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痛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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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智良

(原刊2008年12月22日《明報》「世紀」)

 

自殺是最強烈的抑鬱:我活不下去了,生命那麼醜惡,你們每一個還生活著的人是那麼醜惡。

自殺令我們每一個還活着的人羞慚:你說你說,你的生命有何價值,令你可以毫不羞愧的活下去。

我們還可以怎樣回答。

—黃碧雲〈無人相認〉

 

我從朋友發過來的電郵得悉M前幾天晚上跳樓自殺死了。

我不知道對於一個人的死,作為生者可以說甚麼。(不可能的!─是她。)

死者不是歷史人物,我不能帶著借古鑑今的眼光去評斷她或她在某個歷史時期的「位置」與社會學研究「意義」,或者說,如果「歴史現場」是還未宣佈成為過往的現在,時間因為記憶與想願而變成捲曲、折叠。死者與我不算相識,但也不算不相識,我無法以路人論者「無知」的位置理解她的死,也無法以親人朋友的悲傷去悼念。

死者算是我的讀者—那純粹是語言文法使然,一個作者不能擁有「他的讀者」的;「讀者」是指她讀過《房間》。她的死被說成某種典型:優才生、受不了課業壓力、壓抑情感、躁鬱症病患……典型與「真相」之間,情切之處頓然落空: Time is a joke we keep on telling the wrong way.

M來過七月的一場書會,我在二、三十人面前跟她吵了一場架,關於精神科「治療」演進和「病者」身份標籤的不同見解。她不是我的粉絲、也不是整天盯著肚臍眼覺得抑鬱很浪漫、很文藝的另外那種。她帶著問題來,帶著更多問題離去,又在網誌上寫了些反駁著我去讀,我沒有回話,我只是覺得她太急著想抓住一種說法,以處置自己正歷著的困擾。

當時。我覺得她突然發言頂撞,是在惹人注意,就像故意搗蛋的那種小女孩式撒嬌可是表情語調走了拍,我也對她很不客氣,而且精神科醫生會說的論調我聽了十二年、幾代「抗抑鬱藥」我和一些朋友都吃過,真的夠了!以社會功能障礙劃分「疾病」、用危險藥物長期轟擊大腦中樞神經作為「治療」,並沒有讓人對自己的人生更負責,僅成全了一種制約(Conditioning)。到她轉頭說自己不只是醫科生、也是「同病相憐」的病者,我感覺很差、彷彿我的坦陳終究是為了被嘲弄、或僅是為了讓人「認同」……

我方才記起那天臨走的時候,我跟M握過手,輕輕的,大家都有點尷尬,但是大家都需要那一下輕輕握手。因為這種極其薄弱的體諒、或連繫感,我無法別過臉不去想,她後來的自殺。我彷彿看到的是醫科生與「躁鬱症」病患的雙重「身份」在她身上打架、無法疏導對自己的「精神病歷」的壓抑、怨、愧、反抗。我以為她會好起來的。我以為她能夠開始跟人談起這些,就會慢慢鬆開那無形的緊束衣和防衛機制。

後來我才知道她那麼年輕。我像她那個年紀的時候,一定比她還更「倔強」、「癡狂」、「離羣」。再回頭想,12、13年前,大學校園以至香港的社會氣氛,似乎比今天濶落、鬆動好些。

***

我是自殺遺族、倖存者,我願意相信,她本來就不會自殺的──死是可以的。死前經歷的痛苦、冷漠、不流血暴力與割離並不。

死者趁深夜,大家在睡覺、在上網、看電視的時候,在一幢公屋的電梯大堂附近徘徊,遺下寫好的「遺書」,在一米多高的欄河前面,她看到甚麼?聽到甚麼?然後,她攀過那欄河,危立廿多層樓上面那一截石壆,她看到甚麼然後就合上眼踏空那一步?

