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敢忘記，依然遺忘了多少——將六四置於改革歷史長河

文：渺

喊說毋忘六四的同時，我們也許忘記了，六四是改革開放由緩轉急的重大轉捩點。在種種具中國特色的社會問題前，數以億計大眾從此被迫噤聲。

六四過後，我們的想像大概是殘暴政權繼續打壓人民。惟有結束一黨專政，釋放民運人士，才能對得起眾英烈。僅此而已。

六四固然是一場悲劇，但其歷史重量絕不止於此。別忘了還有許多許多人，他們和子孫都苟活了下來，二十多年以來，承受著隨經濟變動而來的苦困。我們為當年的民運哭喊，卻無暇、甚至不屑一顧被遺落於今天的他們。

而他們的生命從未離開六四。六四標示了中國改革開放由緩轉急的分水嶺，一場席捲全國、殺人不見血的風暴由此而起。而不知道這段後續，也就依然遺忘了六四歷史里程碑般的意義。

真正的巨變：經濟改革

六四過後，一場秋後算賬屬意料之內。知識分子、工人、學生被通緝拘捕，黨內派系則被清洗。政府修改集會相關法例後，變相延續1990年初解除的戒嚴令，集會示威受限、禁止官方以外組織、反動刊物被禁止出版、外地及港澳記者採訪受限。

然而真正的巨變，是在改革開放油門上長按不放、猛然加速的一腳。1978年起，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型至市場經濟，逾十載以來衍生出種種社會問題，埋下了八九民運爆發的種子。然而，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宣佈：全面開放市場、帶動經濟現代化──換個說法，即在基本形式民主和法制未成形時，改革全速前進。經濟體系與社會關係隨之徹底改變。

以房屋為例，八十年代以前住屋被視為基本生活需要，從建設到分配皆由政府負責，逾九成住房投資來自國家預算，租金低廉得近乎免費，但就要面對房屋狹小、日久失修的情況。1985年引入房地產買賣機制後，1988年僅16%投資來自國家預算。私企建樓、樓價狂飆的局面，在鄧小平南巡後爆發起來。沿海城市房地產變得空前蓬勃，「開發區熱」、「圈地熱」令樓市炒得燙辣，全國竣工住屋面積由八十年代末每年一億平方米暴增至1993年的三億。

再以國企改革為例。以往的國營企業將一切利潤上繳;改革初期，1983年政府推行承包責任制，即上繳指定利潤後剩餘的可作自由交易，卻因造成物價上漲暫停，兜兜轉轉過了五年才再次推行。面對民情，政府如試水溫般一步一步下棋。六四過後，改革卻來得極為大刀闊斧：1992年國家規定國企全面推向市場，自負盈虧。一連串上市、合併、外判或清盤接踵而來。

步入九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步伐截然加快。如女作家王安憶所言，「我們正在以無產階級革命的衝鋒熱情大踏步跨入資本主義」。

六四：歷史轉捩點

怎麼這一切，都緊接著六四而來？

隨改革開放而來的社會動盪，中共不是不知道。早前嘗試「價格闖關」──即產品由國家計劃價格全面轉至市場價格──導致物價暴升。政府面對洶湧的群情，最後也不敢硬闖。

經六四一役，民間反對聲音一下子被擊潰。指向人民的槍桿子開火以後，政權再也毋須顧忌任何社會壓力，任何變革都定能雷厲風行。如一度剎停的價格闖關，在六四後下半年即宣告再硬上弓，後來物價連年上漲，也再沒爆發強大的異議。正如六月九日，鄧小平會見戒嚴部隊高級幹部時發表的講話所述:「也許（六四）這件壞事會使我們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得更穩、更好、甚至於更快」。六四正是那不容忽視的轉捩點：當夜的坦克，為改革碾平了前路。

社會大眾 : 承受劇變

中小學教科書上的「改革開放」，似乎代表美好新一頁的開展;這四個字，卻實實在在地衝擊著億萬人民的生活。藉下崗潮和福利制度，我們可窺視現實中的苦況。

毛澤東時期，國企員工享有各種社會保障，對所屬單位都有著歸屬感。八九過後，改革以利潤至上為原則。為減省成本，數以千萬計的職工被逼退下工作崗位（下崗），被國企「買斷工齡」遣返，即給予一次性的補償金，與工人終止勞僱關係，但僱主本應承擔的退休保障和生活費一筆勾銷。1998年下崗工人的重新就業率為50%，2001年更跌至30%。有的失業後依靠每月僅200多元的救濟金，兩年後不再計作失業時就找散工過活;有些窮得連暖氣費也付不起。2012年獲官方承認的下崗工人，尚有5800萬人。

