自己正打算寫的,未存在的一本書。

將上述文章章放於《Book Review》裏,我以為是編輯在發問:這些有別於傳統書評的文章,算不算是書評?如果書評提供了閱讀的方法,除了聚焦於書籍內容,還有沒有其他的閱讀方法?

比如〈“To read or Not-to read” Questionnaire〉不以書籍為中心,而集中於讀者的閱讀經驗。今期訪問彭麗君教授和鋼琴家黃家正,分成「TO-READ」、「NOT-TO-READ」兩部份,前者問問他們讀甚麼書,算是沒那麼長篇大論——但我以為問他們沒讀那些書的部分,也是訪問重要的地方。「NOT-TO-READ」裏問黃家正有那些很想看但沒開封的書,黃家正直言「有很多!」,如《罪與罰》、《戢爭與和平》,而原因都多是太厚太長。

由沉悶、甚至虛妄等閱讀經驗的陰影部份,我們會不會對平時我們是怎樣理解書本的?今天強調「悅讀文化」,推倡快樂閱讀,這兩篇訪問的問題結構明顯也肯定閱讀的愉悅,但同時對於抱有警惕,這種愉悅,有多少是因為作者選擇了結構簡單的表達形式所致?

《Book Review》不斷嘗試各種書評形式的可能,其實是在提醒,平日我們閱讀時錯過了的閱讀層次。譬如上文提及的〈未來的書〉一文則嘗試探問書本、以至知識的生產方式。〈未來的書〉不斷以前人作家的寫作風格去書寫當下,譬如想像荷馬史詩的長短格六步體去寫當下佔中。不同時代裏總有人不斷尋找一種新的表達方法,於是我們有不同的先鋒作品,但「先鋒」與舊物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正如荷馬佔中史詩,那麼新,新到咁舊。

報章單調的書介,某程度上局限了我們閱讀的角度。《Book Review》則嘗試展示出另一種閱讀的可能、或態度:除了圍繞書籍內容討論,也可以回應現實、可以討論知識/愉悅產生的過程,可以分享閱讀經驗,可以跨界討論另一個知識領域,可以作作者之間的對比。《Book Review》裏的書評,由一本書開始,不斷延伸思考:如果書籍如銀河沙數,《Book Review》則在嘗試構築知識系統的宇宙,讓我們在茫茫星空裏看見星座。

以長度和深度,對抗速度

《Book Review》和其他報章比較,最明顯的差異大概是篇幅和版數。就筆者觀察,一般書評最長約二千多字,佔報章半版或一版,星期日明報的書評版面則佔兩版(連廣告),每書評約三千字。而十六頁的《Book Review》裏,除了封面、封底廣告、以及一版的新書推介,其餘十三版的大多都是二千字以上的長文,更有兩篇四千多字的。

《Book Review》在篇幅和書評密度上的處理,明顯抗衡著目前書評生態和閱讀趨勢,容許嚴肅書評的出現。文章的字數多寡,意味著作家有多少空間發揮、鋪排,當然有的作家在狹隘空間也能絕處逢生,短短五百字同樣精彩,但更可能的情況是,因為篇幅所限而將部份論點刪減或簡化,於是就容不下傾向嚴肅的長篇文章。

當然長度不一定等於深度,綿長篇幅有時可能是行文冗長、可能是選擇了錯誤的表達形式、可能是對論題並不夠熟悉所致,但我們理應維持足夠的閱讀耐性,讓這些知性撼動可以產生。

比如Cover Story的佔領專題,佔了整份刊物的六版。這個專題對應是的極其龐大、混亂得無法預測佔領運動,然而四篇卻組成了完整的框架:羅永生借分析波蘭團結工會的著作《Solidarity and Contention: Network of Polish Opposition》,回溯過去,提醒零星或失敗的抗議浪潮之今日運動的扣連;何雪瑩則借《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指出當下抗爭過程裏民主協商的重要、〈告別「民主回歸」,迎來⋯⋯〉從歷史脈絡出發,分析四位1960年代的學者,指出未來「後佔中」的運動方向、〈專訪陳冠中:香港由「雜種」走向「變種」〉則選擇一個相對抽離的作家角度,為社會運動提出思考資源。在紛亂而龐然的佔領運動裏,這專輯提供了一個相對整全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框架,在混亂的局勢裏建立一套可以立足的座標系統。

版數之外,《Book Review》裏亦有鄒崇銘〈告別「民主回歸」,迎來⋯⋯〉四千字長文,論題是「關注選舉爭議,更要留心社會文化矛盾」,題目相近的文章及後不少。然而鄒文選擇了強調歷史脈絡的論述方式,採用四位深受年輕一輩歡迎的教授及其著作為起點,最終引領到的「普選有其局限」的文章結構。在去年十月形勢混亂、群眾情緒偏向「我要真普選」的簡化論述的時候,鄒文的確顯得札實和細心。

《Book Review》對長文的包容,我理解為對知性討論的重視,肯定書的嚴肅面向——從書本汲取詞彙和論據,用以議論,甚至對抗世界。而這些都是社會不屑一顧,都被描述是不利前途的事物,一如那高層所說——《Book Review》的初衷不過是「自high」——於是《Book Review》對長度的包容、對深度的肯定,除了是對讀者耐性的挑戰,亦對城市速度的批判。

結語

最後有兩點補充。一、我也必需承認,由於字數所限及個人偏好,這篇評論是偏袒《Book Review》的,有些我不滿意,或其實看不明白的地方,譬如四千字的書評依然太短,對新作品關注不多……但下一刻我便想起,這也只是份十六頁刊物,還只是創刊號而已。二、由於筆者的文化修養之淺薄,對書評認識之貧乏,這篇評論總是顯得表面淺薄。但即使未如人意,我還是想把此文獻給《Book Review》創刊號的主編,因為對有深度書評有所包容的文化空間,實在是買少見少了。

 

[1] 黃靜:<被離職‧啟事>,全文在於獨立媒體查閱,連結如下: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0308

[2] 也斯:〈書的「非書化」〉,載羅貴祥編:《觀景窗》(香港:青文書屋,1998年),頁288-290。

[3] David 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United stat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63.

[4] Michael J. T.:The World According to David Harvey . Online Link: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B0QFjAA&url=http%3A%2F%2Frebels-library.org%2Ffiles%2Fd3Thompson-1.pdf&ei=gePaVPLIJtPo8AWBpYL4BA&usg=AFQjCNEihtd43qSIk6YZtnyq7nv6loLagA&sig2=Siopj1dsjMCuMni1bhA9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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