我一直丢不開腦裡那個情景:許多幢幾十層高的大厦、許多家戶亮著白的、黃的電燈。汽車在馬路上行駛、車燈流動。晚歸的人在街上。

M最後一次看著這個「世界」,一定就是眼前有許多幢幾十層高的大厦、許多家戶亮著白的、黃的電燈,汽車在馬路上行駛、車燈流動,晚歸的人在街上;與昨天和明天沒有兩樣;然後她就伸出那一步、放空。生和死沒有分別,跳下去比活在這個「世界」要好一點。

***

你想想看,二十歲女,大把青春。除了標籤、除了自殺,可以有那麼多可能、那麼多潛質。為甚麼偏偏就是標籤、又偏偏是以自殺終局?

對!「沒有人叫她去死的。」我們沒有。我們只是扼殺一個人的那麼多可能、那麼多潛質而已。扼殺:不容許、不容讓、不接納、不願意見到、不要聽、不想知道其他的可能。此消彼長。

我們竟還活著,不懂安慰,竟還在無恥的說死者:「……本周一還見她如常上課,卻想不到她突然自尋短見,對事件感到傷感和驚訝。」然後又說她一向「活躍開朗,經常笑臉迎人,懐疑她有心事只會往心裏藏,加上醫科功課壓力大,疑未有向人求助而自尋短見。」說完,無姓名標示的「知情者」則透露:死者「早前患上狂躁症及有抑鬱傾向,其同學發現她情緒受困擾及失控,更開始離群並與大學宿舍同學發生衝突。校方得悉其情況後與她聯絡,並提供輔導。」竭力維護體制專業形象的精神科教授又摸透「病人」心理一樣說:「醫科三年級學生已被當作實習醫生,有精神病時求助會卻步,『好驚帶住能醫不自醫的感覺,介意俾人知道,接受醫治時唔會跟足指示。』」

我們站在一種言論位置,不斷重申「我們沒有甚麼可作的。當時沒有,一直沒有。」死者可沒有這個位置,她做或不做任何事都要算數。

我聽到的版本跟報章和討論區所載大有出入。死者一直有尋求專業介入、為了「病情所需」申請停學、調宿,也很努力去理解冠在自己額上的「病稱」;死者也跟人訴說過自己受不了壓力;死者死前一個月剛轉了藥物處方、正值藥物「斷癮癥狀」最猛烈的高危期。

─〈羅生門〉的教訓是,鬼魂要保護自己的名聲(Name),也因此有了說謊的動機,身體沒有了,但身份與身份政治持續還在。只有死者知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到底是甚麼一回事、甚麼一種「真實」;死者與生者所持的「真實」大相徑違。我們可是活在招魂乏術的時代裡。

***

一個又一個人兒活的不快樂,自殺死了。我們還是無視現實,顧左右而言他。

小朋友都知道的事情:跌痛了的小朋友哭了,他的同伴會伸手扶他一把、抱他一下、親親他。我們首先卻說,「不干我事」,並且告誠自己的孩子,「不要亂跑」。

我們連小朋友懂得的事也不願意做;輕蔑死者「自尋短見」,見出我們的涼薄─相對於「自」的「他人」、相對於「短見」的「遠景」在哪?他人缺席、遠景未現,一個人所「尋」能有所獲、能有所覓見嗎?

死者經歷了甚麼落得如斯絕望?她的心事怎麼沒有人願意照顧?她不曾對「絕望」作出頑抗嗎?

一個人徹底絕望,來到一個地步,「世界」只餘那短短一截石壆不得駐足要掉下去了。這可以剝離她的生活情境與條件去考量,說她是「突然自尋短見」、對記者表示「很驚訝……很遺憾」開脫過去嗎?如果M真是「優才生」,她一直以來接受的「優才教育」給了她甚麼教育?醫學院和宿舍生活給了她甚麼體驗?如果M真是「患上狂躁症及有抑鬱傾向」,精神科和臨床心理治療給了她怎樣的康復條件?自殺者卻用自己的生命與未來的全部、用毀滅自己、用感情的最大傷害,對這一切作了否定。非常明確。

M的自殺不是獨例,將來還有的。死亡佔盡上風,而我們只有自己的平庸和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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