那社會保障呢？改革前，城鎮居民享有全面社會保障;市場化下，所謂「個人責任」興起，保障性社會支出連年遞降，1992年該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僅0.25%，而同期日本、美國最少也達10%。試想像嚴重通脹下，福利還只降不升，能不惹起民憤嗎？但八九過後，人民並無意識反抗，至1995年中央竟仍能宣稱無力承擔「高福利」，要大部分人不依賴再分配，增加生產力──即特意令人民須拼死工作，才能養活自己。直至後期，中央才開始重視社會保障不足問題。

遍及各地的苦況持續:血汗工廠、賣地拆遷、污染導致的肺癌村、賣血導致的愛滋村……種種荒謬，皆可追溯至八九後急速扎根的「利潤至上」天條。深圳寶安的一個農民說過一句：「改革開放這四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也許有些人沒在坦克下喪命，但就在某處，有些人繼續被市場化的巨輪重覆輾過並且蹂躪。

過渡的神話

話雖如此，中國現在強勢崛起，一切困厄大概都是必要的陣痛吧!沒有六四，哪有今日的中國？

這就是所謂「過渡的神話」。問題是多豐碩的經濟成果也好，遠遠稱不上為廣大人民所共同享有。就算不提分配不公，以當日的殺戮換取所謂繁榮，又是否值得?

今日我們常嘲諷中共7000多億元維穩費比軍費還要高，而持續的政治打壓必須扣連六四，才能被完整理解。政權一直打壓人民之故，正是由於八九延續至今的急劇市場化一直問題叢生，一直惹來反彈，就如無數鍋沸水同時滾瀉，而維穩部隊要分身不暇地找煲蓋掩住。八九民運全軍覆沒過後，人民再也難以組織起來，或在制度中表達訴求，造成種種上訪請願、維權行動、以至罷工抗爭。若是親身走過，恐怕沒人能以「過渡」二字概括億萬人艱辛的一輩子。

統治集團：官商一體

貧苦大眾無聲承受改革劇變，另一邊廂中共統治階層的組成亦翻起巨變。毛澤東時代富戶被狠狠批鬥，自八九過後，資本又重整起來，至2001年起共產黨正式承認資本家為黨員，讓他們大舉加入政協、人大。大部分先富起來的人不是張三李四，正是黨各級領導的子女:全國億萬富豪逾九成為高幹子女，其中約2900人就合共擁有二萬億資產。

暴發戶怎樣在廿年間迅速壯大？「六四槍聲一響，官員由偷變搶」，改革完全摒除了人民聲音，官員貪腐自然叢生。如國企改革時，官員將國有財產以超低價賤賣予私人企業，背後其實自己就是相關私企董事。另一發財方法是繞過農民與村領導洽商買地:北京六圈村一處，官員給農民的收購價為每平方米117元，轉賣的價錢卻是6750元，利潤高達逾5000%。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兩例都是「合法」的市場交易。

八九民運所極力反對的貪腐，變成了鐵一般的中國現實。本來由政府直接掌控的資源被重新洗牌，造成了高幹子弟和資本家晉身統治階層，「掌勺者私分大鍋飯」的局面。

結語：再看遺忘

去年坐在維園裡，我提著燭光和大家一起喊說，我們堅決拒絕遺忘。今年稍稍翻閱歷史，才發現以往的叫喊雖然響亮，卻縈繞著一份空洞──拒絕遺忘，不能僅僅不忘坦克與人民對峙的畫面，更要不忘八九民運發生的緣起與遺痕。

上文只能憑筆者淺薄的認識，勾勒出中國在八九前後被改革撕扯而成的面貌。還望諸位也能感受到六四的重量不僅限於那夜黑壓壓的廣場。它的重量籠罩著今日的中國大地，籠罩著改革開放的歷史長河。